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案的反思
【摘 要】 文章概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仁人志士振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案。分析反思了这些发展方案的优劣：《天朝田亩制度》兼具革命性与空想性；《资政新篇》虽具有进步意义，但缺乏实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只是地主阶级进行的“自救”活动；“维新变法”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不是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纲领。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人士睁眼看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諸领域开始了追赶世界近代化的脚步，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提出了多种方案。今天研究这些方案与实践，不但可以更充分地了解我国国情，而且还可以对当前经济改革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
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以及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力图振兴中华。他们除了要求政治上进行变革外，还提出了多种振兴经济的方案。
1、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正式建立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为了巩固政权，这年冬天，太平天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这其中就包括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近代以来一个较为完整的振兴中国经济的纲领，基本思想就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实行新的平均分配土地制度，要求人人平等，处处平均。具体办法是，将天下土地分为三级九等，好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男女每人都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减半。最终目的是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1]。
2、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集团中的洪仁玕，提出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经济的新方案——《资政新篇》，对近代中国如何发展作出了开拓性探索，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纲领。《资政新篇》新在它的内容与《天朝田亩制度》根本不同，也和太平天国已经实施的制度政策措施不同。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严禁朋党之争和结党联盟；经济方面，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兴办邮政，开办银行，开发矿藏，奖励发明，准许私人投资，富者可以雇工等等；文化思想和风俗习惯方面，主张设立学馆和医院，兴办社会慈善事业，禁止封建迷信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2]。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坚持中国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前提下，借用“西学”即西方先进技术来“应世事”。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建设纲领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臣兴办洋务事业——办厂、开矿、创设轮船招商局，发展电报事业等等，长达30多年。前期以“求强”为主，兴办军事工业；后期以“求富”为主，兴办民用工业。这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化实践的开端。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 ，开始仿造洋枪洋炮。这是洋务派创办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则是开始于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到1890年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0余家，经营形式是官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3]。
洋务派在筹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包括资金、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他们逐渐认识到富乃是强国的基础，试图通过“求富”达到自强的目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事业的重心逐渐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共创办了20多家较大的民用企业，资本总额达1700万两白银，工人总数近3万人。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航运、铁路、电讯等交通运输业，经营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天津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4、“维新派的变法”。
甲午海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维新派的“变”在经济上的最基本主张就是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但是由于康梁等人的际遇不同，他们振兴中国经济的主张也有差异。康有为经济主张的核心是发展商业，发展对外贸易；梁启超的经济主张中有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商业的内容，但他尤其关注自由贸易；严复则强调经济自由——个人有最大限度的经济活动自由；谭嗣同特别重视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
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实施自己“变法图强”的主张，奔走呼号，积极活动，表现了资产阶级谋取发展的巨大努力。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以后，通过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等形式使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广泛传播，维新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开始维新。令人遗憾的是，103天后即失败。
5、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三民主义”纲领中的民生主义，是关于改革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理想。孙先生在其革命的一生中都非常重视民生问题。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除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故在进行政治革命时还必须进行经济革命。他在流亡期间研究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其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民生主义。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变革，反对地主对土地的垄断而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但并不是无偿没收地主土地，而是通过赎买来实现。具体措施是把土地原价归地主而增价归公，即“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节制资本则是将资本区分为私人垄断资本和一般中小私人资本，他认为对私人资本要加以一定的节制，凡具有壟断性质和私人无力办的企业，则全由国家来举办和加以经营管理，籍以排除私人垄断资本的产生和他们操纵国民经济命脉来谋私利。[4]。
总而言之，这些振兴中国经济的方案，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复兴国家，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艰难探索。这些方案虽有不少局限性，但也不乏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1840年后，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一个受世界资本主义影响和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方案中的优与劣都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1、《天朝田亩制度》兼具革命性与空想性。
这是因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矛头直指封建统治基础，具有强烈的反封建革命性。但是，《天朝田亩制度》又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具有浓厚的空想性。它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
2、《资政新篇》虽具有进步意义，但缺乏实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
《资政新篇》的思想精髓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改革。这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蓝图，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前进方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但是缺乏实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环境。
3、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只是地主阶级进行的“自救”活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使中国经济腾飞，封疆大员们也没有实现“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最重要的原因是洋务新政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而是地主阶级进行的“自救”活动。[5]作为由封建官僚发起和主持的运动，它“借法自强”的目的是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从企业经营管理上看，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没有完全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办事。资本主义的幼苗也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土壤中茁壮成长，更不用说此时西方列强已经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洋务派的“师夷长技”并不能使中国拥有真正的先进技术。
4、维新变法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百日维新”的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经济上，提出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这样的措施基本无法实现，因为维新运动是依靠地主阶级政权来推行，而维新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二者的经济利益是对立的；再者，变法图强，振兴经济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参与其中，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变法才能成功，国家才能富强，而维新派根本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其三，维新派没有任何反对封建经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革除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振兴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
5、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不是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纲领。
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内容上看，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这个纲领并不是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纲领，它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当时中国的土地问题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这些振兴中国经济方案，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方案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达到振兴中国经济的目的。中国经济要想得到振兴与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必须扫除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和束缚，即必须在中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参考文献】。
[1][2][3]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解放军出版社，2016.31、32、37.
[4][5] 郭庠林.中国近代振兴经济之道的比较[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107、109.56.
【作者简介】。
马永华（1967—）女，河北承德人，武警后勤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