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住证和被撕裂的“北漂”文化】 北京文化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这句著名的话经常为人们所引用,每每想到这句话,我总很奇怪地把它和“自由迁徙”这个词组联系到一起,脑海中浮现出纳西族东巴经《鲁般鲁饶》开头所描述的场景:“远古的时候人类的迁徙从居那若罗神山下来,所有的鸟儿从居扣坡飞来,所有的流水从高山深壑中下来。

在人类生息奔波的大地上,畜和畜神迁徙去了,谷和谷神迁徙去了,人类和生殖神也迁徙去了,偏偏就没有看见青年人的迁徙

”   现代社会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两个异国之间的城市,乘上飞机几个小时便可以到达―可这只是旅行,远远没有迁徙所蕴涵的自由成分和浪漫意境。

我常幻想在远古时代,人们随着季节的变化,追随着丰茂的水草和累累的果实翻山越岭,在大自然中随时安下自己的家,住得不爽了,可以随意地带着自己的财物另觅佳处。

可现代文明让“自由迁徙”在慢慢成为绝响,出于对劳动交换和物质交换便利的考虑,人们发明了一种叫做“城市”的怪物,大家的肉体在城市里摩肩接踵,精神上却日渐疏远。

有的城市为了保护自身和原住居民的利益,为了拒绝其他人等继续向这块看不到水草但却看得到金钱和荣誉的地方进发,发明了一种社会屏蔽的制度,这种屏蔽制度落实到一张纸上,便诞生了一张名为“暂住证”的小本本,除了强制性办理之外,持有此证的人们只能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贡献,而不能得到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保障。

这样的怪物城市有很多,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经济愈是发达,政治地位愈是重要,愈显这个“小本本”的“威力”。

但事实证明,自由的人口流动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由17世纪开始的北美移民潮,不仅加速了北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也让整个世界为之面貌一新。

潮流是永远不可逆转的。

北京奥运会期间,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重新加强了行将成为历史的“暂住证”的管理力度,要求外地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和居住登记,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暂住证”最后一次服务于北京这座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

网络上,一著名主持人声称,每次出门必自觉携带暂住证,招来了网民一片批评之声。

同样在网上,也有人发文称坚持不带暂住证,与警察正面“冲突”以维护公民权益―很显然,他的理直气壮并没有招致麻烦,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警察友好而无奈地对他进行了放行。

在深圳,实行了20多年的暂住证制度于今年8月1日被居住证制度所取代,官方声称,居住证强化了服务功能,使来深建设者和户籍人口同样享受到了“同城待遇”。

而专家的解读则是,居住证消除了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感,包含了赋予他们“国民待遇”的深刻含义,体现了社会观念的进步。

但记者采访发现,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表示,没有发现居住证暂住证有什么大的区别。

这个结果不仅使深圳居民失望,也让更多关注深圳户籍改革的人们,感到自己不过是白激动了一场。

既然要给外地人员以“国民待遇”,那么何妨不直接跨过“居住证”这个过渡性质的行为,直接将自由迁徙的权利还之于民?既然没有做好放下身段无条件接受外来建设者的准备,何必多此一举徒增中间环节?相信等待这一制度彻底废除的人们,已经不在乎再多等几年,只是不希望等到的是换汤不换药的官样文章。

身处北京,能切实感受到它的文化包容,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最好的文化气氛,可以触摸到最多元的文化气息,但暂住证却如最后一根鱼刺,梗在无数外来文化工作者的喉咙上。

第一批北漂作家中的代表古清生在一篇名为《我是北京人吗》中这样写道:我在北京生活14年,出版了20多部作品,外出行走和采访均被称为“北京作家”,我也一度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但一直没有的北京户籍却让我感觉到,再以“北京作家”身份自居有点行骗的味道。

在2008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北京人。

古清生的心态,代表了一大批北漂文化人的心态,在草场地艺术区,在宋庄画家村,在散落京城各个角落的外来人之中,北京仍然是他们追求梦想的舞台,但却永远成不了他们的心灵栖息地。

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北漂文化”热,曾被理解成“激情、梦想、坚韧、奋斗”等振奋人心的词汇的代名词,无数人在北漂故事的诱惑下前来北京,也正是他们的参与,让北京文化流动了起来,一度,这座城市被形容为“19世纪的巴黎”,充满了浪漫的人文气息。

但这些年来,“北漂文化”逐渐降温了,这里面有商业冲击的影响,也少不了社会壁垒引发的群体性沉寂。

当一个城市被外来者当作豪赌一把的赌场而不是可供依恋的家园的时候,它是悲哀的―北京如此,其他受困于制度缺陷的城市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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