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不实之名：“五四文学”
［荷］贺麦晓 李浴洋。
【1919年5月4日】。
1919年5月4日，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经典的一天。那一天，北京多所高校的激进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决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而非归还中国。学生们集结于天安门广场，随后前往使馆递交请愿书给美国大使。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使馆周日公休，因此未能见到大使。沮丧之余继续行进，最终汇集到被认定当为媚日卖国行径负责的交通总长曹汝霖（1877—1966）官邸附近。曹汝霖在暴乱中逃出，同僚章宗祥（1879—1962）则遭暴力殴打，曹宅付之一炬。学生抗议行动接踵而至，并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蔓延。民众成功抵制日货形成对政府的一股巨大压力。中国驻巴黎代表团最终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而那些被认定丧权辱国的政府部长们被罢免了职务。存在争议的领土，在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后归还中国。
1919年5月4日的系列事件，经常被视作预示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开端，并为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这系列事件与文学并无关系，但“五四文学”概念却广泛为学界内外所运用。事实上，被称为“五四”的文学，甚至无法代表该时期的中国文学。“五四（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由国家主导，高度政治性的过程，与一般文学经典的形成方式大相径庭。对文言文的强烈反抗并非一夕间突然发生，白话写作是“新文化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运动由北京大学教授群在早于“五四”的1910年代中期发起。“新文化运动”旨在祛除儒家之于社会、道德与文化阶级制度的印记，它在其标志性刊物——1915年创刊、由陈独秀（1879—1942年）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中成型。
教授群的反传统主义或许启发了示威学生的行动。反之，学生使用白话教育大众的成功，又促成了1921年白话文成为政府明定的中小学教育语言。
即便如此，这些也殊少涉及文学。文学文本并非仅由其书写语言所决定。且令人称奇的是，出现于1919年5月4日前后不可计数的白话文本，并未被视作“五四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五四”的标签意谓着一种创造性的写作态度，它很大程度上是反传统的、有时甚至是具破坏性的，旨在传播新观念与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并助长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尽管这种状况在1919年5月4日前就已形成，且某种程度上孕育了学生们在反日示威中所表现的激进主义。但持平而言，仍然是那一天发生的系列事件，构成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横空出世”。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五四文学”经典中，并不包含任何令人难忘的“五四”示威事实描述。例如当时在北京任职于教育部且为《新青年》撰稿的鲁迅，1919年5月4日对他而言，恰似平凡无奇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容或有过度诠释之嫌，我们可从鲁迅日记的最末句，即他提及收到丸善书店所寄书籍中，读出一些讯息。1902至1909年间居于日本的鲁迅，是丸善书店的常客，归国后持续定期订购书籍。可以这么说，鲁迅关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知识，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对日译西方著作的阅读，这些书籍大多都购自丸善书店。1919年5月4日这篇无关紧要的日记所记下的只言片语，可以视为一种温和但又具讽刺意味的提示：潜藏于学生反日运动的意识形态，大部分源自日文书籍的阅读。鲁迅此时期的书信，也显示了他已注意到示威与抵制的行动。比如1919年7月4日在寄给钱玄同（1887—1939）的信中，他略带讽刺地提到他的日籍弟妹是“仇偶”，而其侄子侄女则是“半仇子女”。但另一方面，鲁迅日记中却又有大量与丸善书店的例行交易记录，当然这一切可能只是巧合。
但显而易见，鲁迅未曾以“五四”示威游行作任何一篇小说的背景。无论那一天的系列事件多么具戏剧性——许多目击者已证实充满戏剧性，但它们却未启发作家写出创新作品，或者说至少“五四文学”作家是如此。
为了寻找关于“五四”示威、罢工与抵制行动的小说，我们不得不转向他处，即一份英文名为“Illustrated Novel Magazine”的杂志——《小说画报》。这份杂志1917年1月创刊，由上海高产作家、翻译家、编辑与记者包天笑（1875—1973）所编。包天笑在其《例言》中指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杂志的所有来稿必须使用白话。在《例言》后的“短引”中，包天笑写道：“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包天笑的观点，在意图与论述两方面——使用现代“文学”观念，并将转向白话写作视之为“进化”的结果，这与胡适同月在《新青年》发表关于文学改良的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主张高度相似。再者，众所周知，《新青年》每期出版时间都会比封面所标示的迟许多，所以极有可能是包天笑的观点发表在前。但包天笑以及他的杂志，却从未与胡适“文学革命”以及“五四”的传统相联系。相反地，包天笑反而与被视为“五四文学”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
就像绝大多数“五四文学”几乎不涉及“五四”一样，绝大多数“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也不以描写鸳鸯和蝴蝶为特征。这一术语被用来宽泛定义那些出自上海，成于一群各自为政作家之手的出版刊物。这些作家较少欧化的写作风格，并且在面对传统时，呈现出比北京的改革者们（如胡适与鲁迅）更为复杂的态度。在传统的文学史中，尤其是出版于中国者，被视为是为了“文学革命”成功，而亟需被“打倒”的“敌人”。这种写作方式被贬低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今日，也很难避免对这些作品进行不那么“严肃”或不那么“文学”的初步评价。与其相关的一切，包括语言、标点的使用，以及拒绝以白话入诗等，都使其无法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包天笑等人的作品，很少出现在经典之列。缺乏足够的英文译本可以作为参照来了解这种风格。而原文距离语言课程所教授的“标准”普通话太远，以致在教学上很难照本宣科地傳授。绝大多数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以及绝大多数翻译的文集），要么就彻底忽视这种风格，要么就点到为止。然而关注刊登于“鸳鸯蝴蝶派”杂志的小说如何处理“五四”游行，也许会是一条通往1910年代末与192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绝佳路径。
1919年6月号《小说画报》开篇即是《国耻痛史》一书的全版广告。而开卷两篇小说均以“五四”游行为背景。第一篇由包天笑所撰，题为《谁之罪》直接引自亚历山大·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1812—1870）的同名俄罗斯小说。在此，我们遂拥有一位关于“五四”书写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而且他还指涉了一位以社會批判著称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这与“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印象相去甚远。
第一篇故事背景是反日运动席卷全国时的苏州，主人公是一位卖东洋杂货为生的苏州小贩王国才（王国才作为“亡国奴才”的双关语，是当时中国人在反帝宣传中的一种流行自况）。小说一开始，王国才在街边小摊贩售东洋玩具和文具。他的生意很好，获利后他和妻子决定购买日商制造的高档彩纸装饰其妻自制的小盒子，以便更多营利。然而，示威游行的学生捣毁了货摊，搜家焚烧彩纸，所有付之一炬，王国才因之破产。讽刺的是，学生们初到时，打着的正是“幸勿暴动”的口号。无力保全家庭，羞愤难当的王国才选择了自杀。叙述者最后反问：“谁之罪？”。
第二篇由与包天笑志同道合的另外一位著名作家及编辑姚鹓雏（1892—1954）所作，题为《牺牲一切》。故事发生于上海，主人公是一位在日本接受过教育，任职于日本银行的中国年轻人。他的妻子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帮忙。故事在生活描写中开场，并聚焦于年轻妻子与保守婆婆间的代沟。当反日游行蔓延到上海时，妻子踊跃劝说丈夫辞掉日本银行工作，做正确的事。为了国家利益，他们放弃舒适的生活。小说结尾采用开放式，包括婆婆在内的三名主人公，都声明“牺牲一切”是正确的。至于他们的最终结局，则留给读者想象。
两篇小说都包含了学生运动的细节描述，也以插图描绘游行中的学生。第二篇小说尤其精彩，特写了主人公及人物间的彼此互动，反映当时社会与世代差距，也写出这对青年夫妇的真挚情感。两个文本既延续了“二元补衬”（由浦安迪Andrew Plaks发明的概念）的前现代虚构传统，又使之适于现代杂志出版。它们都突出了示威游行的爱国热情，但也彰显了暴力行径的丑恶一面与无辜的牺牲者。第一篇小说以提问结尾，第二篇则以开放式结局为终。两位作者都未做出道德判断，鼓励读者自己思考。
总之，相较于贴着“鸳鸯蝴蝶派”标签的文学中所能发现的，这两篇小说展现了对五四事件更为复杂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小说可以使我们彻底摒弃这样的误解。反之，应当去阅读大量可能找到的出版物资源，继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迷人时期所产生的故事，作出新的和更好的叙述。
参考文献：
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周启荣等编：《超越“五四”：现代中国的国家、现代性与文化生产》，莱克星敦图书公司2008年版。
③[捷]米列娜等编：《文化资本的挪用：中国五四图景》，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荷]贺麦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见《迈向现代化之路：纪念雅罗斯拉夫普鲁士一百周年大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第291—306页。
（作者单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