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刘晏理财
赵映林。
刘晏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理财家，他管理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理财20年，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拯救了安史之乱后已近崩溃的经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经他治理，政府赋税充裕，百姓安居乐业，唐王朝统治也稳定下来。
九岁入仕。
刘晏（716—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其祖、父任过县令、县丞。他天分高、勤奋好学，从小做得一手好诗文，有“神童”之誉。《三字经》116节云：“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除年龄应为九岁外，其余都不错。“作正字”是指刘晏九岁那年，已在唐中央政府秘书省作“正字”了。正字属从九品下阶，刚入流。所以，《三字经》117节称赞说“彼虽幼，身已仕”。我们可不要小觑这正字，在唐代正字与校书郎都属文士起家的良选，从这里可产生翰林与宰相。
刘晏从26岁时开始，先后担任过数地县令。在县令任上，刘晏为百姓办实事，史书记载说：“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之后，他从地方调回到中央，任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安史之乱即将平定之际的乾元三年（760年），刘晏受命出任京兆尹（首都市长，管辖首都长安及附近州县），进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中央特派的不归户部管而负责管理上述内容的专使），从此开始了他领导财经的工作，历时20年。在财政经济管理领导岗位上，他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为稳定崩溃的唐王朝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做过一年宰相，任过户部尚书，还两次担任吏部尚书。他主持财经，既整屯了漕运，改革了盐政;也通过减轻赋税，促进商品流通，平抑了粮价。但他在经济领域最出色的表现是整顿漕运、改革盐政所取得的成就。这两点对唐朝当时的政权巩固至关重要。
整顿漕运。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政府财政状况非常之糟，尤其是中央政府还都后，粮荒成为突出问题。唐初长安所缺粮食全是由东南地区运至，每年需运粮20万石左右。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人口繁增，所需粮食大增，每年漕运（水运粮食称漕，陆运称转，统称转漕;由于水运成本远低于陆运，多以水运为主，故称漕运）百万余石。安史之乱后，漕运阻塞，弄得皇宫里的御膳房也无储粮。长安粮食是斗米价高一千钱至一千四百钱，粮荒最严重时出现过斗米七千钱的天价。粮荒关系到王朝的安危，是政治问题了。
之前，往京师运粮的漕运线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由淮河入汴水，汴水进入黄河，再从黄河入渭水到长安。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漕运线。然而，这条漕运要经过险峻的三门峡。这里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经常船翻人亡，损失巨大，翻到河里的粮食多到“河中有山，号米堆”。为避免三门峡的巨大风险，就把从洛阳到陕州这段改为转运，避开三门峡之险。但这条路在安史之乱中因洛阳失守，淮河受阻而废弃。于是又开辟了第二条线，溯长江而上，入汉水至洋州，由洋州再陆运到长安。可是运粮有限。刘晏在实地考察后，决定由淮河经汴水入黄河，再转渭水到长安。于是征集大批民工清淤疏浚河道，打通了汴水，使得汴水畅通流入黄河。诗人岑参为之歌吟：“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同时，刘晏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沿江建了十家造船厂，派得力官员督造。所造船只要求运量大，每船能载千石。所造之船，船身坚固，经得起狂风恶浪的摧击。由于淮河、汴水、黄河流量不同，水深河宽都不相同，他要求必须根据不同河流情况建造适宜不同水流航行的船只。如汴水，水面宽阔，水流平稳，建造平底浅仓的船，称为“歇艎支江船”，造了两千多艘。三门峡水流湍急，冲击力大，又多暗礁险滩，则造较小却更坚固的船，号称“上门填阙船”。
针对三门峡的险要，刘晏派人从四川以及襄樊、汉中等地调来大批竹子麻皮，制成坚韧耐磨的专用纤绳用以挽舟。每船配35人，30人背纤，5人撑篙，十船为一纲，每纲另雇一名熟悉这段航道暗礁水情的当地人，负责“执标指麾”。凡每纲船能安全过三门峡的一律给予奖励。这一措施调动了船夫们的积极性，之后再没有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
与此同时，刘晏将过去的直运法改为接运法。所谓直运法，是在扬州集中漕船，经淮河、汴水、黄河、渭水到长安。这种直运法，受到水落的影响而阻滞在河道中，费时长，耗损大，费用高，米价贵，造成长安“居亦不易”。刘晏改直运法为分段运输的接运法。他把漕运分成四段：长江船只运粮至扬州，汴水船只负责到河阴（河口），黄河船只负责到渭口，渭水船只负责到长安。在扬州、河阴、渭口衔接地，建一批仓库，设仓储粮，作为中转，逢灾荒年还可以用于救灾赈济。每段漕运根据不同季节水之深浅自行掌握运输时间。还改过去的散装为袋装。
为了确保漕运畅通，刘晏又改革漕运组织。之前，漕运由地方政府找当地富户承办，承办者称“船头”（承包商）。“船头”再找“船工”。“船头”往往利用运粮散装的漏洞，侵吞漕粮。改为官运后，费用降下来了，减少了腐败，政府雇用船工，付给合理的报酬。这实际上终止了强制性的劳役制，《旧唐书·食货志》说这项改革的好处是“不劳丁男，不烦郡县”。
刘晏改革漕运，过去运费是“斗錢运斗米”。现在运费大幅度下降，如扬州段斗米运费仅19钱。由此长安米价大幅下降。过去民运时，漕运皆由百姓以劳役形式承担，这些承担漕运的劳役百姓称为“租庸脚士”，苦不堪言。改为官运后，不再征调“租庸脚士”，从此再没有发生因征调“租庸脚士”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漕运经刘晏整顿后，从江淮运往长安的粮食常年达100万石左右。唐代宗兴奋地说，刘晏简直就是其萧何。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开始实行食盐专卖，然而所用盐官多豪吏，在售盐上对百姓敲诈勒索。所以，食盐专卖是大盐商发财，盐官渔利，小商贩辛苦，百姓受害。刘晏兼任盐铁使后，改原来的官产官销的专卖制为就场专卖制。首先是“亭户”（盐工）可以自由生产，生产的盐必须卖给国家，由政府统一批发给商人转运各地销售。改革榷盐法的收税体制，将政府应收的流通税摊入盐的零售价中，不再另征税。于是“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商人在缴纳盐款后，就可以自由销售。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控制了货源，有了稳定税收;又没有限制“亭户”的生产和盐商运销盐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对国家、盐商、“亭户”都得利的改进，比汉代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中的手段高明多了。刘晏同时精简管理机构盐院，只设十个盐监管理食盐生产，四个盐场负责存储食盐。刘晏还制定了对盐官在任用、监察、考核诸方面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制度;设十三巡院负责缉捕私盐运销，同时兼管官盐的推销，强化对盐官的监控。这样一改，堵住了生产一头的漏洞，又堵住了销售一头的漏洞。为了使盐的产销两旺，刘晏报请中央政府下令制止对“亭户”和盐商的各种苛捐杂税，不仅减轻盐商负担，也使得盐官失去寻租空间。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他在交通不便地区设立“常平盐”两万多石，一旦盐价上涨，就抛出常平盐调节市场平抑盐价。司马光评刘晏改革盐政说：“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实行食盐专卖后，刘晏发现有的商人手中资金周转不开，缺钱购盐;而军队又需要大批量的绢生产军服。于是刘晏鼓励盐商用绢代替钱，并有意将绢的价格定得略高一点，使得盐商有利可图，乐于以绢换盐。这样一来，既扩大了食盐的销售，又解决了军服原料，还省去了先收钱再转购绢帛的麻烦，少了一道中间环节，也减少了绢在销售过程的溢价，绢户生产者也有了固定销售渠道。一举五得，实施后大受欢迎。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遭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这往往是社会动乱的隐患，刘晏于是将失地农民组织为“亭户”，派人向他们传授制盐技术。失地农民不再为生存所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刘晏改革盐政前，江淮地区的盐税收入每年40万缗（一缗一千钱）。户部管理的池盐，虽然盐价贵于海盐，每年收入也才80万缗。刘晏改革盐政后，盐的税收每年达600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唐会要》称：“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收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又说：“宫闱服御、军馕、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刘晏取得经济领域中的不菲成绩，既保障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更稳定了一度风雨飘摇的唐朝政权，而且还总结出一套理财理论。
其一，是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养民为先。一般情况下要解决财政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加税增加政府收入。刘晏不是这样的。他常常挂在嘴边用以教导下属官员们的就是：“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通俗点讲就是“广养薄取”，即鼓励人口增殖，户口增多，税源则广。而要做到这一条就必须安定社会，而社会安定的前提是百姓安居乐业。要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则必须保障百姓有田种、有活干，即发展生产，给人民一个安定的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条件。他说：“王者爱人。”又说：“当使之耕耘织纴。”所以，刘晏主张养鸡下蛋，而不是竭泽而渔。由此“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他整顿漕运、改革盐政的举措无不是如此思想指导下的成功杰作。安史之乱，全国户口仅余200万户，除一部分为了逃税隐匿外，大量人口死于战乱，刘晏理财20年，到建中元年（780年），新增户口已超过100万户。人户增加了，政府的税收自然增多。所以，刘晏理财是在养民思想指导下“养鸡下蛋”，而且是“广养薄取”。
其二，他认为仅发展生产还不足以让百姓生活安定，关系民生的另一重要事情就是物价稳定，特制定“常平法”。他在漕运、盐政改革的基础上，广设常平粮、常平盐调节粮价、盐价。常平仓建在一些交通干道或较大且运输方便的城镇。具体做法是：农业丰收年，米价下跌，政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储于常平仓，称之为“籴”;农业歉收年，米价高涨，则从常平仓中调出，以未上涨前的价格售于百姓，称之为“粜”，对食盐也是如此。如有年关中盐价暴涨，原因是市场食盐脱销。刘晏接报后即刻令调常平盐三万斛（一斛十斗）运至，稳定盐价。效率之高，“人以为神”。常平法有效防止了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保障了物价的稳定。常平粮、常平盐除用于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外，还承担灾荒年的赈济。
刘晏死后11年任宰相的陆贽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时，列举了六条，其中第六条就是总结刘晏的经验，他说刘晏理财是“家给然后敛余财”。百姓安居乐业富足了，自然就有了税源。
其三，刘晏理财成功的另一重要经验是“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简单说就是政府将税赋寓于百姓日常不可或缺的商品價格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前面所介绍的改革盐政的具体措施。这种政策，使得买盐吃的城乡人民不知不觉向政府缴纳了税赋，但盐价并没有涨。“因民所急而税之”并非乘人之危，任意加价加税，而是通过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的买卖，不分贫富，使人人普遍承担这部分税负。这样富豪们也无法逃税，也减少了官员寻租空间。这是予之有形取之无形的理财手段，可以轻松实现“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百姓承担了税，却没有怨声载道，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刘晏理财，政府税收大幅度增加后说，社会的反应是“人不厌苦”。刘晏的理财方法，正如春秋时期管仲所说“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实在是高明之极！
其四，刘晏在理财中重视经济情报、信息的作用。他以制度形式规定从事经济工作的官员，定期上报所辖区域内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粮食、盐等的价格，以便政府及时按常平法的规定采取措施。对农业生产情况也是如此，一旦发现旱涝歉收的苗头，必须立即申报，至某月有多少租税需要蠲免，某月需要多少赈济。这样，不等州县主官申请，刘晏就上奏皇帝，办好蠲免事宜。由是，百姓安居乐业，人口蕃息。
理财当然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否则不能算成功的理财。在这方面前文介绍了盐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一半，除盐税外，刘晏不放过任何既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使百姓获利的机会。伴随常平法的是均输法的推行。如均输法规定之一，就是各地从事经济管理的部门准许用当地部分租赋和盐税，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调节他地所需。如东南各地手工业比较发达，这些产品当地又消耗不了，依据均输法，可以当地产的绫、锦、铜器、漆器、纸、笔、竹等，代替应缴的赋税，然后借漕运空闲之际，将这些产品运至所需地区批发给商铺。此举既满足、便利了人民的生活之需，又促进了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种灵活的税收政策，既增加财政收入又便民，一举两得。看到赋税收入的增加，刘晏高兴地说：“如见钱在地上流。”。
我们从刘晏整顿漕运、改革盐政等，还可以看到他所有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做出的，没有盲目性。他理财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以此提高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为了保障理财的成功，他重视对从事经济工作的这部分官员的培养和监督考核，有了一批理财有方且为官清廉的经济人才。安史之乱后，唐朝又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刘晏是有贡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唐代宗的支持，刘晏什么也干不成。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