“资产阶级方案”如何走向破产
贾秀堂。
甲午之役后，孙中山决然走上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然而，颠覆大清易，缔造民国难。南京临时政府苦撑三个月后，袁世凯便代替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不断践踏民主共和制度，直至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称帝。袁氏死后，军阀混战，民主共和成为一块招牌。等到曹锟贿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可谓彻底破产。短暂实现与初步挫折。
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当时，村里住着一位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农暇之余，他经常给村童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从那时起，孙中山就认识到清王朝统治的黑暗，萌生了反清意识。
1879年，在长兄孙眉接济下，孙中山远赴檀香山读书。经过一番海外深造，孙中山成长为一名知识青年。之后，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却被拒之门外。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于是，他放弃行医，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 兴中会，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在惠州再次组织起义，队伍虽一度发展到两万人，但最终仍然失败。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华兴会、兴中会、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命组织参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十几个省份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南京临时政府。
从成立之日起，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其存在的90天里，一直没有得到各国列强的承认。同时，新政府饱受经济困窘的折磨。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
更让孙中山头疼的是，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统一。黄兴主张化敌为友，认为只要袁世凯倾向革命，即推举其为总统;章炳麟则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
与此同时，袁世凯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以便从中渔利。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孙中山方面不得不表示：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其必须拥护共和。
有此允诺，袁世凯加紧逼宫。最终，隆裕太后同意与南方磋商优待皇室条件。条件达成后，即以清帝的名义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接任。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法，民国政府设于南京。临时总统改选后，袁世凯需要到南京来就职。但是，袁世凯借口“北方秩序尚未安定”“北京军队需要有人统率”以及“东北局势尚在动荡不定之中”等，坚持暂时不能离开。无可奈何之下，孙中山只得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开府。袁世凯的“三步谋划”。
1913年10月6日，国会举行正式大总统选举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当选，袁世凯命令军警“保护”国会，限制议员自由离开会场。
根据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委员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为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
首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72票，黎元洪得154票，伍廷芳、段祺瑞、孙中山、康有为等各得数票。因无人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袁世凯得497票，黎元洪得162票，仍未过四分之三。
二轮投票后，时间已过中午。议员饥肠辘辘，要求回家吃饭。但“公民团”将会场的前后门堵住，高声喝喊：“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不得不放弃消极抵制的念头，最终袁世凯以507票当选。消息传出会场，“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岁”。
早在1913年7月，袁世凯就开始攻击国民党人是“预谋颠覆政府”的不良分子。就职正式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便密令各省大兴“党案”，凡是侦知为国民党甚至怀疑为参加国民党者，格杀勿论。
据《民国》杂志报道：“京师为杀人总汇，在未解散国民党以前，其逮捕议员，枪毙议员，及以嫌疑遇害者，不可胜计……凡国会议员、省会议员、自治会议员，平日稍有侧目而语之嫌者，先后明杀暗害，悉使之家破人亡而后已。”。
11月4日，袁世凯干脆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国民党的出局导致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被迫停会。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第三步，就是修改《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
1914年3月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修订《临时约法》大纲要求。约法会议立即拟定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
“新约法”规定废除责任内阁制，实行总统制—— 总统有公布法律，提出法律议案，发布命令，制定管制、官规，任命官员、宣战、媾和、缔约、统帅全国海陆军，接受外国大使、宣布戒严等权力。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扩张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8月18日，参议员梁士诒等人又提出修改总统法案。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主要内容为“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参政院如认为有必要，现任大总统可以连任;大总统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等等”。这就实际上确定了大总统的终身制，且可传给子孙，基本上与帝制无异。
1915年7月之前，袁世凯虽有称帝之念，但或多或少还存有一些顾虑。据记载，袁世凯曾与冯国璋有过一番谈话。他感叹：“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子克定，方在病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更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诸子，纵与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王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以吾子孙也！”。
但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8月3日，《亚细亚日报》发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文章认为，帝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德诺的文章去除了袁世凯称帝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其称帝之心愈发坚决。
摸清袁世凯的底细后，一些地方的文武官员派代表进京，并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呼吁赞成帝制，甚至连“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也混迹其中。
10月28日，全国各地国民代表开始陆续举行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会议起草推戴书，袁世凯假意推让。当天下午，参政院再次起草呈递推戴书。翌日，袁世凯表示勉强接受帝位，并发布咨文。
咨文内容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事，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施，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朝贺”，帝制复辟。贿选闹剧与“猪仔国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系。此外，比较有实力的还有盘踞东北的奉系。由此，中华大地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北京政府随之成为各大军阀竞相争夺的目标，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成了武人自我标榜的招牌。
1922年5月，直系战胜奉系，曹锟左右主张发动政变。1923年1月，曹锟派遣心腹在京网罗议员，组织了十几个俱乐部，并给每个议员每月发放津贴200元，另有“炭敬”“冰敬”等明目，为大选做准备。
在曹锟的压力下，内阁总理张绍曾被迫辞职，总统黎元洪出走天津。为了避免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曹锟加紧与议员的幕后交易。经过奔走联络，共争取到200多名议员的支持，还商定事后送给议长40万元、议员每张选票5000元。
同时，为了诱使议员出席会议，议员的岁费改为出席费。每出席一次议会，可支用50元，以每周两次会议计，与每月400元的岁费大体相当，多时能拿到五六百元。故此，一些在上海的议员也纷纷返回京津。
9月8日，曹锟的贿选机关又规定，大选时的出席会议费为2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疗费200元。9月11日，进一步将出席费用提高到500元。
在金钱的诱使下，至9月23日，国会各政团议员超过600人。10月1日，曹锟发出通知，凡去者皆送支票一张。所签支票，据说达573张，每张面额5000元至万元不等。
10月5日，大总统选举会如期举行。曹锟搬弄袁氏老套路，命令全城军警出动，实行戒严，凡议员进入会场者即不得自由出入。因签到者不多，改为不定时开会。大选机关调集100多辆汽车，分途迎请议员。
至11时，签到者仍不过40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只好又派出可靠议员分头拉同党或同乡议员，每人至少要拉来一个，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结果连有些患病议员也被强拉硬拽而来。
下午一时许，签到者达593人，大会得以举行投票。最终，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当天，曹锟在北京正式就职。
据统计，曹锟贿选共用款达1356万元之巨。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会20万余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由于这批议员如同猪仔一样可以用钱收买，故被称为“猪仔议员”，国会亦被称为“猪仔国会”。曹锟贿选成功，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產。
总之，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苦寻救国之道。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方曾以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有效路径。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仅无力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反而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深渊。历史在呼唤更先进的政党、更先进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