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概念的近代生成及意蕴转化
[内容提要]“民主革命”作为界定了长达百年历史时期的概念，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关键主题。“民主革命”概念的生成、意蕴转换及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思想建构过程。“民主革命”概念以“民主”和“革命”概念的近代义形成与结合为语义基础，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而生成。在革命实践中，“民主革命”概念又经由“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复合性质的民主革命”“苏维埃式的民主革命”“新式的、特殊的民主革命”四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历经了一个由一般意义到特殊意义、由旧到新的意蕴转化过程，最终定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作者简介]张健彪，法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知识是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要素和产物，具有文化性、境域性、生长性。理解知识，必须从构筑知识的基本概念入手，通过深入了解知识产生与衍化的社会文化情境，在情境之中理解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影响概念语义的社会文化因素。在长达百年的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关键主题，其概念生成、意蕴转换及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思想建构过程。它以“民主”和“革命”的近代义形成和结合为语义基础，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而生成，并历经了一个由一般意义到特殊意义、由旧到新的意蕴转化过程，最终定型于今人所熟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词源上讲，“民主革命”一词来自“民主”与“革命”这两个原本互不相干而又古已有之的词语在近代的词义转换和词语组合。在19世纪末，作为“民主革命”语义载体的“民主”与“革命”概念相继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词义转化，为“民主革命”概念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语义基础。
一是“革命”词义的近代转化。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是中国传统“革命”概念与现代西方“革命”概念相结合的产物。在古汉语中，“革命”一词意即“帝王的更替”“改朝换代”，如《易经》记载“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然，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不同，却并不能说与之毫无关联。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革命”一词作为一种儒家政治话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与之相关的“造反”“起义”等语词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合法性传统，这是在近代语境中赋予其新意涵的语义积淀。
近代中国的“革命”概念最早于19世纪末由维新派思想家推介和传播而来，开始发生向近代义的转化。
1890年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使用了“革命”一词。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次使用了由日语转译来的英文“revolution”的新义，提出“诗界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口号。受当时主流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他将“革命”“进化”“变革”视为同义词。按照他所理解的广义的“革命”概念，改良应该也属于革命的范畴，这说明他在思想深处仍在为改良寻找理论依据。但他“改朝换代谈不上是革命，革命本身又不必然要求改朝换代”的主张，确实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革命的理解，所以才被认为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概念并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1]。问题在于，他对狭义的政治革命持反对态度，认为“吾中国數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2]。出于这样的认识，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大多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狭义层面的暴力革命，谈之色变，对革命和最早的革命党人普遍持拒斥态度。譬如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王韬将法国大革命等同于“暴乱”，梁启超更是在1903年宣布放弃“革命”观点。显然，这与后来通常认为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的革命观相差甚远。随着改良派的思想日益保守甚至走向反动，其思想的“革命性”越来越稀薄，“革命”概念也无法在他们的传导之下固定到政治革命的一般性理解上来。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革命”概念还是迅速地传播开来，革命话语在知识界和民间社会渐起，诸如“社会革命”“种族革命”“伦理革命”“小说革命”等口号渐趋流行。这种现象的深层社会心理即“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求变求新的强烈愿望”[3]。革命由此成为时代风潮，一场围绕革命主题进行的思想论战已不可避免，而作为论战的直接结果，“革命”概念距最终生成其现代意涵也已为时不远。
二是“民主”词义的近代转化。近现代中国的“民主”概念，来源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外来西方民主思想的铺垫和嫁接。在古汉语中，“民主”一词的含义是作为“民之主”的“统治者”，如《尚书》云“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左传》云“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东汉名臣蔡邕甚至直接将民主看作天子。显然，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大相径庭，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仍然是衔接和承载西方民主思想的语义载体，之后“民主”概念逐渐摆脱了民本主义的思想躯壳，实现了向现代“民主”概念的词义转化。
较之于“革命”概念，近代意义上“民主”概念从西方的传入和传播要早很多。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开明封建士大夫在对鸦片战争的震愕中“开眼看世界”，“民主”概念在“西学”加速“东渐”的浪潮中被引入。1864年清政府资助出版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译著《万国公法》，构筑了“权利”“民主”“主权”等民主话语体系。在该书中，“democracy”一词首次被译为“民主”（“民为主”）并被多次使用，标志着传统话语的民主概念向现代民主概念的转变。这一时期，林、魏、徐等人在其著作中，运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话语引入和介绍了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但是，他们自身作为开明政府官员却没有多少民主思想，至多是有了朦胧的民主观念。19世纪7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以民权思想为核心，首次提出设议院、行立宪、用“君民共主”变革专制制度的主张，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在中国的真正产生。他们在著述中用传统的民本主义话语初步表述了西方民主思想，但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作了简单化的理解，没有将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民主的核心观念纳入论域之中;就其思想倾向而言，对封建专制主义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对近代民主概念的认知尚未完全成型。直到八九十年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变革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拓展和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尽管他们使用的仍是儒家传统的表述话语，但西方民主主义关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出现在他们对民主的论述之中。他们通过兴新学，运用民约论、民权论、进化论等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旧学，而且还将民主思想融入变法理论中，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并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这表明此时维新派的民主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民本主义的范畴，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基本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但是，他们的反专制思想并不彻底。由于缺乏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追求的仍是“君民共主”的“半民主”，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主张，致使他们心中的“民主”概念并没有生成十足的民主意蕴。变法的失败悲壮地证明，改良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革命民主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变革思想主题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为“民主革命”概念的最终生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思想环境。
知识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和一成不变的，任何新知识的产生都是认知主体与外在世界进行社会互动即个体与社会思想文化价值互动的自然结果，新知识推动着思想的更新和文化的进步。“民主革命”概念的最终提出和大行其道，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及思想环境的急遽变革，在于当时思想进步的中国人对于社会变革必然性的思想认识的深化。20世纪初，在民主主义思潮与激进革命思潮的共同作用下，近代“革命”与“民主”的语义结合最终完成，生成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这一界定了中国近代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的中坚概念。
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传介了“民主”和“革命”概念，但在他们那里，还无法生成“民主”和“革命”概念的完整现代意涵，这是由改良主义者民主性和革命性先天不足的思想本性决定的。一方面，只有具备十足的民主性，才能形成坚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也只有具备充分的革命性，才能形成坚定的民主性。这些都是改良主义者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民主革命”概念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无法真正生成的根本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思想来源，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和思想的生长和成熟为基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于15至16世纪就已经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并经受了17到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实践检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之前最先进和成熟的思想体系。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西学东渐”的步伐加快，但对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接受却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思想历程。其根本原因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变革进度对先进思想理论的需求息息相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甲午战争之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很低，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接受程度有限，而中国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尚未激化到足以爆发革命的地步。尽管如此，民主革命思想的萌芽已经产生，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渐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并登上历史舞台。1894年建立的兴中會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他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以及最早发动的反清“起义”中，已经显现革命的影子。但在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早期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没有与改良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占据社会变革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民主主义，“民主革命”概念还不具备被提炼出来的社会思想条件。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毕竟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及“民主革命”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最重要的主体条件。
随着戊戌变法与甲午战争的失败、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急遽激化，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由改良转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取代改良派，在进步政治思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其标志性事件是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确立为革命派的奋斗目标。在传播革命思想和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中，革命派逐渐划清了与改良派的界限，形成了稳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形态，由此厘清了“民主革命”概念的含义。邹容、章炳麟、陈天华、孙中山等人的著作在革命和民主话语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联性，将革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较为完整和彻底的民主革命观。一方面，得益于强烈革命思想的激励，他们完全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家诠释的“民主”理念，对民主的理解达到了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程度。通过大量译介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经典著作，他们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极强的革命热情表达了对建立完全自由、平等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世界各国的新政都必然是由革命而且是流血革命获得的，革命作为“世界之公理”是实现民主的必然手段，是“由奴隶而进主人、由野蛮而进文明”[5]7的唯一正途。另一方面，得益于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革命派对革命的认知也达到了全新的思想境界。孙中山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历代农民革命区别开来，认为后者是“英雄革命”，而前者是“一国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6]的革命。“所谓政治革命者，鼎革其政体之谓也”[7]，这就使“革命”概念从广狭义的滥用中解脱出来，最终实现了其在“政治革命”层面上的普遍意义。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作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成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派运用现代民主话语体系论述了革命的正当性，民主既是革命之追求，也是革命的力量之源，革命作为国民之天职，为“人人应有之义务”“日日不可缺之饮食”[5]52。由此，革命思想广为传播，成为风潮甚至政治信仰，革命党人也摆脱了之前相对消极的公众印象，获得了崇高的政治形象。
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真正将“革命”理解为“民主主义的革命”，将“民主”理解为“革命主义的民主”。由此，“民主革命”的概念和口号便呼之欲出了。在《民报》《申报》等报刊的文章中，多次出现“民主”“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字样，其语义与当时国内外的通常理解已经没有区别。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革命准备期，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取得胜利之后，人们对“民主革命”一词的认知终达到了“推翻封建专政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的共识，这样的认知显然已经与当时世界的一般性、普遍性认识相一致，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概念已经生成。也是从这时起，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知识具有生长性，知识生长的过程离不开社会境域中人的文化性社会活动，正是社会群体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活动赋予知识客观性意义，并经过生活和历史的沉淀最终实现语义的定型。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革命”概念界定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其间，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又划分成两个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前的70多年属于民主革命准备期，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活动，都只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8]559。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8]563564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变革环境，使“民主革命”概念经历了一个由一般意义到特殊意义、由旧到新的意蕴转化过程，最终实现了语义的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