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文革”蒙难始末 蒙难读音
1945年秋，张治中在重庆拜访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这时也在座。
张见到屈武时说：“我正要找你哩，委员长派我到新疆去和平解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问题。
现在正在商量组织一个和谈代表团，你愿不愿意和我一道到新疆去工作?”屈武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不能作主。
”于右任接过话头道：“他现在是陕西建设厅长，委员长恐不会同意他离开陕西到新疆去。
”张治中接着表示：“只要他愿意去就好办，我可以对委员长说，经文(屈武的字)是最理想的人选，让他参加和谈代表团，有利于和平解决三区问题。
周恩来高兴地说： “如果蒋介石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
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等在陕西的监视，第二，张治中在政治上比较开明，这次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出力最大，同他一道工作，进一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 ，过了几天，张治中告诉屈武，赴新疆代表团的名单，委员长已经批准，近期就要出发，要他做好准备。
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一百多名中共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
我已向文白先生提出，请他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到达新疆后把这批中共人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
文白先生已经同意，不过他作为国民党中央派赴新疆和谈代表团团长，工作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暂且搁置，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他解决好这个问题。
” 屈武果然不负重托，到新疆后，他代表张治中多次到监狱探望那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积极配合张治中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
1946年6月10日上午，迪化市南梁监狱门外，获释的131名中共人员，正在准备登车出发。
负责此次护送任务的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走过来，悄悄地对屈武说：“一切准备就绪。
”屈武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向大家致了简短的欢送词： “几年来，各位受苦了，从现在起大家自由了。
我代表张治中将军并以我个人名义，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我要向各位特别说明的，这次大家能够得到释放，第一，要感谢毛泽东先生，他在重庆谈判时，就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并坚持把这一条写入了‘双十协定’；第二，要感谢周恩来先生，他在重庆时，反复向张治中将军和我拜托和交代，要我们来到新疆设法尽快释放被囚禁的中共党员；第三，要感谢张文白将军，他真心实意拥护国共合作，为释放诸位，先后三次给蒋委员长打电报请示，颇费周折，出了大力。
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受周恩来先生之托，受文白先生之命，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不足称道。
最后祝愿各位一路平安，身体健康；祝愿我们友谊常存，后会有期”。
屈武讲完话，与大家握手告别，互道再见。
这批释放的中共党员，乘坐着八辆大汽车，并有医务人员护送，于7月11日安全到达延安。
12日，朱德总司令即向张治中发电致谢。
事后，张治中回到南京，董必武还专为此事去看望张治中，深表谢意。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又当面表彰屈武在新疆为释放中共党员立下的功绩，毛泽东主席称赞他在新疆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谁也没有料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屈武参与做过的这件大好事被当成了“反革命罪行”。
空军政治部来了几个人到北京红霞公寓找到屈武，要屈武交代在新疆营救中共党员的问题。
起初屈武坦率地如实相告，但这些人根本听不进去，总是转弯抹角，纠缠不休，围绕所谓叛徒问题，企图从屈武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屈武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外调，他们是有来头的，就拿定主意，不上圈套，结果这些人非常恼火，说了许多威胁的话，并串通民革中央机关造反派出面，轮番批斗，无休止地逼供，图谋逼迫屈武承认原在新疆关押的中共党员100多人是张治中和屈武奉蒋介石的命令诱降后送到延安，在共产党内部做瓦解工作，为国民党服务的。
屈武如实写这方面的证明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不满意，屈武说周总理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可以证明，他们说能证明也无效。
这伙人表示是奉上级的命令派来的。
他们还利诱屈武“珍惜这次立功的机会”，如若不肯证明被营救出狱的人是叛徒，就有坐牢的前途。
别错打了算盘，认错了人，想叫我诬陷好人。
出卖同志，绝对办不到。
” 随后，空军外调人员向民革中央机关造反派反映说：屈武态度很坏，不肯老实交代问题，要民革造反派从旁帮助，“打掉其气焰”。
于是民革的造反派积极配合，有天深夜，把屈武叫到一个房间，气势汹汹地说：“你这个反革命老家伙，今天要不承认在新疆的诱降问题就揍你”，一面说着一面向屈武头上猛击一拳。
屈武火了，指着造反派的鼻子问，毛主席不让打人，你为什么打人，将来咱们算账。
又对空政外调人员说： “你们对我搞逼供信，搞了这么久，没有结果，今天又让打手做帮凶，既然是采取打的办法，就休想我再说一句话。
”那几个人，不知所措，没辙了，既不再问，也没有再动手，嘀咕几句就散场了。
过了几天，又把屈武揪到民革中央机关公开批斗，高呼“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屈武”，屈武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革命两面派!” 在这次大会批斗以后，他们又别出心裁，在小范围批斗，妄想另加给屈武的罪名，要他承认在苏联搞反革命活动，并要他写出书面回答，屈武当场据实略述。
这伙人见威胁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就图穷匕首见，用皮带抽打屈武，把他打倒在地，翻来滚去，连声嚎叫。
屈武仍没有屈打成招，硬是顶住了。
1968年8月30日深夜，民革机关造反派头头陪同两位公安人员，突然闯进囚禁屈武的东楼小屋，出示了逮捕证，宣布以“反革命罪”将屈武逮捕，当即戴上手铐，蒙住眼睛，押进囚车，开往秦城监狱。
他被关在单人囚室，与外界完全隔绝，即使在“放风”的片刻，也只能在小院子里走动，仰望一下辽远的天空，其他什么也接触不到。
但屈武以惊人的毅力，坚信真理，度过了漫长的6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整个形势随着变化，秦城监狱的管制也显得宽松了，不像以往那样森严。
屈武可以看到报纸，每天从头到尾把《人民日报》看一遍，从中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他猜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天，囚室的门开了，进来两个干部，他们和蔼地和屈武打招呼，说明他们是毛主席、周总理派来的。
并向屈武了解，在监狱里是否有人对他搞逼供信，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
屈武答：监狱里的看守没有打过他，外面来外调的、人，长时间盘问，不给喘息机会，精神受到很大折磨，动不动就罚站，要他向毛主席请罪，至于恐吓斥骂，那是平常的事。
日常生活待遇也太差了，每餐都是吃窝头、咸菜，喝白开水，日子长了，也得了胃病，多次要求治疗，没有答复，现在瘦得皮包骨，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
1974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秘书处和公安部派人来到秦城监狱，通知屈武，要他收拾一下衣物，立即出狱，准备参加国庆招待会。
给他作了结论是：“屈武，查无任何反革命罪行，决定恢复组织生活。
”他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晚屈武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拿着国庆招待会的请柬，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到许多熟悉的老同志老朋友，彼此都为再度重逢而衷心高兴。
未久，在军乐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会场。
周恩来总理致词时，会场一片肃静。
他的气度仍是那样从容不迫，声调依然是那样铿锵有力，给人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屈武激动不已，流出热泪。
当屈武得知，在国庆之前，有关部门报送周总理审定拟请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名单时，周总理看后增加了八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屈武；这个名单又报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当即圈阅同意。
周总理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机会，避免了来自江青反革命一伙的干扰，直接把屈武从苦难中挽救出来，使他获得自由，继续为人民服务。
1983年，屈武当选为政协第六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