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筑港的悲壮往事
吴限。
辽西走廊上的葫芦岛港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特意提到的。当年，那一代中国有识之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今天葫芦岛港码头的西山上，矗立着一块大理石的石碑，这块碑的背后，是关于这个港口修筑的波折和悲壮的往事。
1930年7月2日，一场盛大的开工典礼在这里举行。写有“葫芦岛港开工典礼”的大型条幅，悬挂在会场。
这是一场隆重的庆典，天空中飞机盘旋，海面上军舰鸣炮。国民政府要员张群、吴铁城，还有日本、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和东三省、热河、天津等省市的军政要员，北方企业界、金融界知名人士和中外记者，共700余人参加了这场隆重的典礼。
这场典礼的主角，就是这块碑的主人——时年29岁、主政东北两年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在致辞中说：“葫芦岛将成为中国复兴之曙光！不仅利于中国，利于东北，实可有贡献于世界。”。
张学良建设葫芦岛港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是因为当时东北没有中国自主经营的港口，要想打破日本对东北地区出口的垄断，修建葫芦岛港势在必行。当时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地呼吁：“得此口岸则全局俱兴，失此口岸则坐困堪虞，实关东三省全局命脉。”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突破重重困难，全力修筑葫芦岛港。为了杜绝日本势力的干预，张学良将建港工程委托给荷兰治港公司。
这是一场轰动全国的典礼，也是当时全国最重大的一个工程。上海《申报》等著名媒体，纷纷推出特刊报道典礼盛况。
清政府第一次筑港抱憾而終。
其实张学良举行的这次盛大的开工典礼，并不是葫芦岛第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人第一次在这块土地上建设海港时，张学良还是一个孩童。自从辽金开辟辽西走廊以来，葫芦岛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直到了清末，才进入人们的视线。
日俄战争后，南满铁路和大连港归日本所有。在营口，日本接收了营口海关，码头大都被外国势力霸占。
大连和营口两个港口都在别人手里，等于被人扼住了东北物资出口的咽喉，大清国急需开辟一个新的港口。1909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曾为在葫芦岛筑港三次上奏清廷，共三个奏折，都“奉到朱批”。正因为启动修筑葫芦岛港，锡良的名字写在了辽东湾左岸。这个蒙古族的满清旧臣，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彰显了独有的风采。光绪十四年八月，辽西走廊的海岸线上出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个被当地人称为“洋毛子”的外国人，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旅行家，而是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特聘的英国工程师秀思。秀思风餐露宿，勘测了整整9天。
当秀思的勘测报告呈给徐世昌时，这位后来当上总统的东三省首任总督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秀思把葫芦岛港称为“奉天无偿输出最便利之商港”“此港西与秦皇岛为唇齿，北与京奉路相连，故可控制华北，成辽东之要隘”。葫芦岛海域水深，气候温和，夏无飓风，冬不结冻，是建筑商港最适宜之地。
秀思的勘测报告，很快就被新闻界传至各国，葫芦岛一举成名。
辽东湾左岸沿海发现一处可以筑港的半岛，这对于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来说，是一支很大剂量的强心剂。如果葫芦岛港建成，将改变辽西走廊一直以来的不利局面，开启全新的一页。很快，宣统皇帝下诏，开建葫芦岛港。1910年任命奉天劝业道黄开文为葫芦岛开埠总办，聘秀思为工程师，10月开工，进行第一次筑港。
寂寞的海滩，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队伍。正当葫芦岛港建设如火如荼之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瓦解，时局混乱，人心浮动，筑港的后续经费没有着落，工程前景无望，工程建设断断续续，一年多时间，只建成了连山到葫芦岛铁路7.5里，修防波大堤400英尺，建成了办公处、工棚等部分建筑物。到1913年，建港工程被迫停止。
为筑港张大帅搭上性命。
1916年10月，通裕铁路公司陈应南向东北当局请求再次修筑葫芦岛港。1919年，北京政府任命周肇祥为葫芦岛商埠督办，开始了第二次筹建筑港。1920年3月1日起先后组建工程、总务各科，聘请技术、翻译、顾问等人员，地方派驻警察维持治安，手续完备，人员资金到位，筑港即将开工。
不料，1920年4月20日，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工程无法进行，交通部撤出合办，将财产、文件、图纸等造册移交给奉天省，筑港再次中断。
1925年，奉军进入上海，势力进入鼎盛时期。正当张大帅陶醉于胜利之中，梦想着一统天下之际，祸起萧墙，辽西走廊又迎来一队大军。来的不是直系，而是奉系中善战的郭松龄。这一年的冬天，对划分地盘不满的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率7万大军攻占山海关，沿着辽西走廊，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
辽西走廊，对于郭松龄来说，此时是顺畅的通道，对张作霖而言却面临着灭顶之灾。若不是巨流河水和援军挡住了郭松龄，张大帅的历史将被改写。所以，张作霖对辽西走廊记忆深刻，经营这个走廊，葫芦岛港建工程，也成为张作霖的一个方略。
两度中断的葫芦岛港修筑，在张作霖时代重新得以继续。甚至为了这个港口，东北王最后搭上了性命。其实，葫芦岛港一直没有被遗忘，很多欧美资本家屡次表示愿意投资修筑葫芦岛港。已经饱受抢掠之痛的中国，是绝对不肯将这个港口交给外国人的。于是，当时的北京政府交通部倡议，与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合办，第二次筑港。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元首。
张作霖的目光再次投向葫芦岛港。1927年，张学良按照父亲的指示，派人测量葫芦岛海岸线，准备重新启动建港工程。然而和张作霖一起盯上葫芦岛港的，还有日本人。
1928年6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最后一次拜访张作霖时提出，日本愿出兵助奉系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但条件是在修建打通铁路线和葫芦岛港方面享有特权，遭到了张作霖断然拒绝。
于是，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制造了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葫芦岛港成为日本掠夺中国的“桥头堡”。
就在葫芦岛港建设如火如荼之时，让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14个月以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刚刚开始的筑港建设，转眼易手。1932年8月，日本攻占葫芦岛，第二年，满洲株式会社联合关东军对葫芦岛进行了一年半的勘测和调查。1934年，南满株式会社制订了《葫芦岛筑港方案》。
就这样，因九一八事变而停滞的葫芦岛港建设，于1934年重新开始动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们建成的这个港口，最后成为日本侨俘回国的遣返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