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下)】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下一句
旅行对福兰阁来讲绝非仅仅是调剂性情的业余爱好,这显然也构成了他后来进入汉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它促使福兰阁在研究工作中,将文本同所见所闻以及所经历的一切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
除了对这些旅行日记进行新闻报道式的整理之外,他也开始对由于旅行而产生的问题进行学术加工。
他认为自己在上海总领馆任职时的职责与以下各方面都是相关的: 除了所有这些职责外,我还是有一些闲暇的。
我会做一些科学研究工作,以满足我在这些方面的兴趣,尽管常常被工作所打断。
我当时在考察热河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的来源,研究中国佛教,整理从上海出发所做的旅行资料。
在他所有出自日记的旅行报道中,他不仅记录了自己对当地情况的观察,以及所遭遇的事情,同时更进一步解释了这些现象的文化史背景,而这些材料大都是他从中文的原典中查到的。
对福兰阁来讲,他的旅行日记不仅仅是他的备忘录,更重要的是他源于实践的材料搜集,以便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依据。
回国之后,福兰阁才结束了旅行日记的整理,开始发表了第一批学术文章,其中标志性的成果是他的《对直隶省热河地区的描述》。
这是有关这一地区的情况和民俗方面的研究,后来被看做是他向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历史研究的转变。
这本小册子是在福兰阁回到德国一年后的一九○二年出版的,他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查找到了历史文献的佐证。
福兰阁在书的前言中写道: 首先激发我出版这本书的是我在一八九○年春天在热河地区所做的旅行。
这部论文包括了我这次旅行的成果,以及后来我在一八九六年所做的穿越整个蒙古东部地区旅行的观察记录,以及对与此相关的中国和国外文献的深入研究。
对热河地区早期的史料研究,最终引导福兰阁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和历史研究。
福兰阁从印度文化转到中国文化上来,由于借助了佛教这一知识领域而简便了很多。
他了解印度与中国的精神联系,他本能地决定去外交部应聘中文翻译一职当然与之有关: 早在哥廷根时我就一直读到中国朝圣者――七世纪时的玄奘和义净有关印度和佛教的报道,这就像是神秘的东西一样吸引着我。
从印度学到汉学,其间存在着多座桥梁,多条道路,也许会引向意想不到的目的地。
中国的佛教朝圣者经过中亚的丝绸之路到达印度,这对印度学家来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福兰阁对此自然也不会陌生,再加上他对群山和树林的挚爱,对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兴趣,同样也影响到他旅行的目的地:他会主要选择有丛林和寺院的山区。
福兰阁之所以到上述地方去旅行,当然是由于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的魅力,同样也由于那里的佛教遗迹。
实际上这两者并不矛盾,中国人常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大川更适合佛教僧侣修行,这里同样包含着中国人的心灵寄托。
他到了中国后的第一次旅行是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去了热河,那里并不仅仅是古老的皇家避暑胜地,同时也有很多佛教寺院,让人流连忘返。
两年后的一八九一年五月他游历了浙江海岸舟山群岛上的佛教圣地普陀山。
一八九三年福兰阁在他发表的一篇旅行报道中,追述了这一宗教圣地的历史以及通过与梵文比较介绍了中国佛教的一些知识。
一八九三年秋天,福兰阁来到了天台山,原因是他通过在上海的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了解到那里的高明寺藏有梵文的手稿。
他在当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第一次看到了梵文抄本,是由二十片贝叶组成的,反正面都写有五行。
根据每一页的编号来推测,是多种著作(也许是三部)的残卷。
整体说来保存得不错,只有个别的几页的部分被折断了。
佛教僧侣的传统保存了这些抄本超过了一千三百余年。
”后来他发表文章对这些梵文进行了研究,也引起了欧洲主流梵文学界对中国所藏的梵文手稿的兴趣。
一八九四年春天,他在为期六周的旅行中,离开中国到了日本,寻访了日本佛教寺院。
在他一八九九年的游历中,他也到过朝鲜,让他感到愉悦的不仅仅是金刚山的风光和野趣,更是连续数周所寻访的无数佛教寺院。
在后来经过修订的旅行报道中,他还描述了当时依然是一片荒芜的风光,同时也讲述了这一地区的宗教史背景。
福兰阁一九○八年秋季参加德国教育使团重新回到中国,之后他到了山西的五台山,寻访了那里的藏传佛教胜迹。
尽管中国佛教在晚清已经呈式微之势,但很多寺院只是破落,尚未遭到人为的破坏。
福兰阁在日记中的描写,依然让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
与福兰阁同时代并且同样游历了中国佛教名山大川的中国人当属佛教居士高鹤年(一八七二――一九六二),他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到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游遍了青山绿水间的佛教寺院,著有日记体的《名山游访记》。
稍后有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哈克曼(Heinrich Hackmann,1864―1935)的中国佛教之旅。
曾在上海做牧师的哈克曼,从一九○二年十一月开始一路经过了福建和江西,在九江沿长江顺流而下到安徽和江苏,又逆流而上到达汉口、宜昌、重庆和嘉定,最终来到了峨眉山地区,一路上他主要探寻了佛教寺院。
一九九五年我在马堡大学宗教收藏室(Religionskundliche Sammlung)见过哈克曼所有的日记和照片,对他日记记载之详细、照片之多而肃然起敬。
近现代以来,日本学者的佛教之旅更如雨后春笋般,不可悉数,其中著名的如松本文三郎(一八六九――一九四四)、常盘大定(一八七○――一九四五)以及冢本善隆(一八九八――一九八○),他们对中国佛教的考察多在佛教的考证以及祖庭的探访上。
福兰阁后来对宗教学的兴趣必然与他在东亚热衷于游历寺院的这段经历有关,在他的出版物中有很多是与佛教有关的。
与他的政治研究以及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研究相比,这一部分的研究仅占一小部分,但佛教却是他进入汉学研究的一座桥梁。
在福兰阁的佛教论文中,有两篇是以当时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吐鲁番远征团所发现的文献作为背景,来审视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容受的。
由此作为出发点,福兰阁还搜集了加上评注的宗教学文献,从而促成了一篇有关中国宗教的篇幅很长的论文。
他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出发――中国改革的命运他自身在中国时也多有参与――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这其中的顶峰之作当属《儒家信条及国家宗教的历史研究》(一九二○)一书,这同时也成为他的主要论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岁月的流逝,福兰阁已经超越了从印度学到汉学转换的佛教研究,完全浸淫于中国文化起源的历史性见证之中,这最终促成了他的《中华帝国史》巨著。
在福兰阁到东亚来之前,他学了三个学期有关中国的知识,再加上原有的印度学知识,使他能够很快地进入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世界。
但福兰阁对中国的接受和理解与他的同时代的德国同事相比,显然是有区别的。
今天依然备受赞颂的地貌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曾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二年在中国旅行,他在去世后出版的日记中记载了对中国的直接印象,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特别是在他认识了福兰阁以后,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修正。
福兰阁于二十世纪初回到德国,通过其独特视角的出版物而逐渐影响到德国人对东亚观点的形成。
一位当时的见证人――海军枢密顾问施来梅尔(W. Schrameier)博士,他也是当时德国殖民地在中国胶州地区的皇家专员,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对福兰阁一九一一年出版的论文集《东亚的再生》评论道:“我们在汉堡学者的书中所遭遇的是另一个中国,跟李希霍芬的时代不同了。
” 正如福兰阁自己所描写的那样,早在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便有一种非常开放、充满期待的态度: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
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别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如记述、出土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断篇残简,艰难且无法完整地予以修复,在这里却是生机勃勃的当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认识和经历这一切。
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从福兰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再重复的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惊叹外,尽可能客观地杜绝了各种各样的偏见。
这一立场的来源,很可能是受到了十八世纪以来德国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认为“纯洁的人性到处可以克服人类的罪恶和缺陷”,而席勒也呼唤“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善恶,都应该拥抱在一起”,我想,正是对人文主义普世价值的追求,使得福兰阁对中国人也有着同样的尊重。
此外,这一份尊重也可能与佛教的慈悲之心以及终生平等的观念有关,而这些是他在哥廷根的时候就已经深入了解到的。
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同样会影响他旅行照片的主题以及他所购置的一些专业照片的范围。
书中所涉及的是文献式的摄影照片,最主要的是风景照片以及文物古迹,相比较而言,人像摄影很少。
福兰阁舍弃了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照片,或富有画意的“人种摄影”,它们在十九世纪末由于商业的原因而在西方大为流行,正是这些照片造成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轻蔑态度。
在福兰阁的照片收藏中,仅有为数极少的几种类型化的样式照片,他的大部分的人像照片所显示的是非常有特点的单独的人或人群,一下子就可以吸引观察者的目光。
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显示出一流的艺术品质,这些照片同时也传递了作者旅行的兴致和乐趣所在。
我们可以说,尽管福兰阁是一位业余的摄影师,但他以照相机的镜头领会了跨越时间和对文化来讲具有重大意义的维度。
他在其中所寻求的是他所熟悉的且与之相关的事物。
他所拍摄的一些风景照片,也很像是出自他的家乡哈尔茨山一带。
在福兰阁那里,陌生性不是通过煽情式地强调中国与欧洲近代文明的不同,而是通过常态表现出来的。
实际上正是福兰阁在东亚进行旅行前不久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作为旅行时便于携带的照相机才刚刚出现,在日记中他也提到过多次拍照的事情。
其中很多图片的内容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这本书为我们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如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作者在天台山高明寺所拍摄的毁于嘉庆十三年(一八○八)的寺院中唯一保存下来的钟楼,很可能是现今存留下来的绝无仅有的一张十九世纪的照片。
据说此钟楼始建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后于一九二四和一九八三年两次重建。
福兰阁所拍的照片质量非常好,尽管此钟楼在当时已经有些破落,但平面呈正方形的四层木石结构,庑殿顶以及每层的飞檐,都向我们昭示着其鼎盛时期的辉煌。
最上头一层正面有“空明”二字,清晰可见。
鉴于福兰阁多年来在中国的直接经验,他那文献式的旅行日记构成了这部书最重要的一部分。
福兰阁对他所处的时代在文字和图像上的蔑视中国的看法,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
在这一基础上,他不论是在早期的新闻体的出版物,还是后来的学术论文中,都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现实和人民。
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异常真诚的态度,这些都能从他的这本日记和照片中显现出来。
在德国,福兰阁因此建立了汉学的新基础,也接续了欧洲与中国文化的理解沟通的传统,这其实也是早在他之前近三个世纪的耶稣会中国使团所谋求实现的目标。
福兰阁在中国旅行的十几年间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时期,中国历史也不再只由中国人记载了。
这部堪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自然风光以及人文风情速写的旅行日记和照片集,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中国社会风貌正在交替的现象。
由于福兰阁所记载的当时的风土人情以及名胜古迹,今天已经很难再看到了,更由于其来自异域的视角,因此,这些日记和照片就显得弥足珍贵。
司马迁年轻时候的外出游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旅行对司马迁来讲是教育的途径――对《史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洞见是建立在对历史遗迹的亲眼目睹上的。
同样,福兰阁在中国的游历,直接参与了与中国文化的对话,这些对理解他的汉学思想和著作意义非同小可,实际上他的很多汉学研究也都是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对人文景观的探寻以及地理探险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主题,与近代西方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而在福兰阁以知识性为主的、为自己写作的旅行日记中,并不像有些形象学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所表现的仅仅是探险者的主观理想和愿望,实际上在东亚所经历的一切对于福兰阁的汉学观乃至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福兰阁的旅行日记中,我们很少感受到所谓的文明范式下的夸大西方文明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别的描述,他更多的是强调文明之间的共性。
由于福兰阁很早就系统地研究过印度学,他到了中国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像很多传教士或商人那种追求所谓的“异国情调”(Exotismus)――后者往往只记录他们认为最突出、最奇怪、最强烈地打动他们的好奇心的东西。
从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以及自觉的描述,福兰阁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为后来自己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最生动、最直接的素材,催生了德国学术汉学的诞生。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福兰阁的这部东亚旅行日记本身就是重要的汉学著作。
早在福兰阁在东亚进行旅行考察之前的十几年,麦克斯・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就将宗教学定义为:一门关于宗教的科学,以不带偏见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比较人类的一切宗教,或至少是以比较人类所有的最重要的宗教为基础。
实际上,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一些在跨越文化的比较视域中的近代学科的建立,学术的、无偏见的科学性也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
对远东地理和人文的发现,不仅仅给欧洲带来了财富,而且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这些在地理和人文方面的见闻和经验,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最重要的来源。
这种旅行考察活动同样也助长了经验主义精神――肉眼观察才是知识的真正来源,对以往的书本知识予以了有益的补充与纠正,正如王夫之所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由于福兰阁在到中国之前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现代学科(特别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基础,肩负着政治的使命,在中国滞留十三年之久,又兼具汉语语言的优势,因此他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以及旅行报告具有极其丰富且准确的信息,是对已有的文献史料的重要补充,甚至能与中文其他历史记载互相印证。
Otto Franke,“Sagt an,ihr fremden Lande”—Ostasienreisen.Tagebücher und Fotografien (1888—1901). Hrsg.von Renata Fu—sheng Franke und Wolfgang Franke.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9 (福兰阁:《“异国呀,请预告我吧”――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1888―1901)》,傅复生、傅吾康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