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解决措施不力之根源剖析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存在的矛盾探究 【绪论】清政府对社会矛盾的调和研究绪论 【第一章】鸦片战争前的社会矛盾问题 【第二章】1842年战后的社会矛盾分析 【3.1】鸦片战争战前社会保障 【3.2 3.3】战后解决措施不力之根源剖析 【结束语/参考文献】清道光朝的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3.2 战后解决矛盾的措施。
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道光皇帝也深知这一点。无论是在战争正在进行时还是在战后，他都为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做了贡献。
东南沿海的战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内陆的自然灾害也在频繁上演。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河南省水灾严重，黄河水冲破城北护城堤由北向南直奔省城，为保护省城，各地相应运送物料、粮食接济，并分设五个场所赈济难民，向城外的难民发放糖饼，对城内城外的全部灾民加以抚恤，不让他们流离失所。此时正处于汛期，数百万生灵，不能坐待淹浸，设法将百姓迁移到安全地带。并派人到受灾较重的地区查明户口，分发银两，妥善抚恤，先后动用常平仓、义仓的粮食来接济百姓，籍资口食，以济急需。所以，对于清政府来讲，对付英人的骚扰只是一个小的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赈济人民，以求稳定的生活。我们以江苏省上元县为例，道光二十年（1840 年）八月给江苏上元等十四州县水灾口粮并修屋费;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十月，又加赈江苏上元等十五州卫灾民，并免额赋;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展赈江苏上元等八县灾民.连续三年都对同一个州县进行赈济还远不止江苏上元县一个，像这样的赈济几乎是年年有、月月有，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政府虽不能面面俱到，可在内忧外患之时政府依然能及时赈济，也说明了道光皇帝的忧民之心。
与鸦片战争前一样，清政府同样重视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建设。
遇到常平仓、社仓等亏空的时候，都是严加管理，认真查办。各直省州县，设立常平社仓等，原以备水旱缓急不时之需，岂容稍有亏短。道光皇帝严令各官员查办短缺的仓库，命其尽快补齐所缺粮食，使仓库充足，使得大灾来临之时，百姓有粮所食，不至于受冻挨饿，流离失所，从而达到各仓储拯救民生的作用。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国库空虚的清政府也想到了招商协济办法来赈济人民，福建省城义仓存谷，因上年米价稍昂，复经被水，现存仓榖无多，自应及时买补，以实储备，出示晓谕商民，如有情愿分赴浙江台湾购买者，即行给照前往，著该督覆实请奖.与此同时，政府在面对那些没有耕地和耕地及少的饥饿贫苦百姓时，煮赈也成为荒年、灾年救饥的主要方式之一。清政府往往是在夏秋灾害较严重的季节在例行赈济之外，又在附近地区设立煮粥场救灾，或者在那些外来的流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煮粥赈济。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煮粥赈济厂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京师五城，每年冬间，例应设厂煮粥，原所以赈济贫民，必使实惠均沾，方不负体恤孤寒至意。煮粥赈济日久便弊端尽显，政府为了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派御史亲自前往督察，对那些贪污舞弊的官员严惩。
在灾荒之年，数以万计失去土地和家园的灾民成为了流民和游民，他们生计维艰、四处游荡，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因素。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政府往往对他们进行招安，因此以工代赈也成为了清政府常用的一种赈济方式。清朝的以工代赈往往以兴修水利为主，在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时，需要雇佣的工人较多，正好将没有复业的灾民招工，以工代赈，尚可力作谋生，而灾民也可不至于流离失所，如果组织妥当，以工代赈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还有一种更为直接，也是统治者最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蠲缓钱粮，这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通用的方法，一般分为灾蠲和缓征。灾蠲主要是指在发生灾害当年免除民众钱粮赋税，缓征主要是指将当年应征收的钱粮延缓至灾后征收。以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为例，六月缓征山东临清等二十二州县并德州东昌二卫被灾新旧额赋有差、十月蠲缓直隶霸州等三十七州县水旱灾雹灾新旧额赋.要想真正的免征赋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统治阶级的税源，所以缓征就成为了在灾难面前最好的解决方式。然而，缓征不等于不征，对于那些无地少地的贫民百姓来说一年又一年的压欠，也使他们痛苦不堪，不过，在灾年救济其生活方面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赡养孤寡也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收养贫苦孤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也同样是政府施行仁政、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的重要体现之一。贫苦孤残等弱势群体主要就是因灾而失去土地和家园的百姓，本年江宁、扬州、淮安各府属被水较重，灾黎口食维艰，业经该督拨银分别抚恤，并将流入邻省贫民截回，尽数官为留养，设法安抚，自不至流离失所，惟冬赈在即，必应先事豫筹。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入侵，产生了一大批的社会流民，匪徒影射流民,流民得不到政府的保障，慢慢成为纠集群众，打家劫舍，反抗地主阶级的匪徒，他们给清王朝严重的打击，削弱了其统治，但是同时又给广大平民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尤其以西南地区最为集中。当时的西南大部分地区，在两省交界山地地区易于流民藏匿，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矛盾亦很尖锐，在抗租抗粮斗争的带动下，慢慢形成了比较普遍性的反抗斗争。政府害怕越来越多的百姓参与其中，对这些动乱进行了全面镇压。
四川地区啯匪，为患日深，请饬州县认真团练，各地方官随时认真稽查，误令啸聚，致为寇患;四川夷匪纷纷串扰地方，四川夷匪潜出雷波厅滋扰，经官兵杀死多名，地方业已安静.湖南地区阶级矛盾激烈，广西地区更是全省匪徒猖獗，军机大臣裕泰奏湖南新宁县及广西全州县各匪徒，结会焚抢滋事,而且两省交界处，多为深山，路途难走，易于藏身，咨令提督亲往剿办，切不可因循观望坐失机宜.云南地区民族矛盾颇深，云南汉回积怨报复，大而械斗，小而焚劫，几至无岁不有该督抚即详加体察，悉心酌办.对内部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只是一味的大力镇压，而在对于英人的滋扰上，态度却截然相反。面对英人的无理要求时，清政府向该酋剀切晓谕，相机妥筹固不可过事张皇，严饬地方官弹压镇静;并且要求各地方官及绅士劝谕居民俾各相安等语,不与英人起冲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但不保护国民，且在战争来临时仓皇而逃，弃人民于不顾，虎门之役，上以官兵临阵退避，致提督关天培陷殁，特命靖逆将军奕山等详查首先先逃避之人.统治者对此不但无能为力，而且所作所为还助长了社会矛盾的发展，不可调和的社会危机到来了。
百姓生活较之鸦片战争之前更加困苦，再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官吏的贪污腐败，使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最终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使清政府陷入更大危机的太平天国运动。
面对国内外局势突变，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下，道光本人深切关注百姓疾苦。无奈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及伴之而来的白银外流、银价高涨、战争开支、巨额赔款，使道光皇帝力不从心，皇上爱养斯民之至意，若竟从所请，则钱粮愈少，军费不足.此时的政府已没有经费再为百姓办实事，国家经费有常，必应量入为出现在军务紧要，费钜用繁，尤须妥为筹画,只能靠各地方和百姓自己解决了，河南省省城被水围困，需要修筑堤坝，劝谕绅民捐输与筑,此外山东、两淮、浙江、长庐均经先后报捐，是在外筹划一费.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长江部分堤坝决口，需要堵坝和赈济的银两估需夫土银一万六百三十余两，著准其筹借银五千两，不敷银五千六百余两，即由该县自行捐资办理.
在对水利工程的兴修上，战后也大不如战前，《清史稿河渠志》中记载，鸦片战争过后的十年间，黄河决口三次，花费繁多，而道光皇帝以频年军饷河工一时并集，经费支绌，意欲缓至明秋兴筑;对淮河、永定河、海塘也只是简单的治理，并没有大规模的修建；对于运河的治理，战后根本没有记载。政府财政亏空，无奈之余只能让百姓自行捐办筹钱，而百姓贫困潦倒，加之仓库亏空愈重，近年起运漕粮，缺额甚多,国库日渐亏空。
这一切都说明了鸦片战争过后政府的财政拮据，国家无财力再为百姓提供基本生活需求。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高额的军费支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军费支出并不大，统治者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力不从心。钱乃战争的后盾，鸦片战争爆发后，高额的军费支出，再加之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一直处于费用支绌的状态。
1840 年 6 月，随着英国大规模军舰和海军的到来，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对战争没有任何准备的清政府匆忙应战。在与英国谈判破裂之后，道光帝决定开战，此时的他变的大方起来，投入大量军费，但是各省索要的大量钱粮，又使他吃不消了。请再拨发银一百五十万两，并请将粤海关库现存锐银五十万两，一并截存备支，广东自军兴以来，乃合计动拨军需及藩关运三库银，已至二百七十余万两之多于夷务.一个省份就需要如此多的银两，难怪节俭惯了的道光帝要说该督抚稍有天良，必当覆实支销，力加撙节。据《清史稿食货六》。
记载英人之役，一千数百万两。《清宣宗实录》上又将各省所需钱粮明细化，福建省款额 134 万两；直隶 89.5 万两；浙江 701 万两；山东 153 万两；广东 420 万两；江苏 100 万两，合计 1495.5 万两。这只是战时直接报上来的款项，战后各地又开始补报银两，军费开支在二千万两以上。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现在截销，尚有陆续补报等项。鸦片战争中为何有如此高的战争支出？第一，兵器费用。英军以坚船利炮打开我国的大门，中国军队仅以刀枪箭来迎战火枪火炮当然是不可以的。战争开始后，国内大多省份便开始生产火枪火炮，运往沿海各省。但由于时间仓促，技术水平落后，制造出来的枪炮大多不合格，炸弹不过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船只；且炸弹有炸有不炸，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然而即炸,爆炸的时间很难定准，浪费了国家钱财。同时还要造舰船，每修造一船，道中少则赔洋银千数百元，多则赔三四千元至查来收功时，油色不能鲜明，不肯领用，又复重新修饰，更添赔累.其次，修筑海防。我国的海岸线很长，为防止英国的进攻，必须拉长海防战线，在沿海多做部署，修建炮台。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在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只重点在虎门地区修筑炮台，加强防守，其它地区都是在战时才抓紧修建的。第三，调兵和招募兵勇。我国绵长的海岸线八旗兵力根本不够守卫，所以就要从内陆各省调兵。将河南、河北的兵力调到江苏等沿海，更远的要从陕西、四川等地调兵。于河南省挑选精兵一千名，应带军器，拣择精良，迅速管带，前往江苏。黑龙江、吉林等驻兵还要调去驻守直隶沿海。
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兵，官兵一路上所吃的口粮，所用的船只，到驻地之后的衣食住行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政府为了鼓励养尊处优的八旗兵英勇作战，经常赏给钱粮等。针对如此耗费钱粮之事，有些官员便提出在当地招募兵勇。
现募有习水打雁民人二十名，充作水勇，以备明春之用。但无论如何，清朝统治者宁愿花费大量钱粮从外省调兵，也不情愿在当地招集民众。清政府如此不相信人民，不组织人民，放弃了最雄厚的战斗力量，这样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清廷在战争中的军费支出，就道光皇帝来说，可谓是倾其全力，可是，这笔巨款到底有多少真正用到战争中，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这又是官员贪污受贿的契机。
其次是税源的流失。《南京条约》中规定割让香港岛，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使清政府失去了在香港的财政税收，惟香港通市一节，最关紧要，该处为售货置货之总汇，课税盈绌，全系乎此;协定关税。英国对华贸易的关税必须由中国和英国双方协定，才能有效，英国必然要处于保护其贸易的角度来规定关税所属，中国的关税制度从此丧失了自主权；利益均沾。条约中强调，以后任何国家来华获得任何利益，英国都要利益均沾。其他国家也同英国一样，紧随其后的美国和法国就利用这种特权来享受和英国一样的待遇了。以上的种种规定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即使中国古老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对英国的工商业品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源源不断的商品在关税政策的保护下沿通商口岸涌入全国各地，以低廉的价格占领了中国市场，使中国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逐步走向瓦解，向来闽海关征收课税从无短缺，自五口通商以后，夷船所贩之货，即系出洋广拨两项船只所贩之货，以致出洋广拨二船，收帆歇业，夷税日增，常税日绌。在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下，清政府的关税收入日渐减少。
腐败问题对清王朝来说早已不是最突出的问题，可它仍然是最普遍存在的问题。官吏玩忽职守，贪污腐化使朝廷的诏令、措置更加难以落到实处。
山东地区盗匪经常滋扰百姓，地方官员办案讳匿，纵匪殃民，该匪等复行肆出，抢劫殷姓粮行之案，该县官令事主将盗劫字样删改，方肯办理，劫案曾见叠出，是纵盗殃民，尤为可恶。尤其是在四川，新疆等地，匪徒在官员的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的破害百姓，啯匪横行，杀人于市，掳抢勒赎之案，无日无之，逼近省城，肆无忌惮,而且官员还对匪徒不闻不问，助纣为虐，与匪徒私通，于地方公事，漠不留心，遂至署中材官，亦皆同匪；一经缉捕，盗已先知,置缉捕于不问，以贿赂为公行.州县之官本为亲民之官，如遇到有匪徒扰害地方，本应按实查办，乃各州县纵盗害民，对匪徒置若罔闻，又为吏役朦蔽，概置不问，纵匪殃民，莫此为甚实属置国计民生于不问.与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相比，官员的生活可谓是腐败至极，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回乡，路过漳州停留时，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实用去一万余金,迫使州县官假借乡勇之名，拿国家的钱粮弥补自己的亏空。
更有官员们贪污修筑河工的银两和赈灾粮款。道光朝灾害频发，水灾尤甚，道光皇帝很重视治河问题，可河工官员们却将此看成是他们营私贪污的肥缺,偷减物料，侵吞银两，河工之滥费，与漕运盐鹾俱为舞弊之渊数，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
河道大员玩忽职守、奢靡相尚，只懂得贪图享乐、养尊处优，根本不懂得治河工程的相关事宜。河水治理不当，只顾固守成法，不知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灾害来临时最终受害的只有广大贫民百姓。更有甚者，侵吞赈灾救命的粮款，以办灾为由，向本县富室派捐银数千两，并不发赈，藉捐赈为名，浮冒侵吞，以肥私囊.使广大贫民百姓一直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困苦不堪、生存艰难，迫使生活最贫苦的贫农阶层流离失所。
各省地丁银两，国家正课攸关，乃已征未解之款，不计其数，不肖州县，每遇有覃恩年分，牵混灾缓，串通请免，贪巧可恨，嗣后有以完作欠，恣意侵那,国家的税收银两，大都进入了他们的私囊，漳州府属地丁收纳，总不足六分数有交有不交者，书差又从中侵渔，是以每年交纳分数，有减无增.此时的官场贪污已极其严重，犍为县朱在东因案撤任，经后任查出亏短正杂款项九万余金案情牵扯大员，无从下手，迁延者几及半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 年）户部库银已跌至 800 万两这样危险的低点，而雍正年间户部的库银是 6000 万两，相差极其悬殊。如此少的国库存款，就连统治阶级自己的花销都不够，更何况是用其来缓和阶级矛盾了。在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局势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清王朝的大臣们依旧浑浑噩噩、玩忽职守、贪污钱财，这一切又将清王朝推向深渊，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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