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千年迁徙
因为天灾人祸，他们背井离乡，因为战争纷乱，他们远离家园，穿过平原，越过长江，在险恶的狭路上，起伏的砾原间奔波、行走。迁徙的路上，前有土著拦路，后有追兵驱赶，他们时时为客，处处为家，从山区来到滨海，又飘过茫茫大海走向更遥远的异国，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一次又一次的漂泊，只为了去寻找梦想中的美丽家园。
我们所说的客家人，是指原籍中原地区的汉族，在一千多年前由于战乱、饥荒开始南迁，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变迁后，在不同社会条件、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中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他们在战乱、灾荒和迁徙中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勤奋的精神。他们不安于现状，不安于漂泊，面对族群的排斥，生存环境的改变代代锐意进取，繁衍生息，在异乡、异国拼搏奋进。同时，他们不忘祖先，难舍故土，不论乔迁何地，不论演变多少年，他们都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原根基和炎黄情脉，更割舍不去哺育他们一代代成长的华夏精神。
南迁历程。
客家民系在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移民，最早的客家先民可追溯到秦朝。战争首先是移民的最大动因。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为进一步开发岭南，派屠睢、任嚣、赵佗带50万兵卒驻守，还下令将数十万名“罪人”发配岭南，这些先民成了第一批进入龙川与当地土著杂居的中原人。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客家人又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南迁，前后延续了大约1500年。
第一次大迁徙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纷纷渡过黄河南下到鄂、豫南部和皖、赣地区。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这些新来的户籍者被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族迁徙史上出现。
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公元880年—1126年间。唐朝末年，经历了黄巢举兵起义及“五代十国”的征程，天下大乱，江淮残破，客家先民又从皖、赣北等地迁往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及广东北部，使这—地区的人口大大增加，特别是福建，唐末时人口仅七、八万人，到宋统一福建前后净增了5倍的人口，几乎是当时广东人口的三倍。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公元1127年—1644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南渡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战争中。宋亡后，他们只好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部。
第四次大迁徙在公元1645年1843年间，明末清初，满族人南下和入主时期，客家先民的一部分，由二、三次大迁徙后的旧居分迁到广东中部及滨海地区。后来康熙皇帝为了争取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和台湾。
第五次大迁徙是在1866年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和“西路事件”后，洪秀全领导的客家人太平军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南方，海南、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至欧美等地迁徙，这次是世界范围内的迁徙。
历史上的这五次移民大南迁主要进入了闽、赣、粤三边地区。根据近代民族研究表时，在北方移民大批进入闽、赣、粤三边地区以前，这地区地广人稀，只有一些逃难百姓和服役蛮僚，客家人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在三边地区开始的。
客家人的壮大与发展。
“客家”是我们所称之的“客方”，但纵观历史，这一称谓并不贴切，“客”只是其中一个地区，某一部分。汉人所指的“主”、“客”关系从来都是有着民族界面的。汉人南迁后，从未满足于少数民族的“主”的地位，多数时间他们将主客关系排除之外，对土著少数民族采取弱肉强食的态度，征服、驱逐等都是常用的手段。而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客”剿“主”的事例并不罕见，比如欧洲人征服美洲和澳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历史上出现过的所谓“民族大融合”都是建立在征服、同化的基础上的。同化不了去征服，征服不了就驱赶，历来都是如此。说起民族关系史，流血和冲突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更难以美化。闽、赣、粤三边地区的外来移民与土著人的民族冲突在两宋时期就很严重，狄青、岳飞等名将都曾到这一地区“平乱”。尤其到了元朝时期，大量移民进入而引发的民族空间和利益冲突更加频繁。
明代，闽西客家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量移民，这更激化了与当地人的矛盾。移民为站稳脚跟，不仅靠自己的家族，更依赖作客同侪的群体力量，有时还仰仗官府的政治势力撑腰。三边地区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基本被压制了下去，一部分还不得不远走他乡进入粤北深山甚至漂泊外省，而留下的人便融化于客家人群中。
所谓“主”和“客”的关系并不包括少数民族，“主”更多地是指“先到”而成为“土著”的移民。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北方汉人南迁三边地区，到元末至明朝时期的移民除了占据无主荒地外，还常常佃耕土地，与地主们分庭抗礼，甚至压倒或放逐原来的主户，这个过程中少不了有利益冲突。族群间在共同方言、共同来源、共同迁徙的背景下面临着共同的困难和压力，于是也就在那时“客家”意识萌生了，于是才有了真正的所谓“客家”。
在蛮荒的粤北和粤东，客家族群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在当地占据优势，很轻易地就排除了畲、瑶等民族，但山区空间有限，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衍以后，资源显得紧缺，不得不再向外谋求发展，发展的同时自然又伴着流血和冲突。明清时客家向粤中、粤西地区的发展最终于引发了震惊朝野的“土客之争”。新迁的移民与已经在此发展的先期移民融合得并不顺利。先期移民已在此发展数百年，较之新来客他们的文化更先进，根基更牢固，斗争起来势力也更强大。清初持续了数十年间的客家新旧移民大规模的械斗冲突，导致了数十万人伤亡，双方两败俱伤，最后还是在政府的介入和调停下分地而居，保持距离。
这种冲突，客观上对“客家族群”起了凝聚与集结的作用。“客”与“主”的整体对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现出来，并且使波及地区的人不可避免地把自己陷入到归属的选择之中。语言、历史、身份的界定让两个族群特质凸现出来，深入人心。客家族群本身表现出的整体力量，取得的与潮汕族群同等的地位也从此开始。
源源不断的客家先民，不约而同地流向赣南，地利是关键。发源于赣州的赣江，是连接内外、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南迁汉人最早抵达的最南区域就是赣南。大量学者还从地理形势和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两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世居黄河中下游的客家先民，北面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西南是青藏高原，东面又是大森林，都是交通壁障，惟一的出路就是向东南迁徙。因此渡江南迁的客家先民一支出鄱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另一支是出鄱阳湖进入赣南的宁都、石城、广昌(现属抚州)或闽西的宁化、长汀等县。
当时的赣南，西倚罗霄、东阻武夷、南限五岭，这三条雄伟的山脉所造成的封闭与交通的艰阻不便，使它的东、南、西三面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开口朝北的孕育奇迹的“襁褓”。
这片山地面积广大，山岭高峻，河谷深切，夹杂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盆地，适于农业耕作。这种生存地域为苦于战乱的客家先民提供了一个驻足、生息、发展相对安定的理想去处，为客家民系的孕育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北来移民沿着赣江这条南国惟一的纵向水道朝赣南山区徙移，在那片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崇山峻岭问，处于相对静态的历史河流中，厮守着他们的故土风俗与祖宗语言，在山外世情发生急剧变异的情况下处于相对的稳定。而命运就为客家先民安排了这样的生存空间。他们溯赣江而上，一程程，一站站，在这里放下疲惫的行囊，有种龙归故渊的感觉，选择在这里落脚谋生，繁衍生息，或者又从这里溯两江而上，跨南岭(大余梅岭梅关)，越武夷(石城闽粤通衢)，辗转他乡，走向天涯，衍布世界。于是，赣南成为接受白北南迁移民最早、最多的地区，成为孕育客家民系的温床、摇篮和发祥地。
闽台客家人。
在中原汉族无数次南迁终于在闽粤赣三边地区形成客家民系的上千年苦难历程中，万山丛中的闽西大地让客家人扎下了根。宋代，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壁村)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百越族的闽越及畲族逐渐融合。最后同化了土著，形成了汉民族支系，成为闽西客家人。
汀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有汀江流域的水路交通，有州府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故而成为客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汀江是闽西最大河流，也是连接客家人南迁的两个中转站 福建闽西宁化和广东梅州的唯一河流。客家人入闽后，沿着汀江两岸定居，汀江流域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自北而南奔腾咆哮的汀江，哺育了客家儿女，把他(她)们送出山门，走向港台、南洋与五湖四海。汀江孕育了客家人，逐步发展壮大了客家民系。汀江流域，成了海内外客家人心中的“麦加圣地”！
台湾有2181万人，闽南方言系人口约占57％，客家人约占27％，为台湾第二大族群。台湾客家人和福建客家人绝大部分是直系血亲——子女迁到台湾，小部分是旁系血亲——兄弟迁去台湾。台湾早年的客家人，从广东去的居多，闽西次之，江西又次之。但由于广东的客家人，好多是从闺西迁出去的，因此许多客家人可以在闽西或者在当年的汀州府辖地，都能找到他们的祖根。
福建客家人虽然移居台湾，但他们对故土乡梓仍怀有浓厚的感情，在地名命名时就用祖籍的地名给新开发的地方命名，以示纪念。据统计，台湾用台胞祖籍地命名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
粤、港、澳客家人。
河源作为东江流域的纯客家地区，最早的客家先民来历可追溯到秦朝。但是，作为客家人大规模迁徙到河源地区的时间，却要推迟到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这一时期，即公元1127—1644年问。南宋之前，南迁汉人由中原、江淮直接迁至其地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宋末之后粤东吸收了大量移民成为客家的重镇，那是由于当时赣南、闽西已得到较多的开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形成，而粤东的开发程度很低，地旷人稀，加上元军在赣南、闽西的残酷杀掠，迫使赣南、闽西的客家人纷纷迁入粤东，开基创业，重建家园。
以韶州为中心的粤北地区因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故此地客家文化得地理之便与气候之先。广东的丰顺县、揭西等沿海诸县的客家人，被称为“半山客”，“半山客”大都以潮汕人民系来定义，潮汕地区约有10000余平方公里，约为中国的1/1000，广东省的1/18，但它是一个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社会文化区域。从人文的角度看，“半山”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丰顺县的南部、揭东县的西北部、揭西县大部分及陆河县等，相连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山区、半山区，居住着的人群，从语言上讲是客家话，但或多或少又掺入潮州话，从风俗习惯看，既源于客家却又具有潮州人某些特点，是客潮两大系的客属分支。
明朝中、后期来到潮汕半山区的客家人，经过四五百年的繁衍演变，现在约有140万人仍然说的是客家话，行的是客家俗。在清朝初期，一些半山客人远离家乡到广西、四川等地，垦荒种植，他们也保留着祖地的语言和习俗。约在二百年前开始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的中山客家人，现在也繁殖到约13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外出到本省各地和其它省、市、自治区工作的半山客人及其后代，也约有120万人。
香港原属广东省的宝安县，而宝安又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17世纪末，客家人就开始向香港地区迁移，现在新界、九龙一带，有不少原居民是当年到此拓荒的客家人。三百多年前，这里被人叫做“客家村”。在九龙、新界一带，现在还保留着当年的客家民居建筑。香港600多万人口中，客家人达200多万，占人口的1/3。在这些客家人中，70％是英占前在香港拓荒的客家人的后裔，被人称为“老客”：30％是后来移居进港的客家人，人们称之为“新客”。尔后在香港的客家人，有的又远离家园，到英国、荷兰、加拿大、新加坡等开辟新的天地。
而住在澳门的客家人，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早期的澳门原居民，居住在路环九澳村和黑沙村(他们主要是在清朝咸丰年间发生于广东鹤山、开平、恩平、高要一带的土客械斗期间迁徙到澳门居住的)：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柬埔寨、缅甸、越南、印尼等地的归国华侨；三是改革开放以后，由内地迁往澳门的居民。调研显示，澳门现有客家人已超过10万。
海外客家人。
明清以后，客家人从赣闽粤等地开始向外扩展，大量移居川、黔、桂等西南地区，有的还漂洋过海移居台湾和东南亚、欧美各地。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客家人遇到的艰难困苦不亚于当年其先民从中原与江淮南迁，而他们也和先民一样，是靠“崇正”的精神战胜困难，逐步取得建设新家园、发展新事业的胜利。
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迁播的同时，基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家庭等原因，从南宋末年以来的700余年间，各地客家人先后分别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家乘船，冒险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北美洲。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经过1600多年的发展，国内外客家人总数已达6560多万(保守估计，有人甚至估计上亿)分布在国内大陆17个省、180多个县市的约有5512万人，分布在港澳台地区的有595万人，散居在海外8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有454万人。因此客家人被誉为“日不落”民系。
“河洛文化”这一提法是近年才出现的。汉族南方支系的福佬人、客家人、广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认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所以常常提到河洛，“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河洛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词，是华夏正统文化的泛指，而并非是指黄河、洛水交汇处的个小区域的文化。
汉族南方各支系都追根于中原，而以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最为深厚牢固。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两个：一是在汉族南方诸系中，客家是最后形成的，其先民离开中原最迟，对中原和中原文化的记忆也最为深刻鲜明；二是客家人常常处于弱势族群的地位，在与相邻民族的竞争中，唯有中原文化是他们用以增强自身凝聚力、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首先是血缘关系加深了客家人的凝聚力。客家南迁之时，河谷平地多已有先来者定居，后来者只能沿山辟舍安居。在寻找家园的家途迁徙中，客家人按照族群聚居，世代相传，立宗祠、修祖坟、祭先人、修族谱等，客家人非常重视家族传系。
客家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讲究崇文重教，客家人特别看重读书人，往往集中全家族、全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因而就有“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佳活。南迁汉人从中原和江淮带初到赣闽粤的广袤山区，要处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改造落后的环境，其根本的优势就是自身承载着的华夏优秀文化。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取得了主动地位，他们携来的华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而成的客家民系的共同观念。
如今，时代变了，客家人崇正精神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但对于华夏正统文化的恪守却更加执着。许多客籍华侨，创业有成，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都一致认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得益于博大精深华夏正统文化的哺育。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世发扬客家人的崇正精神，他们一次次携儿带孙回到大陆原乡祖籍地乃至中原发祥地寻根认祖，并发起一次次公祭客籍母亲河的活动，去田野调查，去乡间追访，亲身追寻和体认他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不朽的客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