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官”的陈永贵] 怀仁堂事变

近年来“被字句”走俏,有“被增长”、“被幸福”、“被拆迁”等说法,但没听说有“被当官”的。

可这种稀罕事也曾有过,原国务院总理陈永贵就是一例。

陈永贵一生跌宕起伏,书写了一个农民的传奇。

他原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他先是当了省领导,1975年1月又当了国务院总理,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

他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有顺口溜日:“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   其实,陈并非文盲,他没上过学,但经过后天学习还是认识一些字,能勉强看报。

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半文盲

虽然没多少书本知识,但有社会实践经验,当个公社干部或县干部都不会有问题。

可要当国务院领导,实在是难为他了。

有记者写了稿子,请陈审查。

他读不下去,记者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

记者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得写上同意两个字。

”他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写了一横。

对他来说。

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

当副总理后,他分管农业,天天要看文件,做指示,还要经常作报告。

他每天批阅的材料很多。

这些材料由他从昔阳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选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画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

同意的在材料上画圈,或写“同意”。

许多事,他弄不懂,圈却画得很快。

他看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画圈,他信得过他们(2011年8月26日《每周文摘》)。

对于陈副总理来说,最难的还是作报告。

他口才不错,讲话很幽默,但一到大会上就不行了,他害怕讲错,要照稿念。

昔阳县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子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一百字。

由县里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才能念。

千人千般苦,苦处各不同。

陈永贵当副总理受了很多“洋罪”,后来辞职到北京东郊农场当技术顾问,理由是“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

”他认为当副总理“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他意味深长地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临终前他嘱咐:孩子长大了不要当官、不要当干部,踏踏实实做点实事。

陈永贵是有幸的,他是新中国农民中最大的官;陈永贵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不想当官而“被当官”。

与一些人跑官要官不同,陈永贵没有“做工作”,而是“天上掉馅饼”,砸到头上啦!   “文革”期间,与陈永贵一样一步登天的,还有钻工倪志福、纺织女工吴桂贤、卖菜的李素文等,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成了“接班人”。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都是经过组织推荐、政治局集体研究、人大选举才上去的呀!是的,是经过了正规程序。

其实,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当人不把制度当回事.当权力大于制度时,再好的制度也是墙上的月亮。

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干坏事,权力可以使制度变成废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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