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甚至不会认错。

当然,也不会质疑,不会批评,不会辩护,不会道歉。

一、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

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

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

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

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

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

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

资格,就是“君子”。

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

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

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

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

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

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

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

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

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

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

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

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

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

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

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

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

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一种“姿态”。

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

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二、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

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

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

这看起来是“严于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

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

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

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

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

就算儒家主张“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

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

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

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恨斗私字一闪念”。

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

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

那可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

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

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三、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

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

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

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

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

这就不能犯错误。

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

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

但那责任,却全在酒。

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

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

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

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

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

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

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

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

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

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

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四、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

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

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

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

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

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

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

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

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

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

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

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

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

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

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

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五、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道远。

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

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

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

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

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

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

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齐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

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

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

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

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

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

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

认账不等于认错。

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

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

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

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

这是“真伪判断”。

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

这是“是非判断”。

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

“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 　　【紫陌红尘荐自《新京报》201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