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颞绀弩在重庆】绀弩
抗战期间，蒋介石喜欢标榜“艰苦卓绝”，并作为领袖题匾在重庆机关单位中到处悬着。
到抗战中、后期，这个励志语日益变味，社会上有了把“艰苦卓绝”分两节读的说法：“艰苦”是留给广大军民的，要坚持长期抗战，工作再艰难，生活再艰辛，人们都无须叫苦，而应自觉承受。
“卓绝”则成了“作绝”――“官话说尽，坏事作绝”，意思是全民奋起的抗战大潮对国民党政府的疗腐作用为时太短，一当蒋政府退入夔门，重庆成了陪都，且出现了某种偏安局面之时，其专制劣根性就日益暴露了：专制必然产生贪腐，为维护贪腐又得强化统制，恶恶相因中，坏事越做越绝，“雾重庆”霉菌丛生，委员长麾下膨大着一个个发国难财的官僚群体。
这时期要在重庆真正讲艰苦卓绝，除了红岩人外，具有坚定信念的知识分子群中也不乏榜样。
作家聂绀弩，就以其异禀特行傲岸于山城雾障之中，堪称得“尘外孤标，云中独步”。
一 抗战期中，聂绀弩曾两度居停于重庆，莫说摆脱战时的物质清苦，在党政部门中捞个一官半职，甚至跻身高层，对他来说也不算太难的事。
因为他经历独特，和国民党中要角很有些牵着藤藤瓜要动的关系。
在蒋政权派系中，黄埔军人即所谓“天子门生”，若是当年黄埔军校蒋校长率部东征时的黄埔生，那更是嫡系中的金字招牌。
聂绀弩在黄埔军校时叫聂畸，是二期生，东征之役就以从事民众运动而知名，也因此受到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关注。
此役中，他与救过蒋介石命的陈赓，与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是亲密战友，不过谈及这段“怒潮澎湃”的历史，他绝口不提“校座”，只讲他如何在海陆丰办刊物，写新诗。
在国共合作推进北伐中，要选一些黄埔生去苏俄深造，以便回国后担任领导国民革命的骨干。
聂绀弩也脱颖而出，得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赤都受训，他表现得很是另类，他发现中山大学藏书丰富，那些共产党方面的同学大都喜爱文艺，他们离校后，还留置了鲁迅著作和《独秀文存》等等在图书馆内，于是他就成日呆在图书馆里，边啃列卜（面包）边啃书。
那时围绕中国革命的问题，学生中不断掀起争论，斯大林如何说，托洛茨基如何说，布哈林又如何说。
聂绀弩对此一头雾水，不甚了了。
但要谈起鲁迅，谈起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他却如数家珍，还专门上克鲁泡特金墓去作拜谒。
当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之际，中山大学要把一批隶属国民党籍，又不肯像蒋经国那样声明转变立场的学生遣送回国，聂绀弩也因为异行特立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列名其中。
谷正纲、康泽等所谓的忠实国民党员一回到南京，不用说，“诸公衮衮登台省”，立加重用。
即使像聂绀弩那样恃才傲物，落拓不羁的人，那时的蒋派和汪派也都争相罗致，或请到某报主笔阵，或聘到中央党务学校管训育。
他还先后任过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和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倚畀不可谓不重。
当他坚决抗日的主张在官方宣传中受到遏制，上司又要对他摆谱的时候，他那“我本楚狂人”的名士气就发作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南京不辞而别，到东京去会晤他在中央党务学校时辅导过的女学生周之芹去了。
周之芹又名周颖，在南京时也是一风云人物，此时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
这时的师生恋并不是在樱花树下大做绯红之梦。
聂绀弩与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中国留学生胡风等人结为好友，共同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并因此遭到日本警方逮捕，关押三个月后被驱逐出境。
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中的著名左翼作家，也是鲁迅逝世时的抬棺弟子之一。
20世纪30年代的蒋介石，一方面追剿工农红军，一方面大搞特务组织，谷正纲、康泽等人就是特工头目，复兴社太保。
聂绀弩虽是左翼作家，但那放浪形骸、自由散漫的作派，有着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共产党会要他吗？康泽因此把他和蒋介石幕中那位喜欢谈无政府主义的怪老头吴稚晖相类比，认为他是狂狷之士，“聂畸，奇士也”，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康泽在四川搞别动队时最为炙手可热，是川人所谓“打屁都吹得燃火”的角色。
其时蒋介石正在发起“新生活运动”，康泽要到处发表“精神讲话”，就一再邀聂绀弩去成都观光。
当时上海党组织关心长征中的红军，也支持聂绀弩川行，以了解国民党高层动向。
去了成都，康泽对他也说得坦白，不是请他入幕，而是知道他读书最多，希望与他谈话时能随时介绍一些新的知识。
“这不是找个文化奶妈吗？”聂绀弩对这位志大才疏的太保很瞧不起，觉得鄙陋可笑。
更使他受不了的，是康泽在新生活运动中俨然作态装正神，那些捧臀呵屁者竟称他为“康圣人”。
号称有三只耳朵的作家，听得来实在作呕，只好像管宁对华歆那样，割席而去。
抗战军兴后，当年入过中大的国民党人搞起“留俄同学会”，对聂绀弩甚是热络。
康泽还对他说：“我把你当终身朋友，在背后关照你十年了啊！”还说蒋校长老把他往前线派，他若是抗战中死了，还望老同学不吝笔墨，为他作传。
聂绀弩倒也不负所托。
1948年康泽作为内战战犯在襄樊战役被俘，蒋介石为这位忠实学生的“殉国”不胜悲痛，下令厚恤，还要将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县，改为兆民县（康泽字兆民）。
谁知追悼程式未完，就有新华社电讯传来，康泽没死，还在电台讲话中申斥“校长”发动内战为不是。
聂绀驽就在举国讪笑声中写了《记康泽》，为这位长年替“校长”拉战车的走卒勾勒形象，写了讽意不减于《阿Q正传》的“优胜纪略”。
七七枪响后，聂绀弩一心想奔赴华北前线，其时妻子才产下小女儿不久，只好把她们先送回湖北京山老家，自己只身去了陕北。
左联时期的战友都劝他留在延安，毛泽东还在窑洞宴请了他。
聂绀弩在席上讲到国统区情况时，说了“艰苦卓绝”分两节读那样的话。
广大军民不辞艰辛，共赴国难，可是蒋记的内府却充斥着蝇营狗苟，升官发财之徒。
没想到康生冷冷插话说：“聂先生刚才讲到升官发财，言下之意是以升官发财极是一件坏事，其实不然。
”进而发挥说：“我们延安青年就是要涌到各地去升官发财。
去把日本人、国民党占有的官和财夺回来。
”聂绀弩多少知道些康生的来头，其人在莫斯科时总是扮正神样子，因为高深莫测，竟还也有人称他为“康圣人”。
聂绀弩却是对他产生一种生理恐惧，觉得把十个康泽捆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康生的阴阳怪气，最好离其人远点。
于是南下去参加了新四军，与陈毅将军一道月夜行军，虎帐谈文，上鞍杀敌，下马吟诗，好不舒畅痛快。
皖南事变后，聂绀弩在桂林做文化工作，这时因战乱导致的“无家别”也长达五六年了。
妻子周颖先是带着襁褓中的婴儿做群众工作，还参加了抗日游击活动。
后来敌寇铁蹄蹂躏鄂西，她才带着小女海燕逃难入川。
她姐姐周之廉正主持着重庆郊外的北泉慈幼院工作，才使这对母女到重庆后有个托足之地。
周之廉与周恩来、邓颖超同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所以周恩来就叫周颖为妹妹，称聂绀弩为妹夫。
周颖向邓大姐讲了她的苦处。
周恩来觉得南方局虽在安排一些进步文化人撤离重庆，聂绀弩倒无妨回重庆，既照应家庭，也可以利用和蒋方的关系做些“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工作。
可说起去重庆，在桂林是无人不叹“蜀道难”，何况聂绀弩又囊中无钱。
适巧交通部长曾养甫在广西公干，想请聂绀弩去当秘书，还对他说，交通部在歌乐山上有别墅，紧傍着“委座”的林园官邸；还办得有扶轮社和刊物，不愁诗文无地发表。
聂绀弩想的是，交通之长总可以为我解决张车票吧，姑且答应了再说。
回到了重庆，当然要上红岩，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与延安来的老友纵情谈心；当然也要去慈幼院，如杜甫所说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不胜感叹唏嘘。
更为经常的是在张家花园抗敌文协中挂单。
其时正是蒋政府因反共而出现逆流的时候，是胡风笔下所称的“密云期”。
于是在与文友的纵谈中，感叹时政，击碎茶碗有之；抨击腐败，使酒骂座有之。
其时战区扩大，政府要从云南赶修一条国际通道，曾养甫当上了滇缅路督办，一再派车要接聂绀弩去到任履新。
可聂绀弩越观察陪都政象，情绪就越不对劲，他才不肯上歌乐山去扶什么“破仑”，而宁愿回桂林去编《野草》。
那时的滇缅路真个喇叭一响，黄金万两，随便捎点货物回来，在重庆都是利市百倍。
谁知聂绀弩竟弃若敝屣。
有人提醒他说，这时候编杂文刊物可是犯险，闹不好会进集中营啊！聂绀弩就以鲁迅的话作答，“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那时湘桂前线战况不好，深受日寇压力，他所编的《野草》也处境困难。
还有个导因是，编辑部有个叫朱希的人喜欢唱歌，夜里搂着孩子唱《爸爸回来》，歌中有不管风狂雨暴，燕子总会与春天同来的词句。
于是绀弩这条硬汉子就想起他的海燕，不仅失眠，还流泪了。
他是个径情直遂的人，恰又在桂林街头碰上了南京时期的《新京日报》总编辑段梦晖，就直言他想回重庆，买汽车票需要公务人员证章，要向他暂借一用。
他就这么再到山城，一到海棠溪就把这枚证章丢入扬子江了。
二 聂绀弩再到重庆，仍然像当年对曾养甫部长那样，不管昔年的黄埔同学、留俄同学如何显赫，“你占朝廷我占山”，纵有泼天富贵，无奈老子不去何！他从江北建川中学得席课教，在报上发表点散碎文章，权作生计。
生活上的清苦，可举两件小事观之： 《新蜀报》的金满成、陈凤兮伉俪在嘉陵江畔有处危楼，老聂常去下棋，回校时陈凤兮每每要在他口袋中塞点零钞，估计他十之八九没钱乘公共汽车。
他进城到胡风那儿串门，脱衣谈话之际，胡风夫人梅志会顺手把他脱下的面衫揉一把，热水一泡，只见虱子在爬，衣缝里满是虮蛋，估计他只有这一洗一换。
告辞时，老聂却要把濡湿之衣穿走，因为他只有一件可以拜客的盖面衫。
因此，他这年端午节去北泉慈幼院与妻女团聚，就既无糖果，也无粽子，只能以屈原故事去飨孩子了。
北泉慈幼院是由北平逃亡入川的一所私营慈善机构，周之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丈夫陈宗善是重庆大学教授。
为了扶辑流亡，她放弃了安适的生活不过，志愿把这所已失去经费来源的团体承接下来。
周颖带着聂海燕到重庆后，也在邓颖超鼓励下，入院任保育主任，从事战时儿童的抢救和教育工作。
这真是项苦差事，若不是缙云山麓绍隆寺的和尚捐出庙寺，全院师生就连遮风避雨之地都没有。
至于几百难童的生活，则纯靠社会募捐。
聂绀弩到绍隆寺时，见孩子们个个眼大脖子细，就像瘠土上的雏菊。
他给孩子们讲，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者，忠而见嫉，生活清苦，经常采些香草佩在身上，以示精神上的高洁。
他还讲到，在延安，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不那么好，但他总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敌作战，不断写出文章激励全国军民。
他因此写了《毛泽东先生和鱼肝油丸》一文，表示他的关心和尊敬。
孩子们在战时苦难中，过节没有粽子吃，但缙云山中多香草，老百姓就把菖蒲、陈艾悬在门前，用以驱蚊辟邪。
战时儿童就该以屈原和毛泽东为榜样，学好文化，磨砺意志。
将来才有本领写出蒲剑一样的文章，以爱国情怀建设自己美好家园。
话虽如此说，孩子们的体质还是很使他担忧。
因见周颖床下有瓶鱼肝油，就提出来应给海燕增加点维生素等营养品。
妻子告诉说，由于长时期营养不良，院生得夜盲症、脚气病的比比皆是。
鱼肝油是募集来的，只能隔上一段时间，由孩子们排成队、张开嘴，在每个人口中滴那么三两滴，哪里敢额外照应自家孩子。
当爸爸的不能常来看孩子，时不时的也该给女儿写封信，亲情是比鱼肝油还“维生”的维生素啊！ 攸忽到了1945年的端午，在城里忙着编副刊、写文章的聂绀弩就想起妻子的叮嘱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抗战烽火可不止三两月，而是连烧了七八年啊，逃难入川，一直在慈幼院长大的孩子能不想家，能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弟吗？这是他亲眼见到的：慈幼院收到难童的家信，总是由老师在饭堂作宣布，顿时一片欢声。
若是由沦陷区辗转寄到重庆的信，师生还会喜极而泣。
得到信的孩子好不使人羡慕，读信也成了大众节日，你传我传，就像挨个儿接食鱼肝油。
时才8岁的海燕当然也渴望有这样的来信，也成为饭厅欢声中的公主。
于是，聂绀弩在给妻子去信时，附了一页给“亲爱的女儿”的信。
海燕知道这次妈妈信中也有爸爸给自己的信，真是雀跃不已。
遗憾的是信封上不是写的聂海燕，尽管如此，她还是求老师在开午饭时当众宣布，再由她上台去接。
然后她把信皮藏起来，把信笺分送给老师和同学们看，欢乐共享。
信的内容小海燕早熟得来能够背诵了。
其时重庆市内有霍乱流行，就是市民闻之色变的黑死病，虎列拉。
政府当局防范无术，救治乏力，仓惶中就不准瓜果上市，强令倾倒入江。
聂绀弩非常不赞成这样的作法，认为霍乱暴发源于窳政，如果说根本性的民主改革还说不到，从治标来说也该大力改良市政，加强公共卫生措制。
用不准吃瓜果来减少传染，既伤农又于事无补。
茄果之属只要在食用前消毒洗净，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看看被强行倒入江中的桃李，他就想起慈幼院中那些瘦削的脸庞，过于严肃的话题不好向孩子讲，转而编好玩的给孩子们逗乐，他说，种桃的老农民舍不得把果子往江里泼，他也认为抛撒果子可惜，就对老农说：“你不必泼倒了，挑到北泉慈幼院送给我的女儿聂海燕吧。
我先把脚钱给你。
”…… 战时儿童难得有水果吃，而这是桃子，一大挑桃子啊！天真的海燕可是认了真，悄悄向同学们许愿，桃子到了如何分吃。
老师们也不说破这一点，反倒凑趣地向管门的老大爷“打招呼”：“送桃子的来了就叫他担过来，那是聂海燕的呀！” 于是小海燕盼呀盼呀，一有空就去院门边眼巴巴地守着。
到开晚饭时见不着人，周颖和老师们到处找。
原来她出了院门，正在由嘉陵江上山来的路口处蹲着哩。
这事反馈回聂绀弩那儿，使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痛感平日对孩子关爱太少，这次以书信方式来满足孩子的亲情渴求，却又偶一诙谐，给他视作天使的女儿造成了精神伤害。
他想起了鲁迅的《风筝》，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越想越觉内疚。
他写了《后悔》记述其事，说他“其实真想买一挑桃子给女儿送去，要不是太穷……” 作家的内心痛苦可不止是表现于文。
有天傍晚，一个《新民报》的职员发现一个瘦高个在嘉陵江边跌跌撞撞地走着，口中不断念叨着什么。
这不是聂绀弩吗？走近一看，真还是他。
原来他是一个人喝闷酒喝醉了，不知道怎么就到了江边。
问他到哪儿去？他指着上游说，他要上北泉，他要去见他的女儿……这回要不是有人拦了他，恐怕真要成为汩罗江中屈子，采石矶下李白了。
其时中国劳动协会总会要迁回上海，重庆留了一大摊子事要人管，就请周颖留所担任工人福利社主任。
谁知重庆虽大却没有这三口之家的容膝之地，聂绀弩只能带着妻女在通远门边去挤《真报》社的天棚。
城门口一带劣人多，不知几时有小偷光顾，把一家人行李偷得精光。
周颖只好带着小女去住福利社。
小偷只是盗物，大盗却是窃国。
抗战后的国民政府搞“大接收”，“接（劫）难”就大出意外地落到他家人头上。
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溪口的时候，与宋希濂、关麟征等学生总结失败教训，列为第一项的就是“接收”。
然而这是他垮杆的时候，抗日胜利之初可不如此，那时他是“总接收”，好不气焰绝伦。
而且作为“唯武力论”的他，失败后所见也仅止于军事，不承认病在专制，军事溃败是总体溃烂的一个表现。
既然具有长期性和总体性，“接收”这个痈疽就不只是在沪宁平津地区发臭流脓，重庆也有这样的恶疮在红肿疡化。
1946年8月6日的“接收”劳协，就是恶疮绷不住而破了皮的一大症状。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下面有两大御用团体，一是刘野樵为头子的市农会，一是谭泽森、邓发清等为头目的市工会。
这些人实际是码头上的把头、流氓、袍哥大爷和长期压榨工人血汗的工贼。
在破坏政协决议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中是臭名昭著的打手。
抗战胜利了，沦陷区变成收复区，“重庆客”假接收之名，能很容易地将房子车子揽入私囊，“五子登科”，留在重庆的魔头们眼红了，也想找个地方接收接收。
于是盯上劳协。
因为劳协是参加了世界工联的劳工团体，在国际支援下很办了些文化福利事业，如重庆的美工堂电影院、劳福医院等等。
市工会中的饿狗想吞噬这块肥肉，早就喉咙管里伸出爪爪了。
谁知劳协理事长朱学范不肯就范，反去和陕甘宁工会相联合。
这就批了逆鳞。
重庆市党部秉承最高旨意施加压力，先是通过中央社发消息，说朱学范在较场口事件中作指挥，造成工人互殴，劳协应加取缔。
进而散播谣言，说重庆劳协用美国工人捐的钱款购买枪枝，是共产党组织暗杀团的窝点。
无奈党棍手法太过拙劣。
较场口暴行为几千人所目睹，被特务打伤的劳协工人正躺在医院里就治。
在民愤加舆情谴责中，中央社哑了火，这个奸计未能得逞。
可市工会的走狗们实在按捺不住，他们要论功行赏，“整吞劳协”的事让南京去办，重庆方面先把劳协的福利部份接收了再说。
这一来，周颖首当其冲了。
她的回忆是这么说的―― （8月6日）天刚亮，山城还沉浸在浓厚的朝雾里。
猛然而急促的拍门声把我惊醒。
披衣起床开了门，一群彪形大汉塞住了我的房门。
我一下楞住了，是土匪？是强盗？正当我莫明其妙的当儿，大汉群中一员递给我一件公文，是重庆市政府令重庆市总工会接收劳协福利社。
接着便不由分说，这群大汉把我推推拉拉，拖出了房门。
这时楼上楼下站满了得意洋洋、胸佩黄布条的便衣和拿枪的便衣，还有警察。
几条高大的狼狗，在地上来回走着。
彪形大汉们把我拉扯到了隔邻的美工堂电影院，这是我们福利社所举办的事业之一。
此刻路上的交通已经断绝了，美工堂也同样围满了便衣和持枪的人。
就在这里我遇见了重庆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和该会理事徐纯武，他两人胸前也挂着黄条子，上面写着“接收代表”。
看到这些丑剧中的丑角，我的愤怒忽然变成了幽默。
我开口就说：“是怎么回事？谭先生，你们迷了路吧？怎么上这里来？这里不是收复区呀！……” 周颖的回忆没有讲一件事，就是9岁的海燕在她身边。
这个与抗战同步的小女孩非常害怕狼狗和狼狗一样的特务，但又勇敢地与母亲寸步不离。
这些恶棍们一个劲地逼着周颖在“接收文件”上签字，周颖就是不签，也不交出簿册和钥匙，同时为福利医院中传出的呻吟声不断提抗议，要求警察撤退，好让医院人员为病人打针服药。
这样从清晨一直对峙到下午，她和小女儿一口水也无法喝，她偶尔瞥一眼海燕，心里不免也有这样的闪念：绀弩在旁边就好了。
这场“接收”闹剧发生时，正好《新民报》的姚江屏去了劳协，这位记者说：“当我正和劳协的朋友寒喧时，宪警便衣突然包围了大梁子，把一个小小的劳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一般。
特务们不由分说把我也当成劳协的人员集中排队。
当他们按劳协的花名册清点人时，才发现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这时我亮出《新民报》记者身份，特务们面面相觑了。
几个人在旮旯里商量一阵之后，便‘笑脸相送’，并约法一章：即不要报道查封劳协的消息，把我释放了。
” 姚江屏回报馆后立即告诉了在《商务日报》编副刊的聂绀弩，聂就去星庐找到了《新华日报》采访部的邵子南。
这时周恩来已带了中共代表团去南京，中共四川省委公开，吴玉章任省委书记。
省委分析了这一事态后，指出蒋总裁实际是“总接收”，为了独裁，劳协势在必吞，吞咽不下就控词陷害，进行政治打击。
重庆的党棍和工贼没能领会党魁意图，一心只想接受福利社，只想搜到“美国工人的捐款”，实在说是干了蠢事。
既如此，聂绀弩就无须多出面，且让这场丑行充分暴露后再作追击。
果然，“接收劳协”事件遭到中外舆论同声谴责，9岁小女孩也被关进重庆来龙巷的刑警监狱，更是使人愤慨。
美国劳联、产联两大工会还要美国使馆把抗议信直接交与国民党政府。
于是住在牯岭上的蒋总裁就不凉快了。
他把劳协理事长朱学范由上海招上庐山，也不听他谈在重庆武力接收劳协福利社是怎么回事，只是说：“我都知道啦，你们打算怎么办？”朱学范说：“我们要求很简单：一是放人，二是还物，三是以后不要再发生此事。
”蒋说：“好的，好的。
你回去后，要把劳协从政治上整顿整顿。
”谈话中，朱学范发现美国特使马歇尔也在蒋的客厅里。
哦，原来如此。
重庆方面，这次带队搜查福利社是刑警特务陈铁夫，因为没有搜到想象中的美钞，很是丧气。
情急中再出毒招：一是指控朱学范贪污，一是说周颖是“共匪”聂绀弩之妻，重庆劳协与中共勾结，福利社有“暗杀团”章程和名单，在接收中搜出来了。
这些“罪状”都由陈铁夫们以市工会名义交与法院，过堂之后就要将周颖锒铛入狱。
谁知蒋介石庐山召见的消息出来，于是就像猪尿脬丢进刺芭笼一样泄了气。
周颖母女也就放出来了。
吴老说，打退“接收”只是过了一劫。
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易招特务注意，只好把海燕留给父亲。
于是这个从来不治生业也不会安排生活的文化人只好父兼母职。
工作忙了就让小海燕给个亲戚管着，若是有暇就召到身边，教她读书，教她为已去香港的母亲写信，总是亲昵地称她为“小妹”，在难得一享的天伦之乐中共度时艰。
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战时颁行的新闻检察制度不灵光了。
由《新华日报》带头，各报刊和杂志社纷纷“拒检”（拒绝新闻检查），重庆舆论界出现了短暂的“沙漠之春”，不仅报刊增多，还在民主潮中大张结束训政、民主立宪的言论。
迫于形势，蒋介石在政协开幕会上也假惺惺地地讲了“四大诺言”。
主要一项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于是，冲破思想网罗，冲开文化闸门的潮流更是汹涌。
聂绀弩就是这个时期的冲潮人。
他先后在六家报社编副刊，营垒布阵，同时写作能量也大释放，出现了继《野草》之后的又一个杂文丰收期。
聂绀弩待人平易而疏放，不管在哪家报社，发稿后就常和工人们一起吃小面，喝盏单碗，若没烟抽，也坦然地向师傅伸手。
对文友更是坦诚相交。
但看来上善如水，胸中都有感情流动，闯上了也会刚烈如火。
这是家对外不发稿费，内部也主要是打平伙的报纸型周刊。
报馆在通远门旁的兴隆街，为编辑们提供的宿舍是比上海亭子间还要低窄的阁楼，只能钻进去睡觉，直不起腰。
聂绀弩称之为“通远楼”，意在物资条件的菲薄不足道，只要能够有地方说些“通远”的话也就行了。
对国民参政会中要求扩大民主的参政员，如黄炎培与陶行知的访问记，就是他以记者身份采写的。
抗战胜利后，这个小小的编辑室就成了以聂绀弩为中心的议政茶座，对政协会议中的各派交锋，经常各抒己见，谈笑风生。
有一天，大家正为开放党禁的事谈得热闹，说国民党方面大有招架不住之势。
有个姓李的职员也踅入室中，他长期在国民党机关中当文书，“等因奉此”已成思维定势，就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共产党这次可勇敢了，打日本鬼子是不是这么勇敢？”据当时在场的《真报》社长赵则诚说，此话一出，正在埋头写文章的聂绀弩二话没说，忽地拿起桌上带盖的茶杯，连茶水一齐掷向那个家伙头上，同时大声骂道：“×你娘！你知道共产党打鬼子不勇敢？”聂绀弩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拍案后还要转过写字台来打那家伙，吓得其人逡巡而退，不断嗫嚅着：“就是我不对，聂老也不该打人嘛！”后来得知聂绀弩是带笔从戎的新四军战士，真正在前线打过鬼子，才知道是碰上“硬火”了。
聂绀弩因为自己想办个刊物迭遭碰壁，才转而去给一些报社编副刊。
除《真报》外，还先后为《客观》（即后来的《观察》）编副页，为《商务日报》编“茶座”，为《新民报》编“呼吸”。
新闻界人都知道，报纸要靠新闻吸引读者，靠副刊留住读者。
副刊又怎么能够与读者保持经常性的精神联系呢？出酒有两大要素：一是料，一是酿。
要讲写文章的来料，当时重庆城“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俯拾即得，丰富得很；但要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好文章，那就得有“酿”的功夫了。
“马上戎衣天下士”的聂绀弩，就是当年重庆新闻界，特别是杂文界中的“酿酒大师”。
他自谦“是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并没有受过正式而系统的教育，但也如他《散宜生诗・后记》中所讲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育，是学会了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有了“回头再看中国的整个历史和历史上的任何文献”的理解力。
再加上他在重庆这个八卦炉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因而更能识妖烛怪、洞隐发微。
他又有一支堪称“铁如意”的生花之笔，大局着眼，小处着笔，比喻巧妙，引申自如。
既使妖魔辟易，魑魅形现，却又让反动派芒刺在背，抓搔不去。
有这样的人立笔阵，当然会招来好稿，激动人心，报馆经理会为发行量的上升十分高兴。
然而重庆毕竟是反动势力经营了多年的老窝子，只要聂绀弩在哪儿任编辑，那儿就有特务追踪，特别是有家叫《新华时报》的特务报，简直就是他的狗仔队。
尽管聂绀弩有反文化围剿的全套本领，善于筑垒作战，行文绕过暗礁，安排版面费尽心思，报馆还是要受到来自党团方面的警告与威吓，说副刊上言论出轨，危害民国云云。
因而聂绀弩很难在一个地方呆得长，要被迫不断地转移阵地。
聂绀弩在评《红楼梦》一书时说过：“人反非人，爱反非爱，民主反封建，是斗争。
非人反人，非爱反爱，封建反民主，就是吃人。
”聂绀弩重庆时期的编报总方针，作文总主题，就是：“人反非人！”他认为皇权专制几千年，蒋介石专制几十年，人成了奴，人性严格遭受扭曲。
抗战胜利及民主建国的首务，就是要使中国百姓从非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人，进而成为能自觉掌握命运的巨人。
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他为《新民报》编副刊《呼吸》时写的发刊词中。
删节可惜，全录如下―― 我不会唱歌，也不会听歌，对歌名和歌词都很少注意，好像一个什么歌里有这样两句：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这样自由呼吸！ 现在就借作《呼吸》的开场白，无须改动，只须在自由两字上加点桎梏似的引号，使它成为“自由”就行了，而这两个字本身的形象就有点像桎梏，汪子美的漫画早就表现过，那么甚至引号都不必加。
呼吸是重要的，在“自由”中呼吸是重要的，自由的呼吸是更重要的。
让我们呼吸吧！让我们在“自由”中呼吸吧！让我们从“自由”呼吸到自由呼吸吧！ 聂绀弩在重庆时期的文化斗争，就是在“从‘自由’呼吸到自由呼吸”。
这是戴镣铐的跳舞，手提肝胆，心系风云；傲骨��，才气纵横，他为读者留下了多少好文章呀！治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年重庆报刊杂文栏里“耳朵”多。
因为聂绀弩要不断改变笔名，将聂字或拆为耳耶，或拆为二邪，以避敌方耳目。
但他那看似信手拈来，却又极具深意的起兴；看似旁征博引，却又将抨击之矢直射反动制度的发挥；寓热情于冷诮；出严肃于滑稽，真是雄奇文有悲风响：不管搞文化统制的一方加什么桎梏，就如鲁迅先生所指出：“能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
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比如《封神榜》吧，那是装神弄鬼之书，正人君子们好像不屑说它，但在聂绀弩看来，搞假行宪的蒋介石专制政府，是不断地在鬼闹台，就武王伐纣题材，借《封神演义》人物，写了《论通天教主》、《论莲花化身》、《论申公豹》等系列文章。
在政协谈判时期，聂绀弩笔下的“申公豹”，有如将饕餮铸于鼎上，对那些头脑朝后，背向前进的假民主人士，真是入骨附体。
至于不同的体裁形式，聂绀弩也是文武昆乱不挡。
比如传统诗词吧。
毛泽东来渝谈判时，《新民晚报》刊发了他的《沁园春・雪》，大大地震动了山城政界与词坛。
聂绀弩就写了《毛词解》，指出毛泽东词中所说“风流人物”指的是人民。
并也倚声写了一阙《沁园春》，痛批易君左等反共文人的歪曲是“惯驶倒车”，“常骑瞎马”。
再如有美国人私带大熊猫出境，过海关时报的是哈巴狗，弄到美国时到处办展览，轰动一时。
不想这头“宠物”死了，蒋政府不追究“逃关”事件，反倒饬令四川猎户再去猎头熊猫，捕获后连篇累牍地发消息。
不幸的是这头熊猫在追捕中受伤，在上海抢救无效死了，聂绀弩就写了悼诗一首： 尤物人间何处寻？ 汶川四境柏森森。
可怜弱土藏殊色， 竟有强邻慕好音。
万里和番天下计， 一身报国女儿心。
专机未发香先殒， 好使洋奴泪满襟。
冷诮隽永，一时脍炙人口。
至于文化统制方加来的种种桎梏，报馆老板认为不能不遵，绀弩则会变看法子搞什么“废稿示众”、“不刊稿示例”，遵又不遵，使违制文字保存下来。
使统制官员如患感冒，鼻翼酸痒，喷嚏却又打不出来。
然而政协时期一过，专制政府就连这种戴着桎梏的呼吸也不让你呼吸了。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政府封了《新华日报》。
3月1日，禁了《民主报》。
《新民报》是民营报纸，生存不易，这时就很惴惴然，不知他们的聘用聂绀弩编副刊会不会贾祸。
3月7日和9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职工分两批撤离重庆。
3月17日，胡宗南指挥“遭殃军”打到宝塔山下。
也就在这一天的傍晚，重庆警备司令部也出动部队了，目标是《新民报》。
但出师的题目却有点怪，说在国军围剿延安期间，《新民报》副刊上竟登了篇《无题》，说有军人欺凌百姓，在市场上强行低价买菜，菜贩不从就遭打骂。
这些警备部官兵将报馆围住后，就将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找来，说是侮辱了国军，要报馆交出《无题》的作者和编者。
一定要当面说清楚事实来源，若是真有强买强卖，警备司令部一定要惩治肇事部队；如果说不出，编辑人就要按破坏戡乱、败坏国军声誉治罪。
《新民报》的主管人明知是冲聂绀弩而来，不敢交人，只好答应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在《新民报》上登道歉启事半个月，另在重庆各报再登三天，以恢复国军名誉。
还同意警备司令部派一连兵驻守报馆，盘踞监视。
呜呼！在这种情况下，聂绀弩就是戴着桎梏的《呼吸》也“呼吸”不下去了，只好终刊。
在终刊号上，聂绀弩为刊头加了黑框，表示“呼吸”停止，然而《呼吸》停止是不是就意味着死亡呢？哪才不是哩：细心的读者在题头下会发现有三个字：逍遥游。
“逍遥游”出自《庄子》，说的南方有鹏，北海有鲲，其时在北方，陈毅指挥解放军刚刚打了莱芜战役，活捉了国军司令李仙州；在南方，香港成了民主人士集会地，不断发出讨蒋檄文。
聂绀弩是北上或是南游了呢？不知道。
但读者在会心中都认为这是篇有题无言的至文，是聂绀弩在重庆时发表的文字最少却余韵不尽的一篇杂文。
事实上聂绀弩并没有游出重庆，他去西南学院当教授了，开的课是文学，讲的却是中国历史。
平时很少进城，而是在南泉虎啸口听涛声。
他听到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争温饱的怒吼声日益增高，估计反动派会因失败而更趋猖狂，果然，这年的6月1日、2日，重庆的军警宪特进行全市大逮捕，西南学院是逮捕行动的重点，聂绀弩又是重中之重。
没想到因为要逮捕的人太多，特务一方就出了闪失。
他们在校园搜捕中碰上了聂绀弩，却又觉得其人不像教授，就手持名单向他打听：“你知不知道这个聂什么弩住在哪里？”老聂就以学校太大，人生地不熟为借口，将特务支开去，然后绕岔路去通知与他同住的孟超，迅速撤离了这一危险地带。
但是既重义气又富侠气的聂绀弩并不鸿飞杳杳。
“六一”大逮捕发生后，重庆各阶层人民都十分愤慨，西南学院的师生大力开展营救活动，正义的抗争大有自学生运动走向人民运动之势。
于是聂绀弩进城来了，他非常关心在新闻界抓了哪些人，新闻团体应如何声讨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
他去到《新民报》，把报馆中人吓了一跳；去到《商务日报》，又把报馆中人吓了一跳，都说他名声太大，重庆无人不识君，没有被抓已是邀天之大幸了，怎么还敢关心别人并组织营救呢！但是明哲保身不属于他，一有风吹草动就远引避祸，舍躯保子，聂畸就不奇了。
天下无人不识君诚有危险，但也正因为到处都有朋友，也就可以到处得到庇护，大有活动空间。
他就这样在缇骑纵横中作山城行走，直到1947年11月，方始筹到旅费，买舟东下。
这时，郭沫若、夏衍、沈钧儒等民主运动领导人都到了香港，他的老伴周颖也在香港。
他就准备取道上海，再行南旋。
1934年他在鲁迅先生支持下编《海燕》时，孩子还在母腹里躁动，经过了八年抗战和战后的民主斗争，小女儿海燕的羽翼也在长硬了，他这只老海燕又何须怕什么阴霾厚积，雷鸣电闪呢。
他离开重庆只是转移阵地，去迎接民主反专制，人反非人的大决战，心中涌动的也就是“海燕之歌”――暴风雨，让暴风雨排山倒海地到来吧！ 责任编辑 村 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