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与日寇拼刺刀|提灯看刺刀第一次车
1938年3月，我还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小长工，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我参加了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一营四连任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年9月，日寇集中５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围攻，企图一举摧毁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我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日寇在遭我沉重打击之后，又出动数千人对我部进行合围。
” 王快镇是河北省原完县的一个小镇，驻有敌人约两个大队（即两个营）的兵力。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一团决心对其发起进攻，歼灭该敌。
战斗在上午7点钟打响，我所在的四连在向日寇进攻时，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
进攻中，一排长、二排长相继牺牲。
到下午4点多钟时，我们连已伤亡２０多人，而战斗打得却越来越激烈。
我们班剩下的6个人，沿着王快镇北面的丘陵进攻仍在继续顽抗的敌人。
此时，太阳离地平线还有两竹竿子高，无边无际的群山丘陵闪着光泽，地里的玉米、高粱、芝麻在风中沙沙作响，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声。
这是我第一次在战斗班直接参加战斗，心里免不了有点紧张，但看到其他同志一个个沉着镇静、无所畏惧的样子，我的勇气就大了，什么也不怕! 我们正在向前搜索，突然，“呼”的一声，从芝麻地里跳出五六个鬼子来，他们都端着刺刀，刺刀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着一道道寒光。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瞄准射击，敌人便“呀呀呀”地把刺刀刺到了我们面前，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开始了。
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心里都很虚，两眼流露出绝望的光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的体力消耗大，相继有3个同志倒下，我们剩下的3个人仍然和鬼子拼杀在一起。
这时，我的左手食指被敌人的刺刀刺伤，鲜血直流，我忍着剧烈的疼痛，咬着牙，经几个回合，终于在战友的策应下把刺刀捅进了一个鬼子的胸膛。
当时，我还未满15周岁。
大家怒吼着冲杀过去，把剩下的几个鬼子全部消灭了。
这一仗，王快镇的敌人被我团歼灭了大部。
它大大地坚定了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
鬼子这次对我边区根据地的扫荡也被粉碎了。
我的手指负伤后，因为没有药，伤口感染，胳膊肿得像碗口一般粗，非常疼痛。
卫生员叫来担架，要把我抬到老乡家养伤，我不肯，非要跟着部队走。
第二天行军时，我发着高烧，又跟不上队伍，最后连里决定用担架抬着我，整整抬了11天!这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与同志真是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啊! 打完了这一仗，我的思想成熟了许多，战争的血与火铸造着我的灵魂。
秦皇岛铁庄虎口拔牙 铁庄位于秦皇岛西北面的近郊区，距离市区约3华里，是秦皇岛的北大门。
1942年，鬼子在村子的西北头修了一个20多米高的炮楼，炮楼外边围着铁丝网，还安有电动警报器。
这个炮楼除负责警卫敌人弹药库外，还负责监视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我军的行动，盘查出入秦皇岛北面的来往行人。
敌人认为铁庄离秦皇岛很近，有情况城里立即可以支援，四处吹嘘铁庄“牢不可破，固若金汤”。
根据侦察以及我内线情报员赵连元（时任伪军副班长）的报告得知，铁庄这个据点由敌人的警备队守卫，警备队长武田和班长都是日本人，副班长以下十几个人是伪军，编为两个班。
据点有两挺轻机枪，两门掷弹筒，十五六支三八大盖步马枪。
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我们下决心智取铁庄，坚决把这个据点拔掉。
1944年9月，我在冀东十二团任侦察参谋兼侦察连连长和滦河以东地区情报总站站长。
这一年十二团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还没有从日寇手里缴获过一挺机枪。
团长曹克林同志听说我有搞两挺机枪的打算，立即对我说：你要是真能搞来两挺机枪，我就通令嘉奖你。
9月28日，我挑选了7名精明能干的侦察员从抚宁县以北渡过洋河，到达北戴河以北的石炭庄，这里距铁庄有八九里。
据情报员报告，铁庄有一名叫陈世和的伪军副班长今天结婚，下午在秦皇岛市内一家饭馆里请客，这是端掉铁庄据点的最好机会。
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分散行动，不走大路走小路，很快就赶到了铁庄北边5里地左右的涂庄。
在秦皇岛市内的饭馆里，婚宴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赵连元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将鬼子灌醉了，其他伪军也一个个喝得迷迷糊糊。
这时，赵连元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就装出几分醉意，放下酒杯，让其他伪军找来一辆人力车送自己回家。
赵连元回家后，急忙和他的朋友褚振华一块来到涂庄。
一见到我们，他便气喘喘地说：“快，鬼子和其他伪军现正在城里大吃大喝呢，赶快行动吧!”在赵连元的引导下，我们一溜烟闯进了铁庄据点。
据点里留有3人，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伪军正在喝酒，但两人已烂醉如泥。
赵连元进到值班室，假装口渴，叫那哨兵去弄水喝，趁机破坏了全部通信联络和电动警报设施。
同时，另一小组立即扣押了站岗的那个伪军，赵连元和同志们扛起了两挺机枪、两具掷弹筒、五支三八大盖步马枪、两支三八式步枪和一箱掷弹筒炮弹、一箱子弹，逼着那名伪军士兵跟着我们一起扛着枪，迅速离开了铁庄据点。
大家扛着武器向西北方向跑了十五六里路，这才歇了一口气。
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们看着金色的阳光把紫褐色的光线涂在遥远的天际，就像喝了蜜一样甜，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正在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踪，秦皇岛和上庄坨的日本鬼子、伪军分三路向我们追来，枪声骤起，情况变得非常危急，如不快速抢占西边的山冈，我们就有可能遭到敌人的两面夹击，刚刚弄到手的武器又让敌人夺回去。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十几个人扛着枪、背着弹药，拼命地往西北方向跑。
在这危急关头，我喘着粗气，大声地鼓动大家：“同志们，为了抗战的胜利，哪怕我们中间的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只要还有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弄到手的武器扛回部队去，大家一定要咬紧牙关，快跑、快跑!” 天渐渐黑了下来。
夜晚，这可是我们八路军的天下，任凭你鬼子伪军再多，我们也不怕了。
我感到胜券在握了，马上叫跑在最前面的两名侦察员和情报东站的站长赵俊丰同志先爬上一个小山头，用缴获的机枪向敌人射击。
此时，我临榆县县大队的同志发现敌人在追击我们，也主动从翼侧痛击敌人。
敌人追击的速度减慢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一点了。
因为秦皇岛西北方向40多华里处的山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只要进了山，敌人就不敢贸然追击了。
进了山，我们还是不敢马上停下脚步，又连夜走了30华里，终于完全摆脱了敌人。
战斗结束后，团首长高度赞扬我机智勇敢，处事灵活，勇猛顽强，有较强的军事指挥才能，并通令嘉奖了我。
偷袭北戴河黑当铺 1944年初冬，我带领一个便衣侦察班和一支区小队，共30多名战士，偷袭敌人设在北戴河的一个当铺据点。
这个当铺臭名昭著，是地主劣绅、汉奸特务与日本鬼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残害百姓的黑窝，北戴河的百姓们深受其害。
他们凶狠残暴，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不知制造了多少灾难，是北戴河地区老百姓的祸根，不除掉他们，这里的抗日军民就多一分危险。
当铺是一个三四丈高的砖墙围着的大院。
当铺东南边500米处，是鬼子的一个炮楼；东北1000米处是火车站，火车站有鬼子和伪军100多人。
当铺的特务常常庆幸认为自己的黑窝有安全保障，狂妄得很，甚至放出话来说：“八路军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把我们咋样!” 初冬的夜晚，下着蒙蒙的小雨雪。
我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摸到了北戴河的北面，然后兵分两路：我带便衣侦察班直扑敌当铺，区小队担负铁路沿线的警戒，防止火车站的敌人出来截击，掩护我们完成偷袭任务。
前些天，我们已经侦察好了，当铺隔壁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老实本分，一定会帮助我们。
因为当铺的砖墙太高，搭人梯可能够不着。
我们打算先进到当铺隔壁的院子里，再从院子的房顶上搭人梯上墙，用绳子把人一个一个地放下去冲入当铺的柜房，消灭那群坏蛋，尔后再把当铺院子的大门打开，防止炮楼的鬼子发觉后截断我们的退路。
房主人４０多岁，探出头来，惊恐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说：“老乡，你别害怕，我们进来跟你细说。
” 他把我们让进院子，头伸到外面看了看，见没有动静，又把门轻轻地关严。
我跟他说明了意图。
他的双眼放出惊喜的光来：“那可好!住在他们隔壁，整天都像生活在老虎窝边，吓得我们大气不敢喘，真盼望你们早日来除害。
”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静寂，万籁无声。
我们进屋后，首先把挂在墙上的两支驳壳枪取了下来。
这时，有个特务猛然醒来，大叫一声：“什么人?” 我立即用手电照着他的脸说：“不要动，我们是八路军的便衣队。
” 其他敌人都惊醒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做噩梦。
在我的命令下，一个个战战兢兢地站到墙角边。
我用手电光扫着这帮坏蛋的脸，问他们：“哪个是‘掌柜的’?‘掌柜的’站出来!” 一个穿花裤头的家伙哆嗦着答道：“八路长官，我们的头……头头儿回……回家了!” 算他命大! 这伙平时趾高气扬的坏蛋，一个个都吓成了一摊泥。
我用手枪一个个地点着他们的鼻子，警告他们：“你们都是中国人，却充当日本鬼子的走狗，当汉奸，当特务，欺压百姓，算计八路军，今天我要把你们全毙了!” 一听我这话，他们吓得扑通通地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八路长官，饶我们一命，以后再也不敢干坏事了。
”我用手电在他们的脸上来回晃着，厉声训道：“你们听着，如果你们以后还敢继续当汉奸、特务，欺压百姓，给鬼子通风报信，我们随时会来收拾你们，到那时候，你们跪下叫我八路爷爷都不行!你们这些人，就是剥了皮，我也认识你们。
” 这时候，其他同志已经将当铺的贵重物品拿走，最后，我命令这群狗特务靠墙角站好不准出声，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当铺。
我们刚刚离开当铺，村里的狗便“汪、汪、汪”地叫起来，炮楼上的鬼子似乎有所察觉，就盲目地放了两枪，接着火车站的鬼子也出来了。
就在这时，我在铁路沿线设伏的区小队突然开火，迎头痛击敌人。
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不敢贸然追击，我们也趁机迅速越过铁路，向北撤出十几里。
这次偷袭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志气，北戴河的老百姓都拍手称快，说八路军神出鬼没，从天而降，飞进当铺大院，就像天鹰捕鼠一样，把这伙特务汉奸收拾了。
（本文作者为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现已离休。
） （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