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

时光追溯到40年前。

20世纪70年代末，当《文学评论》编辑部找到丁帆，希望他能选择一位作家进行跟踪评论的时候，丁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贾平凹。他说，贾平凹是一个鬼才，这个人将来会有出息。

此后，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论贾平凹的文章。一路跟踪至今，近来也依然谈贾平凹，也依然是在《文学评论》，丁帆再次发表关于重读贾平凹《废都》的体会，作为文学史的二次筛选。他认为，《废都》写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裂变、精神的分裂，是用性的外衣来包裹着的作品。任何国家的文学的高度，都是由它的长篇小说来决定的，而长篇小说好坏就决定于它对这个时代的脉搏的把握是否准确。

这篇评论稿尚未刊出，就已传到贾平凹处。贾平凹说，他读得很快，停不下来，手一直在抖，他读得很激动。

“我觉得写得好，一是他站得高，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从中外古今的文学中来展开论述，立意高，故有极强的说服力。二是文章的本身，充满激情，无枯滞和硬写之痕，很有雄辩味道。三是其中许多观点是20年来评论《废都》的文章中未出现的，独到深刻。此文虽是评我的《废都》，我读出了对我的诸多启示。”贾平凹为此感谢丁帆，也由此认识了这样一个大评论家、文学专家的真正厉害。

其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丁帆还有作为学者的“厉害”。从1970年代末开始学术生涯，近40年来年，关注学术界与现实社会中的若干变迁，在历史行程中读书治学，他的个人思想和情绪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一直维系学术与现实之间的亲和感，既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新鲜感性经验的敏感，又保持学术研究的饱满的激情和开放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钻研学问还是率性的随笔，丁帆的文章都有一个“真实”的“我”在。“真实”不是指丁帆个人的见闻实录，“我”也未必就完全等同于丁帆本人。他在学术论文或者散文、随笔中所表现的，是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所造就的“我”，正如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所谓的“处境的存在者”。阿伦特指出“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境况的性质”，我个人所体认的学术和现实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存在。

他的随笔写作是和学术研究互为表里，体现出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人生智慧。他认为，营造一个使人可以诗意栖居的人文环境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年轻的丁帆热衷于诗歌和小说创作。1978年，丁帆写过一个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英子》。如果发表了，丁帆肯定会走上创作道路。但是因为当时《北京文学》杂志的主编认为调子过于灰暗被毙掉，从此转向学术研究。

舒晋瑜：作家走上创作的道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退稿也属正常，为什么对于您来说，退稿有如此大的作用，竟然中断您在文学创作上继续前进的可能？

丁帆：是的，下乡插队时就开始做文学梦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既是多元的，又是分裂的，一方面是红色经典的熏染，像“三红一创”、《三家巷》《苦斗》《铁道游击队》这样的国产化的小说成为正统的主菜单，但是比这个档次更高一些的红色经典则是苏联的二战题材作品，无疑，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英雄主义作品，我们的“英雄情结”就是在“战歌”声中形成的。还有一个让人习焉不察的“英雄主义情结”汲取渠道就是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滋养，《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江湖侠客气，却是在这样的话本小说中偷来的。

而另一个启迪我们的文学意识的作品是欧美名著，说实话，“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块，因为，我们只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认为那些作品都是些男女卿卿我我的苟且之事描写，与英雄无关，倒是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我们在轰轰烈烈焚烧“封资修”图书的火光里，隐隐约约看到了这些图书的价值所在，所以，那时“偷书”，尤其是偷这些“黄色书籍”成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的时尚风气，明目张胆在火中取书者有之，在垃圾堆里捡书者有之，然而更多的却是去图书馆资料室“窃书”，那时才是真正的“偷书不为窃”的时代呢！《牛虻》《红与黑》《茶花女》《名利场》……那便是我们插队期间的精神主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营养，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价值观的分裂与悖反。

开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是在插队期間，后来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时还创作过中篇小说，不过那时我的价值观尚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是要迎合时代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又得想写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小说，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我拿到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时，上面刘心武的《班主任》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于是又开始写那种“灰色基调”的小说了，把六年插队生活浓缩成了一部“苦难+恋爱”的短篇小说，投向了当时有名的《北京文学》，当然，这之前我写过许多小说投过各个省的文学杂志，换来的都是编辑一顿赞扬而不用稿的谆谆教导。而这次《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来信告诉我二审通过，只等主编终审了。那时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但是最后等来的却是终审判处死刑的通知。于是万念俱灰，便下定决心结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做研究工作算了。

去南京大学进修一年，一年期间我天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读了大量的资料，也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投给了顶级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可见当时的野心有多大了。谁知道在编辑的反复修改意见督促下，文章竟然在1979年的第5期上发出来了。近40年来，每每回想起这段文学历程，真的是十分感慨，倘若《北京文学》发表了那篇如今看来是十分幼稚的“灰色作品”，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不知能够走多远？但是，自那一篇文学评论处女作发表以来，我则永不回头地走上了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的不归路，虽然我始终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二流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坐标位置上，但毕竟在这条道上坎坷不多。历史往往是十分吊诡的，我不知道如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自己有着怎样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