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红墙的学术智囊邢贲思|红墙第一智囊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同时也是“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1978年5月，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说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就不能不提到：1978年4月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
“地下党”的激情岁月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
这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中的名句，也是当代理论家邢贲思名字的由来。
而这个名字，还有一从段由来。
邢贲思原名邢承墉，祖籍浙江嵊州，1930年1月12日生于杭州。
父亲出身贫寒，为了谋生，曾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
他有六个姐姐、一个弟弟，后来弟弟不幸在战乱中夭折。
这样，邢家只剩下邢贲思一个儿子。
7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此，自记事时起，邢贲思就开始与父母和姐姐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6年，邢贲思考入了南通学院，选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
由于不满国民党腐败统治，当时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在南通学院，邢贲思参加了学院的进步组织“农之友”团契。
在团契里，他十分活跃，经常参加组织活动，并利用黑板报和墙报进行反蒋民主宣传。
1947年9月，他撰写了一篇名为《民主是封闭不了的》文章，发表在墙报上，学院当局十分恼火，给予邢贲思最严厉的处分一一开除学籍。
面对学校的处罚，邢贲思没有退缩和服从，而是选择了抗争。
他拒不离校，靠同学们的接济继续留校学习和参与进步活动，一直坚持到1948年春天才回到老家嵊州。
1949年春，在嵊州呆了一年的邢贲思到上海的姐姐家，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
随着全国广大地区的相继解放，党急需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国做准备。
为了选拔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党组织在上海公开招考。
邢贲思同时报考了“东南工作团”和“北上外文大队”，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同时录取。
由于“北上外文大队”比“东南工作团”提前发榜，他便选择了“北上外文大队”，该大队由中央外事小组领导，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培养外事干部。
邢贲思跟随“北上外文大队”北上后，先是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政治培训，半年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当时为新成立的外交部的干部学校)。
在外国语学校，他选学的外语专业是俄语，并便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毕业后，他留校从事理论教学。
1953年，外国语学校又选送邢贲思去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深造。
在这里，他与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56年11月，邢贲思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即现在的硕士研究生)。
在哲学所，邢贲思耐住寂寞，十年间，他醉心于自己喜爱的哲学研究，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美学等学科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协助胡绳、艾思奇编写了《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物主义》哲学教科书。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不久，邢贲思就被打成了“黑帮”。
回忆十年“文革”，邢贲思感慨地说，自己被打成“黑帮”，成为挨整的对象，遇事“靠边站”，反而倒是安全了许多。
但令他十分痛心的是：“文革”期间，他有20多本有关哲学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读书笔记，被查抄后丢失殆尽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
1978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邢贲思出任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1982年任哲学所长，并但任中国社科院院务委员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还出任过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自1982年到1986年的四年间，邢贲思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协助胡绳主编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有300多万字，仅邢贲思撰写的前言就达5万字之多。
1988年，邢贲思在英国布来顿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主持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同年，他当选为国际哲学权威机构一一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直任职到2003年。
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夜 1978年5月，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就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做了思想和理论上准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场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理解和看待毛泽东思想。
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近两年的时间，但对盲目崇拜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在当时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提起这场“大讨论”，多数人所了解的是发生在中央政治高层以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新闻媒体之间的激烈斗争。
殊不知在思想理论界，最早对盲目崇拜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的，是1978年4月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四人帮”把经他们歪曲、阉割、篡改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认识对象，而是当作信仰对象，只许人们盲目迷信，不许人们认真思索，更不许人们鉴别真伪。
文章同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
当时的邢贲思正担任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谈到《哲学和宗教》一文写作和发表的过程，邢贲思说，当时正值“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夜，思想理论界的许多人已经在思考：“文革”期间，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本本，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迷信。
由于他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联系比较多，于是就把它交由《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
赞成者认为，邢贲思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观点切中要害。
反对者认为，怎么可以把毛泽东思想与宗教相提并论呢!更为严重的是，文章发表不久，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就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
《哲学和宗教》一文如同雨夜中的一道闪电，它不但刺破了混沌的夜空，让人们看清了脚下路，而且它透过一扇被蒙昧封堵的大门，闪进了东方神庙的殿堂，让人们看到了真理之光。
一个月后，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
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放》全文转载。
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期间，邢贲思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并在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有关单位做了几十场报告，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尽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与中共高层的神交 1988年7月，邢贲思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这期间，他分管的工作比较多，科研、培训、哲学、文史等工作都由他分管。
在这里，邢贲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慧，勤于思考，大胆探索，使各项工作都取得较好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1994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员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找他谈话，传达组织意见让他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
之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也同他谈话。
当时，邢贲思感觉自己对党校的工作已是轻车熟路，对《求是》则相对陌生，因而有些顾虑。
丁关根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对他说：“我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两年以后再调你回党校。
” 就这样，邢贲思从此便一头担任着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一头担任着党的最高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总编辑。
自1994年4月到1998年10月，邢贲思在《求是》共工作了四年半的时间。
由于《求是》是党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因此，他与江泽民同志有一些接触。
期间，江泽民就办刊方针和有关理论问题与他通过多次电话。
1996年6月，邢贲思根据江泽民在军委的一次讲话精神，写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一文，于当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文章发表时，他正在江西开会，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吴官正同他一起吃饭时谈起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6月9日，当他从井冈山转到江苏太仓时，这篇文章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全文转载。
后来，江泽民与他通电话表扬了他写的这篇文章。
谈起写这篇文章的背景，邢贲思说，当时，西方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央提出“三讲”是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政治为中心，而邢贲思的这篇文章正是驳斥这个错误观点。
其中有句话是江泽民同志着重指出的――“在当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讲政治”。
1998年10月，由于年龄原因邢贲思不再担任《求是》总编辑。
1999年底，他又从中央党校副校长位子上退了下来。
当时，胡锦涛在中南海勤政殿与他谈了话，对他多年来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后来，他又从胡锦涛的手中接过了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聘书。
两次重大转折所成就的一生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邢贲思说，他的人生有过两次重大转折。
第一次是1949年7月，他由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去“北上外文大队”，并于1950年2月入党。
第二次转折是他从外国语大学到哲学所，这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
当时的哲学所，可以说集中了一批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其中如潘梓年、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杨一之等，还有多位兼职研究员，如艾思奇、任继愈、张岱年等。
正是在这里，他深深地受到了哲学思想的熏陶，从而窥到了这门智慧之学的门径。
也正是从此，才使他由一名革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邢贲思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十分宽广，他对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费尔巴哈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他又撰写了大量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文章，特别是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
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求是》总编辑期间，先后参与了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著作等身的高级领导干部，生活上他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
他衣着朴素，生活简朴，家里不雇佣工，经常自己上街买菜。
书房里的一张办公桌用了好多年，有些地方都磨掉了漆，但正是在这张显得有些过时了的办公桌上，他经常要笔耕到深夜，写出了大量与时俱进的理论文章。
文字编辑：孙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