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_乡村大学生的滑铁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我们村里还没有一个大学生。
村里只有一个从城市里下放来的大学生,是受贫下中农监督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
每次开批斗会,他就和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们站在一起。
他戴着一副眼镜,有一次队长让他去挑秧,在田埂上摔了一跤,眼镜掉在水田里,他就像一个瞎子到处乱摸,在场的村里人都在笑,有的还笑得前仰后合,惟有那位长得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的“小芳”,走过去帮他拾起眼镜。
嫁一个“驮犁,犁又重;驮耙,耙又重;驮灯芯又无功的人”,每天拿的工分跟女人差不多,岂能养家糊口?一个女人要跟了他,享福没有,受累倒是。
再说嫁给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家属,生的孩子也是小反革命,这就是遇罗克写过的“出身论”。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小芳”已是两个小反革命崽子(村里人语)的母亲,却在复习功课,准备迎考,没想到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芳”,却在反革命大学生辅导下,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那天走的时候,“小芳”左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化肥袋),右手牵着丈夫的手,还是反革命的丈夫背着一床棉皮。
几年之后,这个反革命分子平反了,回城市去了,两个孩子也进城了,和他们的妈妈生活在一起。
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是“小芳”的弟弟,当“小芳”和那个曾经是大家都瞧不起的“反革命”坐着小车来吃弟弟上大学的喜酒时,村里人似乎明白了,读书就能当官坐小车,让人刮目相看。
于是村里人纷纷找到“小芳”,要她和丈夫传些经验给他们的孩子。
“小芳”带来了很多书和复习资料。
不过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那时大学毕业生不愁没工作,就连中专生毕业后,都能找到好工作,教书、做技术员、当干部……根本不用找关系、送礼。
我们村里的大学毕业生大多当干部,所以娶的媳妇都不赖,有工作,又漂亮,还不要彩礼钱。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了,进机关当干部就更难了。
这个时候我在县委部门担任负责人,每年分配工作之前,就有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找上门来,请求帮助他们的孩子安排工作。
如果是计委、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那肯定好办些,可自己又不是,所以要帮还得找关系,但人家求上门来了,还得硬着头皮去找人。
有的虽然跑得很辛苦,但最后总能搞定。
有的在县机关工作,有的在乡镇政府,总之还能有个工作,当个干部。
那时的大学毕业生都能有一份工作,只是没有背景和关系的人就当不上干部。
离开家乡十年,村里考上大学的人数更多了,但当干部的人越来越少,虽然我还在县委部门任职,恐怕也帮不上忙了,因为现在不是分配,而是考。
如今考公务员的人太多了,有时一个职位几百人去考,你有关系,别人的关系比你更硬。
父亲说,从我去沿海工作后,村里考取了几十名大学生,当干部的就一人,因为他的姨妈在县委当办公室主任。
父亲跟我说:“那个叫勇俊的孩子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小的时候机灵,又会读书,总是考全年级第一。
”父亲说:“你能不能帮帮他,找家好企业让他的工资高些,他在一家企业工作,工资不到两千元钱,在城里找不到姑娘。
春节回家时想找个农村姑娘,有人介绍邻村一位做裁缝的姑娘,对方提出彩礼要八万块,他父母咬牙答应了,决定借钱把这个媳妇娶回家,可最后这姑娘说,一个大学毕业生赚的钱还没她多,要是失业了,种田又不会,粗活累活又不能干,怎么能养家糊口?不嫁!” 听了父亲的话,惊愕,心里是一种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