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侨俘遣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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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伊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阐述了对日基本政策，说：“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最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蒋介石的这篇讲话成为后来相沿作为“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的依据。
蒋介石的这一“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使日本裕仁天皇大为感激，他曾对首任驻台“大使”芳泽谦吉说：“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德报怨’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的事实，在会见蒋总统时，望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背后隐藏着的目的。日本学者卫藤沈吉指出：“这种‘以德报怨’，其目的毋宁在于以日本牵制苏联和中共，所谓施德政于日本，实际上另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显然，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是为谋国民党一党之私利，成为日后吉田茂内阁缔结旧金山单独媾和及日台“和约”的借口，从而使中日关系脱离了应有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在抗战胜利初期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主张依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处理对日问题。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指出，日军士兵每每深受“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0— 471页。）。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对日政策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度、高瞻远瞩的胸襟。至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收留并含辛茹苦地将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培育成人，则更加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善良心地和容汇百川的民族性格。
抗战胜利后，华北地区被俘的侵华日军官兵达22. 5万人，日侨为32万人，暂时管理好这些日俘日侨，是一个棘手难题，要了解其思想，洞悉其心态，以期有的放矢。
为此，“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天津地区管理所，以日俘怎么看这场战争及中日关系为主题，测验日俘思想认知。应试者85人，皆系原侵华日军中的军官，有的曾上过大学。
测试题目之一是，日俘对中国了解多少？比如，何谓三民主义？全答对者仅35人，不能完全解答者50人。可见，日俘对中国国情多一知半解。
对今后的中日关系，日俘如何看待？一位名叫小林绪二的大尉回答说：“希望中国速成民主国家，完成民主统一，以期巩固民族团结，充实国内经济力量，争取外交自主权，成为东亚之领导国家，日本今后亦亟待实行民主政治，恢复国力，培养元气，改造国内政治组织，将来希望再建立中日外交关系，根据互助友好原则，实行有无相通之各方面合作，如经济提携，交换技术人才等”。此答案后被天津《益世报》摘发。
中国政府关于遣返日俘、日侨的规定是严格的，日俘、日侨必须全部遣返。当时日本国内形势混乱，物资极度匮乏。许多日侨已在中国拥有产业，他们既不愿意因被遣返而丧失产业，又害怕回国后生活没有着落。因而想方设法留在中国。许多日本妇女为了能继续留在中国，采取“突击寻夫”和“火速结婚”的办法。据统计，这类日本妇女就约有10万人以上。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当局规定，东北地区凡“八·一五”之后与中国男性结婚的日本妇女，一律遣送回国。
据中国有关记录，战后初期滞留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有2万余人，他们大都集中在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上海也有一部分。这些人一般都在1947年以前回国，也有不少人暂时留在了中国的解放区。
1950年夏，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主动与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进行接触。当时，岛津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告知在华日侨情况。
1952年12月1日，日本从北京对日广播的一条新闻中得到了答复，说在中国有3万名日本侨民，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生活安定。对于希望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愿意予以援助。
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中友好协会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并决定由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派代表团去北京。代表团成员分别是岛津忠承（赤十字社），高良富（参议员）、平野义太郎（和平联络委员会）、内山完造（日中友好协会）、 中政春（和平联络委员会）、工藤忠夫（赤十字社）、加岛敏雄（日中友好协会）。
1953年1月26日，代表团启程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持日本公用护照访华的日本代表团。中国方面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廖承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同日本三团体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3月5日签署了共同声明，商定由日本政府派船接运日侨归国，中国方面负责日侨到达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并为日侨携带物品、兑换外币等提供方便。
到1958年7月，共分21次遣送了约3. 5万名日侨归国。但中国遣返日俘、日侨结束后，实际上仍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滞留中国，其中多为“战争遗留孤儿”。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对战犯中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均免予起诉，严重的也从轻处理。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了这项决定。
1956年6月9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对17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立即释放，遣送回国。至此，在押中的1062名日本战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部处理完毕。
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方针，既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时所犯的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的气度，赢得了日本广大社会阶层的称赞，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很尊重我们本人的意愿”。
在中国东北从事文化美术工作的木村庄十二，1953年3月回国后，接受记者采访，在《中央公论》（1953年5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在中国很愉快》的访谈录，内称，在日本的日本人不了解中国的真相，日中间的状况又不同，所以很难正确理解中国，从而双方看法产生隔阂。他谈到，在中国，卫生运动和学习运动正在贯彻进行。人的品质发生了变化，有着高度的纪律性，人们充满着希望。并且说：“在遣返的问题上，中国很尊重我们本人的意愿，工作单位还发给我们每人80万元（旧币）的津贴。”。
1953年日本出版了两部有关归国者的书，一部是朝日新闻社和“在华同胞归国协力会”合作编辑的《新中国——归国者的体验》，一部是日本儿童保护会编辑的《归国的儿童们—— 中国归国儿童作文集》。书的作者包括技术人员、工人和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等有着各种经历的日侨。他们回国后发表的谈话和手记，大都对在中国的生活状况感到满足，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多有好评。
另一方面，在归国者发表的谈话和记事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反映，诸如日本人的伙食不好、工资低，行动受限制，贪污腐败严重（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过于严酷等。
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日本在华侨俘大部分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措施。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感动了日本各界人士，产生广泛影响：岛津回国后多次发表谈话“深表感激”，愿意“进一步加深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搭乘“兴安丸”回国的三团体代表对他们在秦皇岛受到的诚心诚意的接待至为感激，说：“我们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借此机会紧紧地团结起来”；裕仁天皇的幼弟三笠宫亲王在谈判前“对北京政府建议把日侨从共产党中国遣返日本，甚为感激”，表示对新中国很感兴趣，谈判结束后，又以日本红十字会名誉会员的资格，对日侨回国谈判成功再次感谢；日本的学术、财经、劳工、农业、渔业、海运等界也纷纷表示感激中国人民对日本国民的情谊，要求建立联系，互相往来。
宗教界也行动起来，佛教联合会提出“中日友谊的基础是心灵上的一致”，并立即着手将“花冈事件”中死难的中国战俘骨灰送还大陆。代表团成员、回国日侨以其亲身感受，热情介绍新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社会风尚良好、人民生活改善、各级官员公正廉洁、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等各方面情况，更加深了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向往。
农民佐藤茂一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读者来信，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很好，愿意“听到更多的关于中国农民生活以及北京土地改革方案的消息”；一位与归国日侨同乘火车的普通国民看到归侨不乱扔果皮纸屑，并得知这些习惯是在中国养成的以后，无限感慨地说：“中国从前是肮脏得出名的国家”，这几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街道都变得你所想象不到的干净了”，“中国共产党好不好，从今后回国侨民的举动和谈吐中也可以了解。”。
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则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
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上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