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工程”几时休？——政绩工程现象的法理思考
「摘要」政绩，本来是个很“正派”的词。
自古以来，政绩都是用来衡量大小官员称职与否的一把界尺。
然而其近来却与“工程”惹上了麻烦。
其实，也不是“政绩工程”的错，关键是它被个别利令智昏的官员当作了欺下瞒上的幌子。
这样一来，它也就变了味，成为当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此，本文打算通过对政绩工程现象的成因分析，谈一点解决此问题的粗浅的想法。
「关键词」政绩工程;政治体制;考核制度 一、;引言：千奇百怪的政绩工程 近年来，我国的“大事件”可谓是彼伏此起，让人应接不暇。
真是这厢葫芦还未按下，那厢又浮起了瓢。
可谁又曾想过，老百姓是怎一个“愁”字了得？说到政绩工程，在我国应该是古已有之的，且其历史渊源可谓久远。
战国时，蜀郡守李冰父子率众修筑的都江堰，历2000多载而不废，至今仍泽润川西千万亩良田；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为开浚西湖，取湖泥葑草筑成苏堤，至今仍是西湖美景之首。
这样的政绩工程已然流芳百世，还会遗惠后代，当然为老百姓所传唱。
然而当下揭露出来的“政绩工程”却成为腐败工程、形象工程、垄断工程的代名词，收获得无疑是劳民伤财、民怨载道。
前安徽省副省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可谓是;“政绩神话”的绝佳导演。
由他一手缔造的阜阳三大神话都无疾而终：为配合阜阳的“国际形象”，王怀忠从当地财政和百姓手中刮了3亿元，盲目上马阜阳国际机场，实际情况却是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另外一个“大手笔”就是，在东南亚之旅后，王怀忠一拍脑袋，突发奇想，要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龙潭虎穴”，结果折腾了3年之后，现在只有两只小老虎，开销还得靠外界援助；还有就是被称为“最令人伤心的工程”的阜阳电厂，其前后折腾了8年，仅前期投入就高达数亿元，后来几乎处于停工状态。
可与之相媲美的还有三年前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
;占地1476亩，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总投资高达16亿多元的沈阳浑河大市场，现在是人迹罕至，门可罗雀；建筑面积为1.4万平方米，投资1.2亿元的沈阳国际棋城更是一个“边设计、边施工、边改动”的“三边工程”。
如果说上述两例是省长、市长级别的话，那么，豫西国家级贫困县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就可填补县一级的空白了。
这位“贫困县倒下富书记”因滥用国家扶贫款、收受贿赂卖官，东窗事发而倒台。
事发后人们才发现这位书记的多种嗜好之一，就是大搞“政绩工程”，诸如万头猪场、万亩牧场、食用菌百里长廊等等。
如果您觉得此类“嗜好”到县一级就打住的话，那就错了。
君不见，某地的村官不顾村民的负担与反对，强行搞“别墅一条街”，结果很多村民被迫借债建新房，有的把生产的资金也用来建了房。
这些房子外表很漂亮，里边却不中用。
群众受罪遭殃不要紧那，只要干部脸上贴了金。
无需笔者再多费口舌，这些所谓“政绩工程”的缔造者们导演的一幕幕丑剧可谓“千奇百怪”。
然而其都有相似的症状：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顾现实条件，不尊重客观规律，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搞违背科学的瞎指挥，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后患严重。
下文，笔者试图掀起政绩工程的盖头来，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作简单的法理剖析。
二、现实与困惑：政绩工程现象成因之法理剖析 （一）;权力的垄断性是造成政绩工程现象体制上的原因 政绩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典型的“垄断工程”。
日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大部分政绩工程从发包到建成，不乏权力的运作，而这权力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行政权。
“政府经营城市”曾几何时风靡全国，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种“先进理念”，而受到争相学习与追捧。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所谓的“先进理念”其实是一个天大的悖论。
首先，它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我们知道，“经营”二字，不管从其字面意思还是从其内涵上讲，都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政府”沾亲带故。
因为“经营作为市场行为，是以牟利为目的。
而政府行为是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力，权力不能牟利，权钱不能交易是现代社会普遍的法治原则之一。
”[1]所以“政府经营城市”首先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下，市场主体的“排他性”（他主要指政府）。
其次，它还违反法律甚至可以说是“违宪”的。
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天性，而且“法律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作为最高权益的竞争权”[2].由此反推，垄断是竞争的天敌，而“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
”“这种垄断是用行政权力抹杀自由竞争的精神，颠覆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与公平竞争的理念直接相悖”[3];这是当然地违反法律的。
加之，我国已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宪法，“政府经营城市”无疑也是违宪的。
从“政绩工程”、“行政垄断”、“政府经营城市”这一系列语词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都隐藏着“政府”身影，而这也正透露了现行政治体制这一诟病。
（二）;干部考核制度不健全是造成政绩工程制度上的原因 政绩工程又被称作“形象工程”、“贴金工程”。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缔造“政绩工程”的官员们却将其抛在脑后，一心只想着升官进爵。
而要想升官进爵就得拿出点“政绩”来得到“上边”的认可，这样一来，“政绩工程”也就应运而生了。
王怀忠就深得此“心法”，为了升迁，他不择手段的打造“形象工程”为自己的所谓政绩贴金。
和很多被查处的腐败高官一样，他腐化堕落过程早就有迹可查，但他在此期间却凭借“给领导看的政绩”所获得的“印象分”而一路高升。
这不得不引人深思。
“王怀忠案”引起我们关注的不应仅仅是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的巨贪，更重要的应是引发对传统政绩考核体系的反思。
在我国，干部提拔使用有周期规律，且干部吃透“提拔规律”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可以说，干部考核制度就像“指挥棒”一样直接左右着基层干部的“政绩观”。
现行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健全无疑是造成政绩工程制度上的原因所在。
如何科学、动态地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