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的限制还是对人的限制
「内容提要」本文否定了对世型悬赏广告和对人型悬赏广告的分类，提出了一种动态分析方法，将悬赏广告分为存在型、生效型与实效型三类，旨在探讨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适用范围，主张应当从相对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悬赏广告内容的角度来回答这个命题。
「案情」。
1993 年3月30日，李珉捡到由朱晋华占有而李绍华所有的公文包一个，并交由自己的朋友王家平（身份是警察）保管，后失主朱、李先后在报纸上刊登了寻包启事，其中具有“一周之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元”内容。李珉得知该信息后，就委托王家平与李绍华联系，后在交付钱物的过程中，双方在给付酬金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李珉向法院起诉，要求失主朱、李二人支付其许诺的酬金。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的规定，李珉应当将拾得的遗失物归还原主；王家平作为警察，属于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但在本案纠纷中却表现出了职务上的不作为，更是错误的。而且失主朱、李二人作出给付酬金的承诺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据上，判决驳回了李珉的诉讼请求。李珉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中级法院认为，争执中的“寻包启事”是个悬赏广告，李珉据此与失主朱、李二人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失主朱、李二人应当按照自己的许诺给予李珉报酬。[1]。
「评析」。
这是一个著名的悬赏广告纠纷案例，有许多学者著文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其内容涉及悬赏广告的性质、成立、生效、撤回等问题。在这种好像“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 ”或者“问题已经被讨论完”的情况下，本文之所以冒有重复论述之嫌疑而产生，是因为笔者意欲通过这个“旧”案例来发现新问题。本文的关注对象是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适用范围，旨在讨论是否所有具有悬赏广告行形式的行为，均应被纳入悬赏广告生效制度所调整的视野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在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中，具有前提条件的地位，即只有需要用生效制度来规整的悬赏广告，才谈的上有什么生效标准和效力内容。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在于学者们忽视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基于类型化的视角，试图将悬赏广告区分为需要进行法律效力判断和不需要进行法律效力判断这两种类型，其区分意义在于为司法实务提供一种分类方法，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
悬赏广告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在明确赋予其合法地位的国家，一般不生疑问，即只要一个行为符合悬赏广告的客观外形，法律就承认其是一种法律存在，而不问其具体内容为何，也不问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具有什么身份，都应受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调整。这样，如果悬赏广告符合特定的生效要件，就可以生效；反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德国、日本等民法的规定就是这样的，这些法律文本提出的是一种普适性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不仅是形式上具有同一性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无区别性的法律机制。可以说，这是主流的观点，诸多关于悬赏广告的学说均由此展开。
但学术的生命在于争辩，而不在于附随。有论者就基于法社会学的思考方法，分析了上述这个案例，认为悬赏广告可以分为对世型和对人型两种。其区分标准在于：前者是实质意义上的悬赏广告，而后者只是采用了悬赏广告的形式，向特定的“隐蔽的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前者具有进行效力判断必要性，而遗失物悬赏广告这类的对人型悬赏广告是确定无效的。[2] 换言之，只有对世型的悬赏广告才是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适用范围，而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不属于此范围，且遗失物悬赏广告属于无效法律行为类型。也就是说，对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适用范围的限制，应当考虑该广告的内容是什么事，通过对事的限制来规范法律效力制度的适用范围。无疑，这种区别性观点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其提出了对悬赏广告进行区别性调整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
实际上，本案中的两级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一审法院显然采用了区别性观点，而二审法院采用了普适性观点。就一审法院的判决而言，一旦其得到司法界或者社会公众的认可，就足以导致遗失物悬赏广告被认定为自始无效、确定无效这样的后果，这是一个类型化或者模型化的结果，其对法官以及一般社会公众的观念指导，是排除对遗失物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作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从而也就缩小了悬赏广告法律效力的适用范围。而根据二审法院的判决，就还需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进行价值判断。
二、对区别性观点的评析。
区别性观点是区别和划分方法的应用，[3] 而这种方法的适用，要考虑区别标准的合理性和区别所具有的实益性，只有细致地论证这两个方面，才能对区别之观点作出妥当的判断。据此，笔者认为：
首先，悬赏广告是一个找人机制。悬赏广告的发出，其目的是无限多样的，但共同之处在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达到广告人的意图，而“他人”对广告人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其才借助悬赏广告来对世寻求能完成指定行为的该“他人”，此人出现之时，也就是悬赏广告目的达到之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此人才是特定、具体和明确的。无论对世型悬赏广告或对人型悬赏广告均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对人型悬赏广告中的相对人潜在的特定化，就否认其不是悬赏广告。其次，悬赏广告中有优势机制。在悬赏广告中，只有完成指定行为的相对人，才能成为报酬的获得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处于劣势，其不能获得报酬，也就根本不能为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所容纳。这在对世型的优等悬赏广告中犹为明显，即相对人之间相互竞争，优胜者才能成为悬赏广告中的权利享有者。在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中，同样适用优势机制，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处于优势的人不是从竞争中产生的，而是取决于其对信息的占有（如发现逃犯线索之人，可以从悬赏追寻逃犯之人处获得报酬），或是对事实的掌握（如拾得遗失物之人，可以从悬赏寻找遗失物之人处获得报酬），只要这种垄断优势没有违法性，都不防碍优势之人成为悬赏广告的受益人。当然，这并排除对人型悬赏广告也具有竞争机制，例如发现逃犯线索的人为多人，一般就只能由最先向广告人提供线索的人取得报酬，在这里也存在竞争性优势机制。可见，这两种悬赏广告在内在的构制上没有区别，那么这种区别就难言合理。
第二，否认遗失物悬赏广告之类的对人型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将破坏悬赏广告的利益交换或资源配置机能。
悬赏广告具有利益交换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广告人为获得对方完成指定行为中所包含的利益，就支付报酬给行为人，而对方行为恰恰是广告人自己不能完成的，其中包含的利益就成为广告人的收益，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资源配置过程。对于广告人而言，如果其既保留报酬，又能完成指定行为，就将获得最大的效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广告人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在发出悬赏广告之时，只具备拥有报酬而无完成指定行为的能力，这就要求其只能在二者之间择一而为。由于经济学一般认为并假定个人是其最大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那么，无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意在征文还是找物，都表现为理性的选择，悬赏广告中指定行为的完成也给广告人带来了最大利益。同时，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并非单纯的利益驱动使然，其往往还有一定的目标指引（如找人是为了弥补感情，找物是为了睹物思人等），一旦目标通过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而实现，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资源配置。[4] 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的过程也可以作出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正是双方的合作完成了资源配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