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上访：千百年来路相似:进京上方为什么有人拦
所谓的“告御状”是也。
上访，除了权利救济，也有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功能。
地方上的群体冲突 1985年起，国务院推进财税改革，确定地方政府从此实行财政大包干。
除了上缴中央财政的收入，地方财政自负盈亏，包干的办法五花八门。
财政包干之后，县乡政府收取税费的热情的确猛然高涨，任务也分解到了个人，奖励提成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包干的恶行弊端也逐一暴露，引发民愤。
乡镇官员协同税务工商人员下乡进村，税费名目凭空生造，令人眼花缭乱，收费、摊派、罚款、集资之手都伸向了农民。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江西、湖南、湖北个别地方久旱无雨。
粮食歉收，而乱收费乱摊派仍照常征收，牵牛赶猪、拆房扒屋、殴打村民，靠天吃饭的农民被逼无奈，聚众之下砸了乡镇政府。
――这种群体性的冲突不见报端，只见内参。
中央政府的减免政策不是被地方政府隐瞒不报，就是被束之高阁，不当一回事。
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2007年底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
他深入乡间基层，以田野调查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至今10余年湖南衡阳县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与乡镇政府官员的周旋与抗争。
税费层层加码成了沉重的农民负担，而中央政策号令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法下达到基层民众。
维权代表对于乡镇官员的暴虐之举深恶痈绝，只能向上陈情，越级上访。
一级政府不行，再向上一级政府，最后被迫进京上访，进京上访竟然成了一种考验意志力的行动。
“近十年来，税费争议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导致了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而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虽然一再为减轻农民负担下发文件。
最近几年，土地纠纷已取代了税费争议，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于建嵘教授总结说，“由于土地的利益巨大。
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运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已是常事。
” 历史上的击鼓鸣冤 进京上访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谓的“告御状”是也。
相传上古时的尧和舜为了能听到民间的意见，就在宫外悬挂了“谏鼓”，民众可去击鼓，尧舜会让百姓上朝面谏。
此外，还在宫外大道两旁设立“谤木”，可供民众随意在上面书写意见。
朝廷有专人负责将木柱上的意见抄录，再呈给帝王审阅。
至今，谤木演变成了装饰性极强的政治图腾――华表。
西周时执政者仍然延续了“路鼓”――即在王宫外竖着一面大鼓，供冤屈者擂响；另有“立肺石”，即放置一块通红如人肺状的石头，供有冤屈者立于其上。
这也是执政者格外开恩，为鸣冤叫屈的草头小民特别提供的一条直达于王的申诉之路。
虽然自秦始皇时代开始，与郡县制一起推行全国的还有监察制，但官吏的监督一向都只是掌握在官府的权力系统之内，除了中央监督地方、政令下达之外。
基层民情无法上传。
为了探求民隐，较为清明的皇帝会在权力系统之外打开一道口子，允许民众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
――这就是所谓的直诉制度。
“直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的合理性就看皇上的心情如何。
是否格外开恩了。
直到民国时代，西方大陆法系引进之后，中华法系解体之后，进京上访这一制度才得以暂时销声匿迹。
现实中的解决之道 被逼进京上访是一种偶然行为，也实属无奈，没有谁想跋涉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艰难之路，日复一日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和金钱。
60年来，人民上访有过几次高潮。
1954年至1957年，上访猛增，反右之后噤若寒蝉；“文革”期间中断了十几年，80年代以后上访再度持续激增。
据统计数据看，全国书信形式的上访约占25％，走访形式的约占75％。
走访中的集体上访约占走访总人次的70％。
各级信访机构因为没有任何监督，上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上访不断升级，各种尖锐矛盾的焦点聚集中央。
在上访低潮时，仅全国县以上党政系统信访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每年仍在1000万件(人)次以上，其他各系统和各部门的案件总量更大。
群众上访会因为地方政府的警力压制而爆发激烈冲突，据于建嵘解释，地方政府往往需要花钱销除信访机构的上访记录，将上访群众押解回地方……这一切都源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责任追究制。
从直诉制度到信访制度，不难看出其中一脉相承的历史遗迹，称之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恰如其分。
上访制度存与废的论争在法学学者之间众说纷纭，利弊各显。
尽管国家信访局是最高专门机构，力争扩权，但也无法统领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到权力机关的各级各类信访机构。
因为信访机构隶属不一，信访接待之后，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转归到了各问题部门就等于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了。
信访机构自身无权监督，也无法监督，千分之二的上访解决率大大消解了法律权威和中央权威。
年幼时曾听到过一个清末老童生颇堪玩味的一句话：夜里想到千条万条路，早上起来走的还是那条老路。
1945年，毛泽东回答黄炎培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可60多年过去了，为民请命的执著之士仍在追寻之路上大声疾呼、蹒跚而行。
可见，要走出条新路并非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