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少林十讲之五――失落的少林热闹的民间】热闹过后我却感到失落
一年之后，河南省佛教会在开封成立，无暇自顾的少林寺没有派人参加。
曾经的皇家寺院，在地域性佛教平台上也没有了一席之地。
废墟上的少林寺再次合居。
即使远在少室山南的清凉寺、山北的延寿庵等门头僧人，也开始陆续回到常住院。
少林寺的当家和尚先后有体信、素典、淳朴、贞绪，他们能做的也只是维系山门而已。
在武功方面，像恒林、妙兴那样的顶尖高手尚有素典等人。
20世纪30年代少林寺当家和尚贞绪的武功虽然也很高，但已不能和上述几人同日而语。
不说寺内，仅就民间而言，与他水平相当的也有人在，如山南的李根生、山北的吴山林、嵩山东部井湾的凌斗、磨沟的范大有等。
劫后余生的少林寺人心散落，虽然仍有高手，但是大家对于武功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谁都知道钢枪大炮的威力，也都知道武功早已不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由于战乱和饥荒，这时期的少林寺教风不正、宗风不彰，天空中弥漫的是颓废消沉的气息。
这期间，有日本人宗道臣来少林寺学武。
笔者推测，由于恒林1921年已经圆寂，教授宗道臣的有可能是恒山、恒川等人，绝对不可能是其所宣称的恒林，而且这显然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以至40多年后宗道臣以少林弟子的身份回少林朝拜时，几乎没有人记得他。
这期间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当时中央国术馆的编审处处长唐豪的来访，但是当时没有多少僧人愿意与他交流探讨，以至1928～1930年间唐豪不得不多次来到少林，但终究收获不多。
即便是1936年蒋介石驾临，少林寺也同样缺乏热情，只出动了不足三成的僧人来迎接这位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登封大金店的李根生与偃师县佛光乡的吴山林在各自的家乡开辟拳场、广收门徒。
登封唐庄磨沟的女婿凌斗甚至一度把收徒范围扩展到了少林寺所在的村庄，这也可以看作是少林寺放弃保一方平安的“少林寺保卫团”之后，村民的自发性自卫行动。
李根生曾在少林寺（清凉寺）学习武术，吴山林的父亲是少林寺的还俗僧人吴轱辘，而登封唐庄磨沟、石道阮村、告成八方等地的武术，也是明末或者清代中期还俗武僧流落民间的结果，因此这些地方的人和少林寺武僧一样，以紧那罗王崇拜作为习武的根本。
知道“挪挪爷”（紧那罗王）、不知道老佛爷的民间拳师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只识拳棒、不知棒喝”使他们很难达到高深的武学境界。
此外，民间武术舞台化倾向也非常突出，最有力的证据是往往在民间武术集中的地方，武术表演也非常兴盛，拳师同时也是文艺表演的主力，如打老虎、打猩猩怪等民间社火莫不如此。
除去逢年过节必需的武术类表演之外，民间拳师也加入到对抗土匪、抗拒苛捐杂税以及抗日中来。
1937年，河南西部9个县的拳师组建了“少林武术抗日救国会”，参会人数一度多达万人，其中登封的拳师凌斗及其徒弟王顶一、刘景文等广为人知。
而此时断壁残垣的少林寺自顾不暇，只能置身事外，甚至蒋介石来少林的时候，寺僧连一件像样的袈裟都没有。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1939年开始少林寺当家和尚贞绪还是毅然决定出资筹建少林中学，并在1942年获得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题写的校名。
其实，少林寺筹建少林中学，和20世纪20年代军阀樊钟秀把“建国豫军司令部”扎在少林寺、1945年少林寺的山门挂上“少林区抗日区政府”的牌子一样，均非寺僧乐意而为。
只是20世纪30年代全国再次掀起“庙产兴学”之风，当时与少林寺同属登封县的中岳庙已经办起了武陟中学，会善寺办起了陕县中学，卢崖寺、刘碑寺、清凉寺也都办起了小学。
对于贞绪来说，与其让寺院被征用，还不如主动迎合为好。
佛寺流行这样一句话：“宁领一千兵，不领一个僧。
”说的是出家人四大皆空，难以形成统一的目标。
这时的少林寺各门头房虽然又汇聚一处，但田产、人头仍然分开管理，在佛事和事务上大多各行其是，这让谈禅论武不比大家高出许多的贞绪当起家来难免力不从心，再加上清凉寺的体钟不守清规、多惹事端，和他的师父妙兴一样被寺僧称呼为“拿盒子（手枪）的人”。
拿盒子的人，自然不会听从调遣。
但是作为当家和尚，贞绪又不能不为宗风传承考虑。
寺院之内，素典冷漠孤傲，妙全、妙聚不问寺务。
寺院之外，吴山林与贞绪私交甚好（吴山林的父亲和贞绪同属少林南院永化堂），在贞绪忙于寺务的时候，吴山林常被请到寺院帮助传授武功。
当然这种传授范围并未囊括全寺青年僧人，而是仅限于跟随贞绪学武的德根、素喜、行章、永祥等等。
抗日和内战时期，少林寺不乏武僧参军的事例，著名的有行香、永贵、行书、行方、素祥等。
这些僧人大多是跟随贞绪学武的弟子，贞绪虽然支持他们，但断然不会亲自带领寺内武僧走上战场或者鼓励其他门头房僧人参军。
少林寺已经经不起任何的风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