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府 卢凯森:我与“帅府”的特殊缘份

口述 卢凯森   文字整理 郑立军 吴永雄   题记:   卢凯森,1938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烈士后代。

1955年考入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

1957年毕业被广州军区分配至海南军区第一三二师三八五团任工兵连三排排长,时年19岁。

在部队的培养下,长年爬山涉水,实践学习,日积月累,对海南全岛的地形地貌等重要地志,尤其是战略性防御工事配系,卢凯森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以至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次年八九月间,叶剑英元帅视察海南四十天,时任海南军区作战处副处长的卢凯森全程陪伴叶帅,就海南全岛防卫和南海西沙、中沙、南沙的海域防卫,向叶帅作了介绍并亲耳聆听了叶帅的战略高见。

叶帅赞誉为“军中活地图”。

后来,卢凯森又以副师长身份,陪伴贺龙元帅夫人薛明罗瑞卿大将夫人郝治平,拜谒了徐向前元帅等,留下了一串串的感人故事。

农村娃当上军区作战处长,海南的安宁沉甸甸压在我心头      提起叶帅夸我“军中活地图”那档子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1957年从南京工程兵学院毕业分配到海南时,我才19岁,与全连最小的新兵同龄。

我与“军中活地图”结缘,是我当一三二师三八五团工兵连排长第二年开始,由于我的工程兵院校学历,被调到师工兵教导队成为全师唯一的院校教员,不到一年,又调到海南军区国防工事建筑工程指挥部任技术员。

年轻――21岁,院校――工程系毕业,这些优势,没有冲昏我的头脑。

我清醒地知道,海南全岛的作战工事工程的责任,就将从此与我难以割舍。

当时的海岛防御工事,与战略方针紧紧相连。

1964年前,海南的军事防御有苏联专家参与,基本口径是:“一线防御、滩头防御、支撑点式防御”。

1965年后,战略防御由沿海防御转入岛内山区山地防御,口径是:“依托五指山,死守榆林港,保卫海南岛”,阵地建设主要选择在山区。

当然,这两个时期作战对象均以美蒋为目标。

从1969年开始,为防“北极熊”南下,海南作战方向作出调整,阵地工程建设,则在以前的基础上突出了大口径、远程武器阵地建设。

作为当时海南军区的参谋人员,1970年我任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我必须对全岛的阵地配系、兵力部署、战役战略、首长意图完全理解和掌握,亲历了全岛各个阶段工作的每一步进程。

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后,中央决定加强南海海域诸岛的防卫。

由此,我作战处又组织了对南海诸群岛的战略研究。

由岛内到岛外,由陆地到海洋,海南的安宁,祖国的安宁,像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压在我的心头。

为尽职尽责,为继承老前辈的意志,为海南数百万人民安居乐业,我对职务和职责的研究,真的做到了如醉如痴。

也许有这些真本领打底儿,不久后陪伴叶剑英元帅的40余天,我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陪伴叶帅40天,受益胜于40年      1975年8月,叶剑英元帅莅临海南,专事海南岛及南海风云的战略研究。

叶帅住在榆林大院,这在当时是极其保密的要事。

我的任务是,把叶帅的指示、要求及时向广州、海南军区首长汇报,办好叶帅工作需要的各项事情。

于此,我第一次面对叶帅

叶帅的和蔼,体现在与我的一问一答间。

我先是立正,敬礼,笔直的腰板纹丝不动。

叶帅非常欣赏我标准的军人军姿,微笑着回答我的请示:“每天把外电反映综合汇总,上下午各报一次。

”简洁明快,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表情却像父辈对晚辈。

从那天起,我全天候的守护在叶帅身边、或在营区待命。

伴随叶帅期间,叶帅询问较多、谈话突出是南海西沙、南沙、中沙方向作战思想及战略地位,以及开发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次陪伴叶帅乘舰视察,十多次叶帅的询问,我都一一作了汇报,甚至没有一次犹豫,没有一点儿差错,没有一点儿遗漏。

说也是,从1957年8月至叶帅视察的18年间,海南的工事构建、阵地建设、战场预设、纵深联系,这些我所学专长的必然要求,所有内容的必须把握,早以深深扎根于我的脑细胞中,甚至某处重要工事的详细情况,我汇报时总是一气呵成,主要情况也可“倒背如流”。

回到驻地,叶帅满意的表情告诉我,那次视察获得成功。

晚饭后,陪叶帅散步,叶帅特意让我走在他身边,并意味深长的说起了参谋人员的基本要求:“世界各国军事形势多变,部队建设也不断面临着新情况,机关建设也会不断遇到新问题,作为参谋人员,不仅要做到会讲、会写、会算、会画、会测、会谋六会,而且要对辖区、防区的社会、地理、人文情况准确掌握,努力成为活地图、活字典。

”   1964年以前入伍的老兵们都知道,由叶剑英元帅、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共同倡导的部队建设“大练兵、大比武”,发起于1964年,在1965年达到高潮,在世界、在全军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地方建设很多部门、单位也效仿部队的“大练兵、大比武”,部队所推出的“郭兴福教学法”,也积极影响了全社会。

大比武期间,叶帅首创的“参谋人员六会”,早已深入人心。

一次毛泽东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议事,之前的“例行说笑”,毛泽东提到了“六会”:“当年的智多星又有了新发明,‘六会’是机关参谋的必修课,简单易懂,便于把握,就像叶帅的诗,好记好懂。

主席虽说的像是笑谈,其实赋予了精深的哲理。

叶帅海南40天,我还从点滴的生活现象中悟到了叶帅人格魅力的伟大。

叶帅一边观察南海风云,运筹南海战事,一边关注北京“四人帮”动向,还要一天几次电话关心周恩来的病情。

几次不经意间,叶帅都说到“总理累啊,总是关心着大局,关心着人民,对来自中央内部的邪恶势力,既要抵制,又要讲策略,这就既累心又要累身体了。

总理也说,当了人民总理,大事小情总要料理,总得管理该管的、该理的,否则,主席倡导‘为人民服务,我又如何去落实呢?’”又有一次,西沙部队在海滩捕捉到三只海龟,派人送给叶帅叶帅是广东人,知道海龟肉加工成食品,对体弱病人有滋补作用,叶帅向有关部门深深道谢,随即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立即安排送去北京,专门呈送给周总理,全国人民都期望周总理有个好身体。

”   这短短的一幕,这深深的情谊,是叶帅个人心愿,又代表了全国军民,我在场亲历这一切,刹那间湿润了眼睛。

叶帅夸我“军中活地图”,总长杨得志竟是传话人      距第一次陪伴叶帅7年后的1982年2月,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来海南视察,我陪同随行。

1985年2月,杨总长又来海南,时任广州军区政委的王猛先期到达榆林要塞迎候,总长到达这天,我以海南军区12师副师长身份,陪王猛政委到陵水机场迎接总长

总长走下飞机舷梯,还有两三个台阶时,便向王猛政委远远伸出大手,这时我站在王猛政委身边。

两位战友未等寒暄几句,总长朗声问王猛:“你们海南军区有位处长是活地图啊,叶帅多次提起,叶帅还说部队机关建设就要培养这样的骨干,越是现代化建设,越要强化骨干队伍的培养。

总长说完,又与海南军区司令、政委握手。

王猛政委多次来海南视察,我也多次陪伴过王猛政委到各部队看望,我的“活地图”雅号,军区各级已小有名声。

总长这般肯定部下一位处长,总长又强调提到叶帅的赞誉,王猛政委也很受鼓舞。

总长谈话间隙,便示意我随他走到总长身边,同时笑着向总长报告:“总长叶帅说的‘军中活地图’,就是这位处长。

当时是海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卢凯森,西沙自卫反击战指挥部重要成员之一,现在是守备12师副师长。

”   杨总长亲切地目视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叶帅从不易当面夸奖部下,赞誉你是‘军中活地图’。

要知道叶帅是我军第一代军中活地图、军中智多星,谁人能与他比?希望你珍惜荣誉,再接再励,向叶帅学习,为军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   几天后王猛政委送走杨总长回广州军区,不久便在军区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叶帅和杨总长关于“军中活地图”的相关事宜,号召军区各级司政后机关,学习“军中活地图”精神,开创性开展工作,为军区部队建设作出贡献。

一时间,军内外传颂“活地图”,我也成了脍炙人口的人物。

陪伴薛明、郝治平大姐,方知贺龙罗瑞卿      1985年1月,贺龙元帅夫人薛明罗瑞卿大将夫人郝治平双双飞来海南陪伴两位夫人的重担,又荣幸地莅临我身上。

贺龙罗瑞卿,军中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

“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横加迫害,贺帅成了十大元帅中第一位遭迫害致死的元帅,所受的冤情惊天地泣鬼神。

罗瑞卿大将也有相似的冤情裹身。

在挨整的无数个黑暗日子里,将帅二人心明志坚,他们自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也渗透到各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融入到了两位夫人血脉之中。

二人结伴来海南考察,便是明证。

两位夫人在榆林大院住了7天,我陪伴他们先后考察了东、西岛,南湾岭、兴隆华侨农场等处,并对榆林所处的三亚市社会进步与社会治安状况详细了解。

薛明原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贺办主任,郝治平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按道理两夫人都是军中高官,谁知她们更多关心的,倒是海南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妇女待遇等情况,每每关切询问。

两天后,我终于张口问了心存已久的惦念,我的问题是:贺帅与罗大将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林彪一伙迫害贺帅和罗大将难道真的无法避免?毛主席、周恩来保护贺帅有障碍吗?   这些问题,明眼人知道是多么敏感,也许有人会说我冒失,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山东人天性豁达,凡事总想讨教明白,再说,两天相处后,两位夫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我。

从两位夫人的真情叙述中,我真切的感受了元帅与将军夫人秉承的帅府家风。

贺龙罗瑞卿相知甚深,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认识的。

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第二兵团政委期间,曾多次指挥部队同贺龙指挥的晋绥军区部队并肩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9月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贺龙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罗瑞卿是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从此,贺罗二人工作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对建军、治军的思想非常一致,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彼此了解也更加深刻。

1965年11月,林彪一伙趁地方上大批《海瑞罢官》、抓后台的时候,加紧进行了一场打倒罗瑞卿和抓罗瑞卿后台的阴谋活动。

不久,由于林彪作孽,罗瑞卿贺龙先后大难临头。

林彪对贺、罗主持军委工作并得到毛泽席的称赞,非常嫉妒,更有甚者是林彪因病休息一段时间,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本是毛泽东的主意,并且源于对林彪身体的爱护,但林彪妒火中烧,且贺罗主持军委工作,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没有重视,林彪也恼火异常,认为贺龙罗瑞卿架空了林彪

打倒贺罗的阴谋,便应运而生。

毛泽东明言贺龙“我做你的保皇派”      “文革”初期,社会上盛传毛泽东曾经保贺龙的说法,我试探着问薛明夫人,薛明沉思片刻后回忆:“在林彪同伙策划空军、海军、总参等单位写出诬告贺龙的信并由林彪亲自转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凭着多年对贺龙的了解,对诬告信内容是不相信的,但有个别内容也不好全面否定,毛泽东知道林彪积极转呈诬告信的用意。

1966年9月5日上午,贺老总告诉我要去见毛主席,并且是应毛主席之约,贺龙回来后告诉我,主席还是那么爽快,不但给他看了几封诬告信,还安慰贺龙慢慢看,不要急。

对其中一封吴法宪诬告贺龙的信,贺龙请示主席‘要不要找吴法宪谈一谈’?主席回答很干脆,‘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找他们。

主席看到贺龙坦然的样子,便朗声笑了起来并风趣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做你的保皇派。

’停了片刻,主席又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主席这番话,使身处逆境的贺龙感到无比温暖,我与孩子们也在心中轻松了许多。

”   “与主席的谈话进行到中午,主席还留贺龙用午餐,贺龙辞谢。

”   “9月9日晚上,主席又让秘书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儿了,让贺龙登门拜访一下有关同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   “其实,贺龙没有想到,毛泽东也没有想到,林彪已于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一个军委常委扩大会,并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向除朱德,彭德怀,贺龙之外的六位老帅,以及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发表讲话,大肆对贺龙进行诬陷和攻击,之后,又谎称这些内容已向主席打过招呼,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9月8日林彪为整贺龙开了会,瞒过了主席,更瞒过了贺龙

9月10日,贺龙根据主席的指示,主动上门拜访林彪,做贼心虚的林彪叶群吓坏了,以为9月8日的会走漏了风声,贺龙会伺机报复,于是紧急部署几名卫士拿枪埋伏在帷幕后面,并布置如果林贺二人谈话不对劲儿,有了对抗迹象要立即‘冲出去’。

”   “那次谈话,林彪狼子野心大暴露,对贺龙主动征求意见视为向其示好,便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抛出一个有明显的威胁性话题‘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 谁’。

”   “贺龙清楚的知道林彪以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头上,但贺龙那种阳光性格促使自己决不买林彪的账,于是,贺龙坦然的说‘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贺龙的话,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也与林彪最后摊了牌。

林彪终于明白,让贺龙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了变本加厉地策划了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

”      周恩来: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我与孩子们的安危和命运一直系在心上。

”   薛明讲到这一段,两行热泪潸然而下,“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叛逃摔死不久,总理就派人四处寻找我与孩子们。

我从流放地贵州磊庄回到北京,周总理又派人把散失在外的子女陆续找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亲人失散竟然存在了五年,回首这一切,石头人也会掉眼泪。

”   “我们回京不久,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亲自过问贺龙的平反工作,并安排邓颖超的秘书给我打电话,一定要找到贺龙的骨灰盒,便于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葬仪式,也要以此安抚贺龙亲人们那一颗颗被邪恶势力蹂躏的心。

”   “我们回到北京后,也得知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毛泽东不愧是个伟人,这么重大的事情,勇于做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他还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主席一再作自我批评,我与子女们本来很不平静的心也由此渐渐冷静下来。

”   “尤其是周恩来总理,1972年5月就发现得了膀胱癌,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又要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作斗争,得不到休息和治疗,病情日益恶化,1974年6月和8月做了两次大手术,1975年3月又做了第三次大手术,但已转移的癌细胞无情地侵害着他的身体。

这个时候,他的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大约‘还有半年’时间,就在这样的时刻,总理还时刻关心着贺龙的平反和善后工作。

”   “1975年6月6日,我们接到了中央关于为贺龙进行骨灰安放仪式的通知,我长女贺捷生看到通知中的‘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等种种限制,非常气愤,意识到是四人帮所为,捷生不顾自己的安危,第二天便上书毛泽东和周恩来,据理力争。

”   “捷生还表示:如果照原方案办理,她将不参加这一仪式。

”   周总理接到贺捷生来信当天,就致信毛泽东,明确表示了支持贺捷生所提要求。

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

”   “从捷生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到中央改变原定安放贺龙骨灰仪式方案,一天内三次信件在领袖间转呈,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1975年6月7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将永远记入贺家史册。

”   “1975年6月9日下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纠正后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举行,周总理抱病参加悼念仪式,事先我们谁也不知道,当看见周总理拖着病体向我们缓缓走来时,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徐向前元帅见此情形,抢先一步扶住周总理,我走上前扶着总理另一侧,心疼地说‘总理啊,您病成这样,怎么还来了’。

”   “只见总理强忍住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   “48年前,在贺龙的入党仪式上,周恩来代表党前敌委员会致辞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是信得过的’,48年后的今天,在贺龙彻底平反、入土为安的仪式上,周恩来深情重复了48年前那句话。

”      尾声      薛明、郝治平两位老大姐在离开海南回京之前,一天晚上专门到海南军区司令部我的家,看望了我的爱人和子女,回想起来直到现在一股股暖流还涌动在我的心头。

在革命征途中两位夫人手挽手走在一起,长长的往事回忆使老姐俩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又像是陪伴夫君走过了难熬的文革时期。

从两位夫人凝重的表情看出,历史无法改变,但看待历史的理性眼光却久远而明亮。

我不认为不合适宜地提出了问题,那不光是两位夫人心中的隐痛,更应看成是中华民族厚重历史的重要组成。

没有奸臣衬托不了忠良,林彪一伙上天了又入地,可贺龙元帅却永驻人民心中,罗瑞卿大将也永驻人民心中。

我把这些感受连同感谢的心情,一并托给满头银发的两位夫人时,她们笑了。

文字编辑:刘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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