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诗人朱英诞]朱英诞

即便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恐怕好多人不知道朱英诞是谁。

作为一名诗人,这是他的悲哀。

然而,这种局面现在要被打破了。

最近收到陈均先生寄来的《新诗评论》2007年第二辑(总第六辑)以及《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四期。

这两本书里都收录有《朱英诞专辑》――不妨把这看作是朱英诞被重新“出土”的一个重大信号。

这一册《新诗评论》由陈均主编,其中有两个专辑,一是《林庚纪念专辑》,二是《朱英诞专辑》。

这两个专辑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篇幅。

朱英诞(1913.4.10~1983.12.27),本名仁健,字岂梦,笔名有朱石笺、庄损衣、杞人、瑁朗、净子等,生于天津。

他是朱熹的后裔,他的父亲朱绍谷擅长诗词,少时享有“神童”之誉。

1928年,朱英诞入南开中学,未满一年因摔伤而休学。

1932年考入北平民国学院,与李白凤同学,时林庚在该校任教,三人常在一起写诗论诗。

1935年秋,朱英诞林庚的介绍下结识废名,从此在诗坛追随林庚废名二人。

不久自费出版诗集《无题之秋》,此系诗人生前唯一一部公开面世的著作。

1940年至1941年朱英诞在伪北大担任讲师。

沦陷区的文坛,朱英诞非常活跃,发表大量诗文,曾与沈启无一起编辑《文学集刊》,并编选废名沈启无的诗合集《水边》。

解放后朱英诞在贝满女中教书,直至退休。

后半生一直坚持“民间地下写作”,留下几千首诗和大量遗文,均未出版问世。

1983年逝世前的半年里他写下两万字的自传《梅花依旧》,极具现代文学史价值。

他所补充完整的废名的《新诗讲义》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新诗讲义前半部分为废名的《新诗讲义》(世人误为《谈新诗》),后半部分为朱英诞所添加,并对前半部分进行了评点。

一部完整的新诗史著作终得完稿,此真可谓现代诗坛中师生合著一部诗话的佳话。

朱英诞文章选辑》共收录朱英诞的文章31篇,大多是朱英诞关于诗歌或诗人的见解,颇多独到之处,有些还起到了丰富文学史料的作用,而这些文章又多半系“地下写作”,未曾公开发表过。

如《苦雨斋中》《废名先生所作序论》《俞平伯小识》《水边集序》等很值得关注,为相关人物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材料。

又如沈启无的学生、朱英诞之妻陈萃芬在《关于诗人朱英诞》的回忆中明确指出,周作人被刺沈启无确实是替他挨了枪的,并不是周作人在《元旦的刺客》一文中回忆的,沈启无声称“我是客”来转移刺客的注意力,这无疑为周作人被刺事件提供了新的史料。

此外《朱英诞专辑》对于研究“废名圈”之现代派遗脉在沦陷区的发展历程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喜读之余,不免也有遗憾,主要是时间考证及校订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林庚纪念专辑》中收录了林庚写给朱英诞的十封信

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早在《信及诗》一文中介绍了废名朱英诞林庚朱英诞的信,明确指出林庚朱英诞的信发表于《辅仁文苑》第二辑,并在文中做了摘录。

因此,今日研究者所言“辑佚”恐有不当。

而且“辑佚者”在辑佚附记中对信的写作时间判断是有问题的。

“附记”云:“这十封信中,前八封写于北平,约为1936年,九、十三两封,则分别写于1938至1939年。

”其实,从三封信所谈《冬眠曲及其他》出版之事来看,第一至第三信写作时间是1936年。

第五封信中有言:“文楷斋书尚未送来,想须过了元宵也。

元旦新春无事,即问安好”;“象贤信原能面转”。

第六封信有言:“象贤亦从青岛有信来。

”按:象贤即朱英诞的同学李白凤,1936年夏大学毕业后往青岛。

以上说明在写第五、六封信时,李白凤已不在北平,而在青岛。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第五封信是1937年新春之时(旧历元月)写的,而第六封信则稍晚(按:整体而言,此十封信的时序应该是从先到后的,当初作为收信人的朱英诞已编好)。

又,第四封信录有《冬之情曲》一诗,时间当在元旦之前,应为1936年末。

第七封信有言:“苦雨斋之聚亦仍照常,惟少见废公及吾兄耳。

”又以为朱英诞“或已赴津”。

此信写作时间应在林庚离开北平南下福建厦门大学之前。

按,林庚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往天津,再经由香港于9月到厦门大学。

可见此信写作时间当在七七事变之前。

又,信中云“今日午后拟视常出星先生,明日得暇盼能来一谈,当不出门也”,“常出星先生”疑为“常出屋先生”之误。

废名一度卜居于西山,周作人请沈尹默为其书斋题名为“常出屋斋”,后来在周作人、俞平伯、沈启无、林庚等师友圈子中常以“常出屋”、“常出屋斋兄”、“常出屋斋居士”称呼废名,这类称呼也时常出现在他们的书信中。

而“星”又与“屋”字形相似,所以“常出星先生”疑为“常出屋先生”之误。

第九封信中提到“戴望舒诸人均在港,近来亦不作诗人了”。

按:戴望舒到香港的时间是1938年5月,而信的落款时间是“十月五日”。

此信写作时间是1939年10月5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组信是发表于1939年12月的。

这说明此信的写作时间应是1938年10月5日。

第十(标题作“十三”)封信写作时间落款是“五月二十九”,疑即1939年5月29日,刚好在写第九封信的时间之后。

但信中云“得废公书,始悉仍在平也”,则很奇怪。

废名是1937年12月离开北平的,1939年时怎么可能“仍在平”呢?只好存疑,以待方家解释。

另外,在《朱英诞文章选辑》的许多文章中出现方格,不知由于是原刊脱落还是不可辨识。

记得有一次《废名年谱》作者陈建军曾向我出示过朱英诞废名沈启无的诗合集《水边》作的《水边集序》复印件,并元脱落之迹象,而在《新诗评论》中的《水边集序》中,“然而走后我才又沉淀的觉出不妙,无可奈何花落去矣”一句竟脱落一“淀”字。

现在这本《朱英诞文章选辑》的一大缺憾是没有收录朱英诞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希望在废名朱英诞合著的《新诗讲义》出版之后,能引起研究者及爱好者对朱英诞的关注,早日有人为他出版诗集。

这么一个在沦陷区具有重大影响的诗人,长期以来居然未被写进《现代文学史》,甚至连《沦陷区文学史》《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亦未提及。

我想,文学史之视野不该如此狭隘,我们应当在中国新诗史上记下朱英诞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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