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辉煌的历史100字【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
[摘要]我们应该对“世界历史”抱持怀疑态度，甚至更应该去怀疑“全球历史”以及“国家历史”，因为这些历史撰写样式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的一元化趋势。
而“区域历史”则是更应予关注的一种历史撰写方式，它有着某种与“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趋势；而且区域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曾经并且将能够部分地抵制国家或者其代表者所实行的或者建议去实行的集权化。
本文对定义区域历史做出了努力，并以美国的查塔努加(Chattanooga)区域历史博物馆为例对区域历史加以阐释，进而对未来的历史撰写表达了一种“让区域历史成为区域历史”的展望。
[关键词]区域历史 国家历史 地方历史 区域 查塔努加 [中图分类号]K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089－12 杰出的史学家本质上是否一直是自相矛盾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拂晓：道德偏见之反思》(Daybreak:Thoughts on the prejudices of Morality)，R.J.霍林代尔(Holingdale)翻译。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第一册，第一章，第9页。
近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破坏了那个曾一度盛行于史学家中的史学编撰框架――那种“宏大叙事”的、或至少是“主导叙事”的框架。
这个叙事框架阐述了两个存在显著分歧的社会体系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冲突。
此种冲突(曾被假定为)是现代历史的核心主题。
并被推定将由此而产生某种形式的人类解放。
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名研究现代欧洲的历史学者，笔者开始步入教学生涯，那时候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决定性事件，并影响了随后的政治社会发展。
而这也正是笔者任教的第一所大学，爱荷华(Iowa)大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及随后几年中讲授欧洲与世界历史的方式。
因为自从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开始，国家(national)历史这一框架便主导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学，而“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的理论模型恰好契合了这一框架。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前苏联体系的瓦解，预示了“自由民主”即将战胜“世界共产主义”。
比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明确表明了其立场，他认为全世界正经历着“人类在意识形态上进化的终点，连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体制之最终形式的广泛普及”。
但是“历史”拒绝依照福山所设想的方式发展。
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大”冲突渐行渐远，而世界各地的“小”冲突却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这些“小”冲突目前正明显地愈演愈烈。
如果以为这种逐渐扩大的冲突是源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那将是不正确的。
显而易见的则是，这类冲突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发生于1991年至1995年间的前南斯拉夫战争。
波斯尼亚战争(Bosnian War)现在看来似乎预示了一种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到来，而三四十年之前很少会有人如此预测。
但即便是限于巴尔干“地区”的波斯尼亚战争，也不相类于本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类事件，因为波斯尼亚战争属于内战之类，而内战是在一国领土以内的战争。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自2001年9月之后尤为显著――是一种与国界无关的冲突形式。
冷战之后，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改善，世界各地间联系日益紧密，超越国界的冲突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重新考虑新的历史研究与撰写上的编排归类，并算不上是新奇的想法。
而下述现象之产生亦非偶然，即类似“世界(world)历史”、“全球(global)历史”、“跨国(transnational)历史”这样的说法在史学家之间日益广泛地流传，尽管这些词汇还没有被明确地定义。
而比较历史也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
区域历史与其他我所提到的种种历史样式相比，被讨论得相对较少。
尽管所有的样式都可视作是对近期历史发展的回应，但区域历史尤其使人感兴趣，因为它有着某种与“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趋势，而后两者与这样一种观念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在此世间的发展存在一个最终的单一进程。
一、定义区域历史 显然，我们需要达成何为“区域历史”的共识。
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定义“区域”来达成，但是正如一位史学家苏珊・阿米提治(Susan Armitage)所指出的：“区域就是那一类在真正定义它们之前人人都以为知道它所指为何的词。
如果我们希望对“区域历史”的探讨能有所收获，那么我们需要至少能部分地明晰它的定义，减少它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保留这一名称目前不精确的使用所带来的丰富性和联想性。
一个定义“区域历史”的方法是从差异性角度出发，从它和其他历史样式相区别的事物谈起；另一个方法是从实质性角度，既然区域历史关注的是“区域”(不管具体是什么“区域”)，那么它就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除了存在差异性和实质性这组定义方式的区别外，还有一组，即“概念上的分析”和“实际应用’中的审查”两种定义方式的区别。
以上四种(交错影响的)方式在此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依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区域历史，意味着从其他各种历史样式的角度来看待区域历史――而这些样式在区域历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看来，对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区域历史上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
区域历史和其他三种历史样式，即世界(“全球”)历史、国家历史及(也许意义不十分明晰的)地方(local)历史，有着不同的关系。
这些样式都可以置于一个矩阵之中，在此矩阵之中，通过把地方历史、民族国家(nation—state)历史、世界历史与区域历史相互比照，后者从而得到定义。
换句话说，其他的历史样式帮助我们确立区域历史的界限，这些将在下文中详加阐述。
但是我们还将使用区域历史的特有内容来定义它，就其最显著与最表面的层次而言，区域历史的特点便在于它的关注点是“区域”。
有一点颇为重要，平常论及“区域历史”时，它具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表面意思。
首先，它被越来越多地用来特指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历史一”)。
例如，很多书籍均是关于美国各个地方的，还有一套关于“英格兰区域历史”的系列丛书。
但是，简单地将区域历史定义为关注一块比某个民族国家领土要小的领土之历史是行不通的，原因之一在于少部分人的“区域历史”指称的是“超出”某一主权实体领土的区域。
(显然，“区域”这一称法有时会指代例如巴尔干半岛、中东、东南亚这些“大”范围)在此我们暂且不论区域历史的“大”意义(我们称之为“区域历史二”)，先说说它的“小”意义。
我在前文已经建议过，看待区域历史的一个方法就是将它与其他不同术语加以比较。
就区域历史的 “小”意义而言，意味着它介于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之间，而又并非这两者。
但是这一定义太不稳定，并受到时间的局限，因为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历史”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才有的，即法国大革命之后，从那时起国家历史开始成为专业历史研究和撰写的主导样式。
换句话说，目前的区域历史概念――区域历史是针对民族国家内部某一区域的历史样式――的上端界限，即“国家历史”，在19世纪早期之前并不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国家历史出现之后才可能有区域历史，正如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的。
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
这只意味着，此种意义上的区域历史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才被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内的。
政治民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以及政治民族主义者在1789年后所倡导的民族国家(并得到部分实现)是具备现代性的，这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区域历史的角色及其意义这一议题有关。
首先，民族国家――也许称之为“民族主义”国家更好，因为此处我的意思是指，一个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国家――是现代性的，基于其声称它是统一并且普遍适用的国家，尽管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声称。
它如此声称还因为：虽然存在内部分歧，虽然人类总的来说被分成不同的民族国家，但是国家本身是一个统一的实体。
因此，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认为任何人如果把自己归入这一实体，那么就应该尽其所能地效忠于它。
其次，出于此种思考，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在于它并非“向来如此、早就那样”，它是基于需要而被构建出来的。
尽管民族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宣称一个民族可能已历经数千年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欧洲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大众民族化”中得知，我们所理解的民族远非漫长历史的自然产物而更多的是一种构建。
关于这一主题，可以参考由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h hobsbawn)、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的经典作品。
现象学家可能会说，相对于国家而言，区域(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一区域)可能更“直接”、更“自然”，因为区域通常具有地理同质性，给居住于此的居民共同的生活感受――无论是海边、山区、寒冷的北方平原、或者其他环境，对当地的居住者来说，会产生共通的体验和忍耐能力，而国家对于产生这些来说范围太大了。
而且，一个国家的国民更多的是因为共同的交流和概念思维模式而非共同生活的地理疆域，才联系起来的。
区域(区域历史一所指的)更多的是一种地方(place)，而国家，因为它的外延更广，更多属于抽象的范畴，而非空间(space)范畴。
例如，纳粹的思想家，他们力图扩张德国种族(German Volk)的统治区域，因而宣扬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观念，他们视这一空间为即将被帝国(Reich)改变的空旷土地。
安德森对远程通讯有助于国家之建构这一方面所做的强调，指出了对于国家性而言，(抽象的)空间要优先于(具体的)地区。
不过，还需要谈及一点，这不仅仅是对地区地方与国家空间进行比较，更是要确定第一位和首要性的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一定要问，是什么让抽象的空间“动辄就具有了国家性质”?答案是因为国家被认为具有抽象的精神本质，这一精神本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边界模糊的区域，边界明确的领地，以及和抽象的、无边界的空间联系起来。
国家精神的所有具体化表现较之地理实在都拥有优先性，而“区域”则首要的还是指具体某一地方。
区域历史(类型一)，比起国家历史，与另一限定它定义的概念更为接近，即地方历史。
确实，地方历史和区域历史在文献中常常被划归于“地方及区域历史”这一大类。
但我认为如果从事历史概念化这一层面上的工作，那么还是将两者加以区分为妥。
美国地方历史学家约瑟夫，埃迈图(Joseph Ama―to)在《对家的再思考：一个撰写地方历史的实例》(Rethinking Home：A Case for Writing Local History)里面指出，“所有的历史均是地方的。
所有地方对其本身来说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我们学习、了解到我们将在宏观世界里去学习和了解的同类以及万物”。
而我在此认为，如果历史存在任何范式，那也不会是地方历史，或者国家、世界、全球历史，而将会是区域历史。
首先，埃迈图认为地方历史正如其名称所示，“为了本身”而聚焦于地方。
这种历史在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乡镇、城市、郡县中为人所探求研究，其主要关注的是具体某地的特别之处。
19世纪晚期，弗里德里希・尼采将这种历史样式视为“古文物研究的”(antiquar—ian)历史，它主要关注的是“保存”和“崇敬”过去。
其次，另一种“地方历史”样式则试图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更大的社会动力，而不是像尼采所谓的古文物历史学家(antiquarian historian)那样专注于个别地方。
我们可以把第一种地方历史看成是对其研究对象大书特书、怀着欣赏之情予以赞颂的历史样式，而将第二种看成是概括化以及中性的。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区分不可能完美应用于具体的案例，有时甚至基本无法应用，因此，出于对具体历史研究的尊重，我们必须谨慎使用这些区分。
但我在此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地方历史”这样一个不同历史学家使用各异的名词来给出单一的定义，我所关注的，确切地说，是如何尽可能地明晰“区域历史”，而为了这一目的，最具启发性的做法就是把区域历史和前述第一种地方历史进行对比。
这种地方历史常常与区域历史一起被划归为“地方区域历史”一类，2007年8月的Google(谷歌)搜索引擎上给这个词条列出了41200个链接。
一些大学的硕士招生广告中也是表述为“地方区域历史”(例如剑桥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兰卡斯特大学、苏塞克斯大学)，而且还有一系列的文档归类引用、会议、博物馆，都是以“地方区域历史”打头。
“地方区域历史”是在学术、半学术历史领域里繁荣发展着的一个门类，主要针对那些人们感兴趣的某个具体地方的历史。
举例来说比如坎布利亚郡(Cumbria)或者兰开夏(Lancashire)。
将地方和区域历史划归为一类在某些方面是有意义的，而于另一些方面则不然。
如果史学家愿意，他们有权将两者混为一谈，而如果他们仅仅是撰写，例如坎布利亚郡的历史，则可以不做区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区域历史和地方历史在另一些情况确实存在着区别，而且不应被忽视。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地方历史意味着与区域历史有着一些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地方历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别村庄、城镇、城市或者郡县的历史，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这一实体的“特殊性”。
地方历史(上述提到的第一种)对于特殊性的强调有着标准上的和概念上的先决条件。
标准上的条件是说，这个关注本身就要求史学家认为值得去关注。
而概念上的条件则出于这样一个概念性事实：即如果没有一般和普遍作为对立面的话，就不存在什么“特殊”。
对应于地方历史的一般性历史常被认为是国家历史，“特殊”作为历史撰写的一极，首先是在19世 纪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们中出现的，那时国家历史开始出现，并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兰克预想了从地方历史，到国家历史，再到至今尚未撰写的世界(universal)历史这样一个延续，正如他认为“对于特殊的调查总是与更广的背景相关，地方历史与国家相关”，而这种“国家的或普遍的历史”应该与“整个的[Ganzen]，我们可称之为宇宙的历史”相联系。
与之类似，历史理论家和普鲁士民族主义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明确指出：“即使是细小的、甚至是最细小的人类关系、抗争、活动，都有其历史进程，有着过去。
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是历史存在的。
” 这种“特殊性”的地方历史，被尼采很好地通过对古文物史学家的描述概括出来，他 回看他从哪里来，从何处成为存在，带着爱和忠诚……通过对过往存留的悉心照看，他希冀把他到来时的过去的完好留给他以后的存在。
埃迈图在《对家的再思考》里作了基本相同的评述： 地方历史学家常常是关于“家”的史学家。
家的意义塑造了他们的作品，家是最初感受、印象和际遇的来源，也是最初回忆、深层感受和持久激情的来源。
简言之，在定义地方历史上，埃迈图只是复述了尼采对古文物史学家工作精神所做的概括。
埃迈图试图通过《对家的再思考》(Rethinking Home)来为地方历史举证辩护(d6fense et iHustra—tion)，但他的辩护没有明确地区分地方历史和区域历史。
他告诉我们，他主持了他所在大学的“地方和区域历史”项目；在谈及地方历史案例的过程中，他不断提到“地区”、“地区们”；他还努力试图把地区或地区们与他所关心的事情联系起来，并试图定义它／它们的范围。
显然。
他对地方历史与区域历史二者皆感兴趣，并不认为两者间存在显著区别。
但埃迈图把书的副标题定为《撰写地方历史实例》(而非撰写地方区域历史实例)，这是正确的，因为前者才是他真正关注的。
而《对家的再思考》里面之所以出现“区域”，也许可以这样予以合理解释，即主要是由于埃迈图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把兴趣放在了明尼苏达州西南部，这个郊区深深受到了超出其地理界限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然而，就埃迈图的断言来讲，就其所言“所有的历史均是地方的”便能推知，他终究还是一个地方历史学家。
我在此的观点是：正如埃迈图和很多其他史学家所做的，区分地方历史和区域历史有着很好的理由。
所有地方对其本身来说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我们学习、了解到我们将在宏观世界里去学习和了解的同类与万物”…n，t’这一观点，从经验性意义上来说，该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只要所谈论的经验性局限于那个特定地方，并且只要那个地方具备微观世界的特征。
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该地方以外的更广袤的世界，或者该地方就某种程度而言并非“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宇宙”，而是被其外部世界分裂甚或决裂开来的时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去理解该地方本身时，就会发现前述埃迈图的观点是不充分的。
显然，在历史撰写的实践中，地方和区域历史通常是紧密联系着的。
(我仍然认为，就地方历史而言，其所指称的还是特殊化的那一类型，而至于区域历史，我以为，它首要地，但不是完全地，指称区域历史一，也就是，将国家内部的一个区域当作它的研究对象)。
地方历史、区域历史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何区别呢?在此我需要规范地给出我个人的划分，并且避免在地方以及任何范围大于地方的区域之间，产生一种没有分隔的微观世界／宏观世界的观念。
尽管地方历史，在本文前述的尼采／埃迈图看来，是关注其单一特殊性的(而历史学家肯定知道这个特殊性是受地区、国家、全球的因素影响的)，但我认为区域历史是把划分和冲突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地理角度来明晰这一划分和冲突。
我认为地方历史和区域历史的区别主要不在于规模的差异，尽管区域历史“覆盖”的土地通常大于地方历史，个人看来，这不是地方历史和区域历史的本质区别。
我的观点是，地方历史关注的是单一区域(希望我们能热爱它，至少尊敬它的区域)，而区域历史则关注的是基于地理所表现的冲突(那些常常要求我们沉思的矛盾)。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将更具有启发性(这最终将更有决定意义)。
基于地理表现的冲突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的，但是――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情况下一一最有可能的地理冲突将会发生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在大城市和偏远地区之间。
请允许我以一个假设的例子开始。
想象有一个比较大、但又不是特别大的城市的历史，比如说多伦多。
好的多伦多地方历史应当涉及这段历史时间里发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种族冲突，但它核心的关注点还是“多伦多”。
根据我提出的观点，多伦多的一个区域历史可能会以多伦多和它的各个落后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主题。
或者，也可能是为了成为一个区域历史而且只是多伦多历史(而不是多伦多和与其他与多伦多有摩擦的地理实体的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区域历史需要在多伦多内部发掘紧张态势。
或另一个更可能的例子是，安大略的历史可以是地方历史，也可以是区域历史。
安大略的地方历史会把其当作一个统一实体――它无疑充满着矛盾，但却并不存在显著的没有解决的基于地理表现的紧张局势。
而在另一方面，安大略的区域历史，就会关注到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紧张局势，比如安大略的城市和郊区之间，及安大略与其所在的民族国家，加拿大之间。
在最后这个例子中，历史将以加拿大某特定区域与其所在主权国家的关系展现。
二、从实际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查塔努加(Chattanooga)区域历史博物馆 美国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CRHM)在查塔努加市中心一栋朴素的建筑里占据了两层楼，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将该区域历史的一些特点具体化。
查塔努加位于田纳西东南部，在田纳西河河岸上，东有大烟山(Great Smoky Mountains)，西为康勃兰山(cumberland Mountains)，城区人口约为66万。
它与佐治亚州的州界相邻，而实际上，在查塔努加市中心可见的卢考特山(Lookout Moun—tains)这个显著的地理界标，大部分已经超出了田纳西州。
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显然不是只关注于当地历史的一个博物馆：它本可以成为“查塔努加城博物馆”，但是它没有。
众所周知，日常语言使用的不精确，常会达到几乎令人发疯的程度。
我前文提出的对地方历史和区域历史作从上到下的概念区分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帮助澄清本来可能模糊的议题，但我并不是说我们所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真是模糊得不可救药。
通常地，当辛苦挣来的钱要花出去时，人们就会集思广益，因此，即使是构建一间小小的博物馆，里面也会体现出创办者、捐赠人、监管者和执行人所花的很多心思，此外那些地方或区域历史的狂热爱好者也很可能认真仔细地思考了他们所爱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各方各面通力合作来完成目标的典型例子。
最后，尽管大部分人都不是哲学家，但是擅 长某一工作的人可能对其工作有独特见解。
所以，我们可以从完全不那么理论的事例中发现理论的火花。
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这个事例可以告诉我们区域历史与两个主要来限定它的历史样式之间的不同，而这两者就是地方历史和国家历史。
在支付了少许入场费后，你会受邀观看约20分钟的一段录像，名为“土地上的标志：查塔努加的历史影片，土地与人”。
这是关于该博物馆的大体介绍，然后开始参观博物馆的展览物。
而在这个录像中，在博物馆对其展览物特征的概括(通过布告牌)中，以及展览物本身，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颇让人感到惊奇。
这个特点就是“查塔努加地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中心主体”来叙事的，所谓“中心主体”叙事是指围绕某一个单一主体的行动和苦难来编排的叙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地方的故事(但我要补充一点，该故事的“地方”并没有明确边界)。
优先考虑“地方”，这一点在开始设计时就被设计师特别强调。
“土地”在录像标题中两次出现在“人”前面，这种优先性在位于通往展览物的过道上方的显著说明中也可以看出：“查塔努加地区：它的土地、河流与人。
”在这一说明下方及过道两侧是展示各色人物、各种交通方式的墙壁装饰。
包括一个著名的切诺基人(Cherokee)，一个内战士兵，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艘内河船，一辆小货车，一辆19世纪的机车，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蒸汽柴油机车(图1)。
类似地，在“查塔努加地区”的大字下，有一块墙上的布告牌写着： 查塔努加地区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与人共同塑造的，本展览展示了在五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些事件，以及这些力量从史前到现在是如何塑造该地区人们生活的。
(图2) 再次地，地理优先于人这一重要特点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力量从史前到现在是如何塑造该地区人们生活的”这样的说法是模糊的，因为“这些力量”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但尽管没有清楚说明，这些力量似乎就暗指地理的力量，因“地方”而产生的力量。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明显的，“该地区的人”不处于主体地位。
在区域历史和国家历史之间作对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CRHM(一般也在区域历史中)，“人”的地位是非主导的。
在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里，有的是“泛指的人”而不是“特指的人”。
作为对比，可参看欧内斯特・勒南(Emest Renan)1882年的论文《何为国家》(“Whatis a Nation?”)，在该文中勒南认为国家不是某一人种，也不是由某共同特征(诸如语言)联系起来的种族群体。
这个愿望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内部的所有个人都已经忘却了会分裂他们的事情，这些事情比如像法国发生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St，Bartholomew Day)大屠杀和13世纪的阿比尔派教徒(Albigensians)大屠杀。
勒南还有一个更确定的看法，“国家是……一个大规模的团结体，由人们在过去已经做出奉献的情感以及在将来将会付出奉献的情感所构成”。
总而言之，勒南的观点是国家的地位需要一个中心主体的叙述，而且通常以那种形式展示自己。
在创作《何为国家》一文时，勒南注意到国家之成为国家这一事业是很艰难的。
法国在成为国家前是一个充斥着冲突的区域，不存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中心主体，但正是这一区域成为了法兰西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地位的达成要求超越宗教的矛盾。
同样地，让党派主义的忠诚靠边站，也是“建立”日耳曼、大不列颠、美利坚民族性所必须的。
这个过程有收获也有代价，通常是异常艰巨的。
美国以前的殖民者花了很长时间才不把自己当成“某一个州”的公民，美国的“各个州”花了很长时间才是“美国的”州。
但是国家历史的关键一点是把国家作为“现在不必怀疑”的现实存在，而这个存在是史学家工作的重心。
正因如此，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磨难与困苦，成就及过错才可能得到详细的叙述。
一个设定的暂时过程并藉此来统一为国家，这个过程就是国家超越时间而发展的基础。
该过程包括使各种次要形式的忠诚从属于国家性的忠诚。
当然了，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侧重也有所不同。
一些意识形态看待国家的方式和勒南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将国家视为是人种的；或者将国家视作包括对特定语言和文化的信奉；或者认为国家是要去完成某种特定使命的，例如传播文明的使命，或像最近的传播民主。
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短暂的过程，该过程包括使种种次要忠诚从属于单一忠诚，而这个单一忠诚就是国家。
与之相比。
区域历史并没有以中心主体的叙述来呈现自己(如果那样的话，它就不是区域历史的撰写，而是实际的或者雄心勃勃的国家历史的操练了)。
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里没有中心主体叙述是因为没有(单一的)中心主体。
(因为常常是通过政治活动。
“某一群人”才认识到自己是拥有共同国家特征的“特定的一群人”。
)一个指示牌(图2)说明该博物馆涉及的“五个历史时期”是(1)早期的土地、早期的人，(2)切诺基民族，(3)成长和冲突，(4)新南部，(5)南方主力(Dynamo 0fDixie)。
(1)、(2)、(3)之间几乎没有时间上的延续性，虽然(4)和(5)这两个时期似乎有某种中心主体，但是并不清楚，特别是(4)这个时间的中心主体可以被看作是“查塔努加地区”，而且，“新南部”和Dixie的中心主体似乎泛指南方人。
“查塔努加地区”的“早期的人”在西班牙探险者赫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于1540年途经此地后不久就消失了(在第一段时期命名中“土地”先于“人”，并非偶然)。
1827年开始出现的切诺基民族形成了一个颇为显著的团结的群体：和很多土生土长的美洲民族不同，切诺基族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
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迫使切诺基人去西部重新定居。
无论如何，即使不考虑大迁徙，切诺基民族也不能等同于查塔努加地区。
因此，在时期(1)和(2)及(3)之间就存在着时间上的断层，没有可见的延续性。
至于后来的两个时期，白人定居者的数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很难把查塔努加地区的居民看成连续的历史代理者(agents)，考虑到查塔努加地区没有自己的政府，因此也没有机构中心借此来进行(政治)代理。
除此之外，1838年以后查塔努加地区大部分的历史都是任由其他外部机构来代理的。
内战对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长期以来都很贫穷，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对它的打击尤为严重。
在1933年3月上任以前。
罗斯福总统参观了该地区，希望能商量出关于减轻该地区严重贫穷状况的对策。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团决定建立一个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其中部分建议已在前几届政府中提出 过。
1933年5月国会宪章规定，TVA(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负责建造大坝，以此来控制洪水，并给田纳西河谷提供电力――虽然该地区后来长时间一如既往地贫穷。
当我于2007年8月参观该博物馆时，有一个关于二战期间该地区情况的临时性展览――二战又是一个外部的重大事件，它侵犯到了生活在一个成为落后之代名词的地区中的人们。
战争后的很多年，从整个美国的标准来看，这个地区和城市的经济仍欠发达，文化社会依旧落后。
仅考虑查塔努加本身，在2007年有这样一条广泛传播的消息重复出现，即1969年一份联邦政府的报告指出，由于高度的空气污染，查塔努加是美国“最肮脏的城市”。
还有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1941年的流行歌曲《查塔努加的火车》让查塔努加以南方铁路中心的地位而著称，但在1971年该城市的铁路客运服务就终结了。
然而截止到2007年，在经过大约25年认真的市政建设之后，查塔努加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空气不再受到污染，河岸边有了一座漂亮的水族馆，一座步行桥横跨了田纳西河，过往无人涉足的地方已经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
河流被清理干净，虽然指示牌上写着禁止游泳，我还是看到了两个泼溅浪花的游泳者；而且有方便的电力公交车在市中心穿梭。
这些发展本该在一个注重地方自豪感的博物馆里作为合理的对象得到展现，但是它们却没有在查塔努加博物馆出现，至少我参观的时候没有看到。
人们可以把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设想成当地自豪感的一个纪念物，但这要求它的样式做出急剧的改变。
由于在2007年8月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确实是存在的，它符合我所阐述的区域历史的样式，而且也符合确定单一中心主体的困难性。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1830年以后白人定居者的增加(同样还有黑人)，该地区的人口一直是延续的，但是要确定中心主体就很困难――这毫无疑问地解释了查塔努加区域历史博物馆的样式。
当然，历史的代理者总是存在的，因为假设这一代理者的存在，才能使撰写历史成为可能。
但是区域历史以区域历史的身份假设的是一个分裂的代理者，这个代理者要么存在于历史框架之外，要么就是被削弱了。
一个区域确切而言不是一块单一的政治权威可以在其内部实行它“合法暴力的垄断”的领土(马克思・韦伯)。
这就是说，和其他一些事情一样，区域的界限是(从定义上说)不确定的。
“查塔努加地区”的界限从来都不是确定的，这一点是CRMH的明显特征。
一方面，博物馆里有一幅图来说明假定的索托在1540年的探险路线，这一路线在现在的美国东南部(图3)。
并且为了更加精确起见，在美国东南部的地图上，根据两个学者的不同意见，勾画了两个不同的假定路线。
这两个路线显示出索托绕行于很大的区域，范围涉及了美国现在的六个州：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莱那、北卡罗莱那、田纳西和阿肯色州，这一区域是博物馆里所呈现出的最大的查塔努加地区。
但是查塔努加地区也可能指小一点的地区，该地区主要集中于查塔努加城以及从查塔努加开始的田纳西河谷的上游与下游，具体的长度则不确定。
三、更广泛的一些看法 和国家历史学家不同，区域历史学家的权威是，并且仍然是，受到争议或分裂的――抑或，两者兼有。
当讨论的区域位于确定的国家或民族国家框架之内，那么在民族国家对主权的拥有与区域的区域性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态势。
然而，从韦伯所提议的角度来看，国家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国家是在给定疆域内行使暴力的合法垄断，而区域史学家对于区域的关注则使他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中，主权是受争议的或至少是模糊的。
因此，区域史学家的工作部分地抵制着那个国家或者其代表者所实行的或者建议去实行的集权化。
然而区域历史一是存在于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之间的，而区域历史二是存在于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的。
那么有人就会想到，比如对两个或多个现存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争议的区域进行历史撰写。
联结区域历史一和区域历史二的核心点就是两者所关注的都是那些缺失的、分裂的、或者受到争议的主权之情况。
另外，以上两种，只要还是区域历史，就都缺乏明确的中心主体，所以本质上都是“非叙事”的顺序所构建的。
它们都尽可能甚至更多地来强调人类是历史事件的客体，而非主体。
如果区域史学家研究的地区存在于相互竞争的主权之间或之上，这个史学家只要他／她还是区域史学家，那么他／她就必须保持对于这些主权体的不确定。
换句话说，区域史学家陷于――他还必须保持平衡――在各种对立的现实下：在国家中心和区域之间，在精巧的区域小镇和其落后地区之间，在一个主权体和其他主权体之间，在国家和人类之间。
这与地方历史学家(本文作者所认为的地方历史)相反，他们可以把一个精巧小地方的特殊特点当作避难处；也与国家历史学家相反，他们把区域(Heima)，用德语基本同义的词来说)当作为了国家更大的荣耀而存在的组成部分。
简言之，如果区域历史有含义的话，那么它的含义为：它是历史撰写的一种样式，它的研究对象特别多而且分散。
有一点是肯定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史学家成功地撰写了世界历史，我认为这个不成功既是无法避免的又是幸运的。
我们应该对世界历史抱持怀疑态度，甚至更加应该去怀疑全球历史，出于同一理由我们也应该怀疑国家历史，这个理由就是，这些历史撰写样式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的一元化趋势。
以单一叙述来呈现的历史(比如，自由民主的进步)很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未来沿袭同一方向继续发展的未经核实的证据。
我认为，世界历史如果是按照彼此差异但却相互关联的国家及区域历史并行撰写的方式、而非单一叙述的方式，将得到更好的呈现。
国家历史也最好看作是并行的几组，舍弃那种国家自身发展上的英雄式的传说，但是如果这样，那么国家历史就不是本文所讲的以中心主题为主导的国家历史了。
现今的世界，国家历史仍然盛行，同样盛行的还有这样一种理念，该理念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身统一与胜利的历史故事、一个穿越时间不断前进的历史故事。
但是正如法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在他的《书写历史：关于认识论的文字》(Writing History：Essay on Epistemology)中所说的：“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西方的、以持续时间为根据、把历史写成连续的方式，是唯一可想象或者最好的方式。
”韦纳惋惜地认识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把一场战争中的情节作为研究政治机制的模式”的行为，无意间“让人感觉历史是对一个国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记述”。
韦纳更慨叹于色诺芬(xenophon)，这个修昔底德的“平庸的后继者”对于修昔底德记述的“机械的延续”。
相反地，韦纳很赞赏希罗多德(Herodotus)，因为后者“利用波斯人征服的舞台来讲述米底王国(Medes)战争的起源，采取一种从地理角度来回顾被征服人群的方式，同时回忆了过往及现今的人种的起源”。
韦纳认为，如 果是希罗多德而不是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述方式被沿用，“那么将不会是国家历史，而是其他。
从希罗多德开始就将可能有一种像阿拉伯地理学家所做的或者就如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序言》(the Prolegomena)中所做的地理――社会回顾那样的历史(Historia)”。
同样地，韦纳还悲观地认为：“只要历史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历史，它就还会一直如此”――那么，偏离这个模式的作者就完全不能称之为史学家了。
总结一下：埃迈图指出所有的历史都是地方历史，而韦纳则认为我们陷于了国家历史的陷阱之中。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即所有的历史都是区域历史，将会离真理更近一步。
被西方历来视作第一个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就是一个典范的区域史学家。
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在一个分化的(polei)希腊世界里，且不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共同生活于一个领导权备受争议的世界，因而他们自然会以区域历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更何况什么是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呢?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区域――以领导权受到质疑作为特征的一块土地。
至于修昔底德，就他而言，则用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来叙述了一个领导权备受争议的情形。
问题是，如果韦纳是对的，那么修昔底德所讲的故事作为一种叙述形式，就被后来的人们，那些信奉成王败寇、夸耀胜利的人们，所效仿了。
区域历史在我们(以往的)的时代里最杰出的例子显然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与修昔底德不同，布罗代尔把当时的政治冲突置于他研究的深层次背景中，而强调了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该书中没有中心主体叙述，或者说除了地中海本身这个地理事实以外，完全没有什么中心主题。
各种无法解决的紧张态势贯穿全书始终――最明显的是布罗代尔拒绝把书里面的种种结构上相互对抗的、相互结合的、以事件为导向的诸方面使用某个单一理论进行统一。
“地中海”之疆界依然是不明晰的，这一不确定性恰好符合缺乏中心主体的这一情况以及该区域存在多种受争议的主权体之状况。
在布罗代尔的陈述里基本没有出现官方的疆界划分。
当然，说“所有历史都是区域历史”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尽管它是充满着希望的说法。
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们应当抵制将区域历史变为国家历史的诱惑，而且应该支持这样一种可能，该可能将使得国家历史越来越不像国家历史。
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主导国家形式，但是广义上的现代时期，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形式的国家，例如人们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帝国――比如说奥斯曼帝国――虽然它们在20世纪各类事件的压力下消亡了，但是它有时候能够给予一些独特的民族宗教群体很高的自主权来管理他们的区域。
尽管这种安排落败于民族主义理念，但我们没有必要去过民族主义理念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诸多选择，而区域(它本身不是主权体。
并且可能介于主权体之间)就是其中之一。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