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不堪“耻”而跳崖自尽了;动荡日本政局的毒大米事件中的米老板中川昭一。

因受不了良心折磨自杀了;俄罗斯奥伦堡州中学教学楼楼梯坍塌导致五名学生罹难,副校长在万般自责之下引绳自尽了。

这些生命的消失,让“耻感文化”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法律还没有作出裁决。

而他们却先作了自我了结,其生命坍塌于灵魂深处的“耻感”。

一个“耻”字,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耻感文化”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无怪乎,如今大学生论文抄袭,会辩解“天下论文一大抄,凭什么我不能抄”;医生收了红包,会辩解“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学者拿了广告费,会辩解“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

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这些言语背后,满是对名利的追逐和对善恶的漠视,对“耻”的忘却。

在西方油画中,不少描绘亚当和夏娃的作品里常有树叶遮身,正是这小小的树叶,让我们看到“耻感”意识的觉醒――人之所以高尚的重要原因是人有羞耻感

16世纪的欧洲,人们随地吐痰,甚至公然大小便,在公共场合随意喧哗、抽烟等等,可是随着文明的进步,都已被认为是羞耻。

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的文明素养的体现。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

后人言耻,着眼于成败,也就是以输为耻,以赢为荣。

这一转变,就使得“耻感文化”变成了“胜败文化”、“输赢文化”。

余秋雨先生曾指出,这块警示牌的转向,主要源自科举制度。

人们把“考上”和“考不上”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荣辱的主要标志,从一年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高考中即可看出。

在中国文化的道口上,那块“以恶为耻”的路牌就这样转向成了“以输为耻”。

善恶关乎良心。

而输赢只关乎名利,如此转向,恐已成为一次集体的心理迷失。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有些现象让人匪夷所思。

有的演员不惜一脱成名,以“曲线”为卖点,不求演技艺德,只为博得眼球。

有些作家搞起了“身体写作”,淋漓尽致地袒露私密空间,不求以文化人,但求版税稿酬。

一些官员理所当然做起了“父母官”,颐指气使。

徇私谋利。

某些学者奉行“拿来主义”,肆意剽窃他人成果,甚至“酒精考验”争取课题经费。

然后雇佣他人研究,再堂而皇之地将成果据为己有。

此般种种,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的耻感文化去了哪里?   “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

当商业大潮袭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社会不良风气却渐渐“活跃”起来。

不得不说,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荣、耻”颠倒的情况:大家都有豪车,我没有,则我“耻”;大家都有豪宅。

我没有,则我“耻”;大家都把子女通过关系送往国外读书工作,我办不到,则我“耻”……臭豆腐很有名,店堂小巷,几乎都能闻到臭豆腐的味道。

然而,人如果为名利而不顾臭,甚至追腥逐臭,却不会像臭豆腐那样声明远扬,迟早会东窗事发。

由此想到我们民族“知耻而后勇”的文化深根,近来似乎越来越难觅踪影。

东方文化向来含蓄、害羞,可在当今中国,含蓄、害羞越来越稀有了。

我们有些文化形态越来越粗鄙,与此同时。

耻感已渐渐不能调节我们的内心与行为。

要知道。

耻感的道德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

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耻感文化”当然需要回归,不能妥协。

编辑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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