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搭车去柏林》中的跨文化传播
【摘 要】旅游本身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活动，而近年来兴起的背包旅游以其独特的旅游方式和旅游内容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由于其范围广，路途长，往往跨越了文化分区，以致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播带有跨文化的性质。本文从背包旅游中的人际传播方式特征和跨文化传播来探讨《搭车去柏林》中的文化交流现象。
前言：
厌倦了现代城市生活的铜墙铁骨和人性淡漠，不愿自己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被无声地卷入到现实物质的洪流中，与此同时，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文化交通的进步，地球上的距离在缩短，国际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应运而生的经久不衰的国际旅游大潮，已使人们不再满足于游山玩水的浅层观光，而希冀着更多地投入异地的生活体验，到异质文化地深层中去寻求乐趣。此时，两种期望融合碰撞到了一起，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背包旅游。有关背包旅游的文字影片较多，《搭车去柏林》即是较为典型的。
《搭车去柏林》以第一视角讲述了美籍华裔小伙谷岳、纪录片导演刘畅二人在2009年夏天，历经三个月的时间，从北京的后海到柏林的布兰登布格尔门，一路上只依靠陌生人的帮助，共搭车88次，经过1万6千多公里、13个国家，穿越中国、中亚和欧洲，直到柏林的深度的体验式旅游经历。其采用的记录片拍摄方式对背包旅游进行了一个深度的阐释。“背包客”起源于欧洲，在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风潮的带动下，困惑的年轻人带着问题独自上路，希望凭借那种“在路上”的体验来审视自我，找到精神的归宿。自此，“背包客”的旅行开始肩负某种精神追求，不仅仅是沿途看看风景，而是身与心的体验。因此，《搭车去柏林》也无例外地被冠以梦想之旅，信念之行的符号。同时，这种梦想与信念是不单纯存在于辩解城市资本论与自己修炼论的，而对文化的渴求亦是其深刻的内涵所在。因此，从谷岳刘畅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了背包旅行对跨文化传播的巨大推动。
进入21世纪，世界旅游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在不断扩大。随着文化交通的进步，地球上的距离在缩短，国际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应运而生的经久不衰的国际旅游大潮，已使人们不再满足于游山玩水的浅层观光，而希冀着更多地投入异地的生活体验，到异质文化地深层中去寻求乐趣。
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旅游者，当他一踏上异国土地，便不起而然地进入一场异质文化地精细而无声地碰撞；眼前地一切都是陌生的、新奇的，可理解又不可理解的。一般地说，异质文化既能满足人们地猎奇之心，又会带来莫名其妙的陌生感，甚至会把人引入一种懵懵懂懂、不知所云、手足无措的尴尬境地。因此，我们必须在旅游过程中，进行恰到好处的跨文化传播和诱导。
那究竟什么是跨文化呢？当归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而他们互相清楚对方是“不一样的”，他们感到相互“陌生”，那么，跨文化交际和交流就开始了。跨文化是指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食物和新事物一起对人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对某一民族自身的根本的利益而言也是利大于弊的，闭关自守只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导致国力的衰败、民族反复证明过的.
“背包客”旅游模式所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自己制定旅行计划，包括路线的设计、食宿的安排等，完全脱离了旅行社所提供的服务；多选择游客比较少的景点或还没有开发的景区作为旅游的最佳目的地，在景区中喜欢走比较困难的线路，体验不同的经历；很少选择交通工具，一般都是徒步，很少选择旅店住宿，喜欢露营。在《搭车去柏林》中，谷越和刘畅采用了搭车的交通方式，他们自己制定出了去柏林的路线与时间，在各种旅行介绍和摘要中了解沿途的景点和风俗人情，经过的城市和地区的文化特点，从而选择旅行的方式呼路线。他们甚至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孤儿院做义工而停留了两天，在土耳其一个司机朋友的家里住了两天。在刘畅的自述回忆中这样写到“各自背起40公斤的负重。包里除了衣服、帐篷、睡袋外，还有两部摄影机和照相机、三角架、笔记本、各种充电器、电池、甚至一人还有一瓶防狼喷雾剂。”这样的装备在普通的旅行者中是很难见到的，同时也预示着他们的旅行必定将是深入的和不可复制的。旅游人类学家Valene Smith[1]在1977年她主编的《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书中说，在旅游这种特殊的文化交往过程中，旅游者扮演着“文化交往使者（agents of cultural contact）”的角色。Smith指出，旅游中“主人”和“客人”两种文化的接触和交往，使得两种文化在不断的借鉴和适应中走向趋同。可以这么说，旅游者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原有的文化带到了旅游目的地，影响了当地居民，也对自身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大多数景点看到异国友人的出现，他们戴着圆沿遮阳帽，拿着各式各样的相机，在国内游客也会驻足的地方停下来，拍照，留影。这样的低效率的旅游参与度所带的便是不可避免的低效率文化传播。在《搭车去柏林》中，谷岳刘畅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旅游者，当他一踏上异国土地，便不起而然地进入一场异质文化地精细而无声地碰撞；眼前地一切都是陌生的、新奇的，可理解又不可理解的。在我坚持不懈地用一个晚上看完这片子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难以理解他们表达出来的那种近乎窒息无法比拟的美景，尽管我也看到了天蓝云白，草绿花红，原因就在于镜头——在真实的环境下，我们退两步，还是置身天地迂阔，无处可遁，所以感受是胁迫性而有攻击力的。但是，在镜头前，只要我离电脑屏幕远一点，景色就好像变得没那么清晰和亲近了，无论多大的广角镜头，也不能同时将180度内的色彩连同气味、声音、湿度和温度一起传递出来。不通过媒介而只通过符号和声音视觉代码去感知和交流的文化传播才避免了冰箱式的悖论：你说关上冰箱的门，里面灯会不会熄灭呢？当然，到冰箱里去试一次，你就知道了。感知是旅行的目的，那背包旅行这个目的性明确的文化交流方式就是拥有着极高的参与度的。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2]在《文化的科学》中说：“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全部文化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史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旅行者接受符号，理解符号，从符号的意义理解符号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寓意。由于背包旅行所涉及内容的广泛，以《搭车去柏林》为例，旅行者从北京到柏林，经过1万6千多公里、13个国家，穿越中国、中亚和欧洲。地域跨度巨大，文化差异显著，又由于其互动式地深入的人际交流方式，旅行者所接触到的旅游地文化符号多种多样，而其所代表的中国的文化符号也从各个方面向旅游地传播开来。
文化视觉符号是文化符号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符号。背包旅行中视觉符号的交流是显著的。在搭车去柏林的旅途中，各个国家所展现的视觉符号不尽相同。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马奶，马油，蒙古包等具有明显草原特色的视觉符号。雪山，湖泊这样的未被开发的原始景观也体现出了吉尔吉斯的农耕文化特点；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穆伊纳克，捕鱼的渔船残骸就停留在干枯的沙漠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的视觉符号，给谷岳刘畅带来巨大冲击。这样的视觉符号冲击引导谷岳刘畅去了解前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种植棉花，为了巨大的棉花地区从咸海引入大量的水进行灌溉。最终使得注入咸海的输水河流断流，咸海干涸这段历史；伊拉克的美军装甲车让谷岳刘畅顿时紧张起来。当地人不敢超车，对美军的车都特别敏感。战争的符号深入伊拉克文化骨髓，异质文化在恐慌和暴乱中凸显和碰撞，在对和平的追寻中不断趋同，甚至旅游者和当地居民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一个词“world peace”。同时，谷越和刘畅身上同样携带这鲜明的视觉文化符号。长发，小胡子，宽大的T恤，一双谐谑的小眼睛，这样的体貌特征让刘畅给了异乡的朋友中国人的印象。最有典型性是在穆伊纳克。谷岳刘畅送给守着废船的老水手一个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打火机来换取在废船边宿营的许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样一个小小的礼物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毛泽东或者是五星红旗这样鲜明的视觉文化符号传递所带来的跨文化的传播，跨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沟通工具，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绕不过语言问题。虽然众多学者认为语言符号交流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途径，但语言不等于文化全部，以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不是指语言本身的跨文化传播。在长途背包旅行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语言不通这一现实。在搭车过程中，让司机朋友了解自己免费搭车的意图就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学习的简单的当地语言，他们相出了在纸片上用马克笔写下他们下一站的目的地，当然这样的文字也是当地通用的。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也会学习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例如吉尔吉斯语，阿拉伯语，甚至遇到了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司机朋友，谷越还用到了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意大利语与之交流。通过简单的直接的语言交流，他们获取了一些旅行所必需的信息，也更加深入的体验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在背包旅行者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微笑就是你最好的语言。谷岳刘畅的旅行中也有完全无法用直接的语言与当地人交流的时候，微笑和手势就成了另外一种语言。实际上，他们使用的是副语言，副语言符号是一种表达和交换信息的可视化符号系统，它由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与动作、空间语以及相貌、服饰语等构成。在《搭车去柏林》中最为常见的一个手势就是拇指朝上，路边抱着背包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手势代表了他搭车的需求，司机也能从这个手势中读到一种尊重和赞扬。刘畅在每一次搭车的过程中都用摄像头记录下了他们俩和司机的交流过程，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通过共同的符号语言进行交流。在旅行中不仅仅谷岳刘畅学习了当地语言，他们路途中结识的朋友，也更愿意主动的去学习中文，在影片中从外国友人口中听到“你好”这样熟悉的声音的时候，旅行的文化传播意义变得更加了明显了。
旅游由出游、游览、观光及人际交往等具体活动组合而成，而背包旅行中这些活动被放大和延长化了，更加可见、可闻、可感觉；而其中的跨文化传播实则是在上述旅游活动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在碰撞时发生相互传播，即语言的沟通、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等。刘畅在自述[3]中说：“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是玩电子游戏三角洲的时候，美国特种部队会派到那儿，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端着狙，对着所谓的恐怖分子一阵点射，他们只是山脊上的一些会动的小点，脸都不会见到过。所以，那个地方给你印象中，就是从“三角洲特种部队”游戏开始的。现在想来，挺有趣的，设计那些游戏的人肯定没去过这里，因为这儿是那么漂亮，人民是那么友善，除了边防想敲诈我两百块钱，在这个国家的整个旅途都非常非常愉快。”一般地说，异质文化既能满足人们地猎奇之心，又会带来莫名其妙的陌生感。人际传播中的首因效应让刘畅对吉尔吉斯斯坦和那里的人们产生了初印象，但由于其旅行的高参与度，他们坐上了拥挤的小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游牧一家人一起在崎岖的路途上颠簸，在那儿骑马，吃马油，他们了解到了那里的人们的生活，用刚刚学会的简单的语言与他们交流，最终觉得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特别的友善。这样的理解方式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而不是那种通过媒介来间接、外在地获得真实世界映像式的交流和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中的媒介投放，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更加地贴合实际，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Valene Smith.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1977.
[2][美]L.A.怀特著 《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B—1343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