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服务社会化视野下文学档案的征集与利用
档案，是指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这类原始记录，其最大意义在于最真实地定格事实发生的过程和背景，为历史保留最宝贵的证据。而“作家在创作活动中会形成不少档案材料，档案界称之为‘文学档案’。文学档案，按现在的通常说法，就是作家在创作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真实记录，它反映了作品或作家创作活动的全过程。”故本文所指的文学档案，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手稿、作家日记和手札、作家书信、作家相关照片、作家的音像资料、文学大奖的评奖资料、以及有关文艺创作理论和会议的重要资料等。
在当今电子写作时代，电脑写作早已取代笔纸手写等传统的书写方式，名家手稿、信札等纸质材料随之成为稀世珍品。“最近一两年，在拍卖市场上，两页鲁迅书写、周作人题跋的《古小说钩沉》手稿以690万元成交，一页鲁迅致陶亢德信札则拍出655万元的高价”。
这样的“手稿热”现状，一方面要归功于“收藏热”的兴起，收藏市场的火热，使得手稿的经济价值水涨船高。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今处在书写方式急速转变的时代，电子书写的冰冷性，反而让大众对手写时代产生了一种情感的回望和怀念，文学档案的价值不言而喻。
文学档案作为档案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跟传统意义上具有“文件”性质的档案相比，二者既有交集，也存在不同。有一部分文学档案，诸如作家之间的通信、作家相关照片和音像资料，文学界的文件和会议资料等等，它们跟普通档案一样，“是具有清晰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但如作家手稿、手札等文学档案却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有些许区别，因为它不是对事物或事件的一种原始记录，而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经过自己思考和再创作的艺术化产物，它所记载的内容本身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档案记录性质，但是它的原始记录性体现在它完整记录了作家的创作过程和思考过程，反映了作家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思路，而这个过程存在着不可逆和绝对的不可复制性，手稿的独一无二决定了它独特的价值。
虽然作家手稿、手札、书信等文学档案与普通档案相比，在档案内容方面存在原始记录性的部分缺失，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档案价值。
其一，在文学手稿中，有的文学作品是直接以档案记载为基础而诞生的产物，例如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内容虽不是纯粹的档案记载，但却对事件的还原度较高，是另一种生动形式的档案材料。有的文学作品是以一定的社会背景和事件为基础，经过作家的加工和改变而成，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真实度和可信度，能折射出一定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具有可参考的档案价值。
其二，文学档案中的书信档案，作为一种私密性档案，往往更能如实反映作家之间的交流、作家的真实想法、以及重要文学事件等，它包含了作家历史时空的思想动态变化、情感交流，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档案功能，更富有情感色彩和人文精神，它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和饱满，对于文学史的复原和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文学档案为文学事业的研究和发展保留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更是为文学思想史的建构提供了材料依据。据2017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目前国内可知的文学类博物馆（档案馆）一共有27家，主要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巴金纪念馆、老舍纪念馆、冰心文学馆、萧红文学馆、莫言文学馆、河北文学馆、辽宁文学馆、陈忠实文学馆、赵树理文学馆、姚雪垠文学馆等。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资料收藏和研究中心，自1985年建馆以来，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征集和收藏了大量作家手稿、手札、作家通信、作家影像资料以及文学大奖的评奖资料，馆藏资料在文学类博物馆（檔案馆）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就馆藏数据和藏品质量来看，我国文学档案征集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是，相比较国外优秀的档案收藏机构而言，国内的文学档案征集和档案的利用方面还存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档案征集政策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全面性和前瞻性，是国内很多档案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品来源主要依靠作家无偿捐赠，捐赠主体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及除此之外在文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依托中国作家协会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文学馆的征集工作一直以来开展顺利，但征集工作存在着被动性和临时性，缺少长期稳定的规制。同时征集信息与作家信息存在双向不对称，对于目前国内外比较重要的作家“家藏”信息了解得不够透彻，征集工作缺乏主题性。
2.档案材料的利用率有待提高。
由于征集工作缺乏主题性和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文学档案的征集呈现碎片化趋势。同时，档案征集工作缺乏评估体系，没有明确征集工作在每一阶段所应该达到的效果和目标，亦或是档案材料征集入库以后如何利用等问题，这一系列因素都将直接导致征集入馆的藏品利用率不高或者是没有得到更为合理优化的利用。档案馆、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的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机构，其职能不应该仅限于“为了收藏而收藏”，丰富藏品资源、实现藏品资源社会利益和教育职能的最大化，才是我们矢志不渝所应履行的职责和初心所在。
社会公众对收藏机构的信任程度将直接影响征集工作的开展。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藏品丰富，其藏品90%以上来源于作家和相关文学机构的捐赠，虽其藏品丰富，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导致文学馆在档案馆、博物馆界的影响力不大，社会认可度欠缺，这样的社会处境，也将会影响我们以后的档案征集工作。
文学档案馆以传统纸质档案材料为征集目标，而随着书写方式的转变，社会文本记录日趋电子化、信息化，手稿、书信、日记等纸质文本档案资源日渐减少。再者，收藏市场的火热，使得名人手稿、书信的经济价值扩大化，传统的档案征集工作愈显艰难，影响档案收藏机构的档案资源建设。所以，适时调整征集战略、拓宽征集范围将会成为档案征集工作的新趋势。
纵观以上四点，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不可抗力元素的干扰，但人为因素更大程度上影响我们传统的档案征集工作，尤其是一些保守观念的存在，制约了档案机构相关工作的开展。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服务和公众之间并没有建构起良性和联动的关系。档案资源建设并没有以为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为准则，档案服务也没有以公众需求为依据，三者之间所产生的非良性循环，直接导致档案征集工作的滞后与失效。
面临日趋严峻的档案征集竞争环境和更高要求的社会公众服务，档案馆、博物馆的征集工作必须与时俱进、突破传统、结合馆藏、以利用和服务为导向来开展，即不断提高档案服务之社会化程度，将档案服务与档案征集和公众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
追溯档案服务于社会的历史，档案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源起于法国，1789年的法国档案工作改革，确定成立国家公立性质档案馆，并将用于存储国家档案，并在随之颁布的法令中，明确规定档案馆向公众开放。自此之后，公共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并为公众服务成为国外普遍遵行的一项原则。与国外相比，我国档案馆的开放进程较晚，1980年党中央制定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但直到 1987 年颁布的《档案法》才为我国档案开放确立了法律依据，档案服务“社会化”形态才逐渐开始萌芽。由此可知，我国档案服务社会化的起步和进程相比国外确实较晚，发展程度依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提高档案机构社会服务水平和质量将是未来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
在纵观档案收藏机构的发展现状和档案服务社会化水平，并结合相关文学档案征集的实际工作，笔者以为从以下诸方面开展工作，将会更有效地促进档案的征集工作和利用效率。
档案馆服务质量不仅是公众对档案馆进行评价的关键因素，也是档案馆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验证档案馆建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档案收藏机构除收藏职能外，还包含研究、展览、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职能。文学档案馆应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结合互联网以及媒体平台开展相关展览、讲座等互动社交活动，提供“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充分发挥档案资料的历史和教育价值，吸引公众对档案解读的兴趣和认知，打造档案收藏机构文化品牌和高质量服务，以此来吸引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公众对我们的认可程度越高，对我们的依赖性和信任感越强，我们从社会上征集到档案的可能性会越大。同时，档案服务社会化是对保障公民享有档案利用服务权利的有效回应，档案收藏机构作为一种非营利性机构，有义务为社会公众提供档案的利用服务。文学类博物馆的馆藏文学档案资源丰富，尤其是国内文坛大家的手稿、书信档案，是其最为独特的资源，定期的特色展览、讲座、手稿书信的解读、研究和出版，尽可能的将馆藏资源最大化的普惠于民，吸引公众尤其是作家走进文学档案的世界，了解文学资料的价值和珍贵性、了解我们科学的保存环境和条件，这将势必会引导他们日后对自存文学档案的归宿问题的考虑，为我们日后的征集工作埋下伏笔。
科学的档案征集计划基于馆藏、广泛收集、重点“以利用为导向”，既要有现实迫切需要，但也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档案收藏机构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收藏范围和征集对象，突出重点征集主题，划定阶段性的征集目标和征集计划。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督查阶段性工作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文学类档案馆（博物馆）的征集范围比较明确，如名人纪念馆主要以某一位作家的手稿、书信等为征集目标，地方性文学博物馆（档案馆）则以某一区域内产生的知名作家为征集对象。而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的大型文学档案馆，其征集范围很广，主要收藏1919年以来的文学资料和文学档案，征集对象主要是国内比较重要的作家。怎样才能让这种复杂的征集工作更为有序的开展，制定长期和阶段性的征集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征集计划可以以地区文学为主线，将中国版图内的现当代作家生活的区域划分为小的单元，诸如东北作家群、西南地区作家群、中南地区作家群等，也可以以文学创作文体为线索，分为长篇小说、传记文学、翻译文学等不同主题文学来开展。以这种模式所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更加系统化、全面化，不仅能够为日后的展览提供更加饱满而丰富的专题性材料，也能够为文学的专题性研究提供更多的便利，极大的提高档案资料的利用率。
3.征集的反哺社会计划。
如果说征集是向拥有者的索取，那对捐赠者的回馈就是一种反哺。首先，单向的一味索取并不能保证捐赠和授予关系维持长久，双方互利共赢，建立良性循环的征集规则，让征集与被征集者都能在行动中实现自己的利益，使征集行为由简单被动成为一种互赢互动，才能使征集关系延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主的档案法规鼓励“向国家捐赠档案的，档案馆应当予以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明确规定： “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或者为文物保护事业作出贡献的，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其次，反哺计划也能弥补捐赠者情感上的缺失，很多档案资料是捐赠者一辈子的心血，是他们至爱的“宝贝”，如果一旦被档案收藏机构“拿走”且“杳无音信”，难免会让他们失落，以至于下一次的征集行为难以开展。所以，让收藏的档案资料与捐赠者建立新的联系，以更加活跃的姿态呈现，也会刺激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目前文学类博物馆（档案馆）的反哺计划主要有为捐赠者提供适当的展览活动、研讨会、座谈会、出版征集成果集等。但这些还不够，反哺计划应该更加深入，除了浮于表面的功绩，文学档案收藏机构应始终与捐赠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合理需求，尤其是涉及到相关展览和研究，应该邀请他们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这些档案的人。
为了更好的为社会大众提供档案服务以及防止日后在文学档案使用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权属纠纷，档案征集之前，档案收藏机构和捐赠者之间必须明确档案资料的版权和使用权问题，其中包括档案资料的查阅、复印、公开、展览、改编、演出等各项权利。除此之外，对于档案资料权属多位对象的情况，也一定要对权属对象身份作出明确的注释，尤其是存在多位子女的家庭，一定要確定捐赠意愿是否一致。在档案权属纠纷问题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曾出现过这样一个案例，著名的“左联伉俪”罗烽、白朗先生，过世后留下大量珍贵的手稿、书信等文学资料，二人虽然没有立下遗嘱，但他们生前和现代文学馆来往频繁，也曾经口头授意要将遗物捐赠给现代文学馆。在2000年及2010年，二老的干女儿金玉良女士为了完成老人的遗愿，分两次将罗烽、白朗部分生前手稿、书信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但在2014年，两位作家的亲生子女白莹、傅英却因金玉良非二老亲生子女且无二老书面授权，故无权处置罗烽白朗的遗物为由，将金玉良及中国现代文学馆诉至法院。其中一方的代理人表示，要求文学馆返还遗物，另一代理人则提出变更捐赠者的要求。虽然最后在北京三中院的调解下得到了和解，其亲生子女白莹、傅英同意将其父母遗留的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但确实因前期权属问题以及捐赠人意愿的确定问题上出现疏忽，才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让社会公众对文学馆形成了不良印象。所以，在捐赠关系产生之前，档案收藏机构与捐赠者一定要签署协议，明确档案所属权以及限制利用关系，尤其是对于部分捐赠者提出的保护个人隐私、限制利用等特殊要求，档案机构也一定要尊重捐赠者意愿，对不适宜开放的档案，限制对外使用。
5.征集范围的扩大化和文学档案征集史的建构，为文学发展提供档案服务。
随着文物市场的日趋火热、文物经济价值的水涨船高，以及人类书写方式的改变，文学手稿、书信等传统纸质档案的征集工作将受到极大影响，征集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档案工作者不仅有义务记录和保护过去，还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所以，文学档案馆除了保存珍贵的文学资料，还应当担当起建构文学史、特别是文学档案征集史的历史重任，利用碎片化的档案资料，拼构出生动而丰富的文学发展史和档案征集史。所以，事前规划和接收捐赠阶段产生的许多涉及档案捐赠管理的材料，如档案收集部门制定的征集计划、征集档案的图片与相关资料、专家鉴定所提供的评估报告、研讨会会议纪要、领导审批意见、宣传材料、捐赠协议、捐赠档案清册等，也需一并向档案保管部门移交和整理。它们不仅为日后查考提供凭证，还为更好地开展和改革档案捐赠管理工作提供借鉴。除此之外，文学档案征集范围还应该扩大化，除了传统的征集对象，名家口述史资料也应该纳入征集范围，落入纸上的资料有限，但作家脑海里的文学历史和故事却是更大的资源宝库。以口述历史的角度去挖掘新的信息，并转化为可保存的文学档案资料，将极大扩展文学档案资料的征集渠道和深度。文学档案的征集力求全面而重点突出，征集过程和征集动态最好是能成为档案资料背景的一部分，当研究者在查阅这些文学档案的同时，也能更多的了解这些资料的流转历史和动态化征集过程，力求让文学档案征集史也能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既面临着很多困境和不足，也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着眼本馆实际，调整征集战略、在档案服务社会化视野下，提升档案机构社会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社会服务品牌，引入征集的社会反哺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必将迎来文学档案征集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