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独立与自由的个体性是批评的底线
关于黄发有：
黄发有，男，1969年底出生于福建上杭。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随后在福建的国有企业和合资公司工作。1993年入曲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入复旦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以人才引进方式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工作，2000年、2002年连续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2006年调入南京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学术专著《媒体制造》、《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论文集《想象的代价》和学术随笔集《客家漫步》、《客家原乡》，主编“边缘中国”丛书和“读网时代”网络文化丛书。近年致力于文学传媒研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5年）、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选（2008），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3年），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齐鲁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奖项。
导语：
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青年批评家中，黄发有是稳健扎实而又锋芒毕露的一位。他对新生代作家、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的研究，立论尖锐，批判有力，而又有理有据，从容不迫，颇有大将风度，在评论界引起了一片叫好声。这一切既与他的个性、才华有关，也显然得益于在复旦大学师从著名评论家潘旭澜教授时所受的刻苦严格的学术训练。他的《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准个体化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小说研究》以及《想象的代价》等著作及其一大批批评文章，不仅留下了一个青年批评家艰苦跋涉、勇于探索、不断超越的足迹，而且也会聚着一个思想者似火的激情、鹰眼般敏锐的眼光与坚如磐石的信念。
一。
姜广平：在你看来，一个批评家怎样才能真正地走进批评的领域？譬如对现当代文学，是先有了一种价值的基本判断，还是先得接受现当代文学的全部史实？这个问题，我曾问过贺仲明。这里，我想再问你一下。
黄发有：做一个文学批评家，重要的前提是具备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和艺术鉴赏力。如果一个人对现当代文学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我想这是很可疑的。这就像是审判中的有罪推定，你觉得某个人不是好东西，然后去寻找理由和证据。至于现当代文学的史实，作为独立的个体，必须始终保持怀疑精神，追问史实背后的精神状况和文化根源。
在大学讲授文学方面的课程，指导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不难发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现在很多学生不读作品，甚至一些教授也不大读作品。比如说每年研究生复试时，有些学生的初试和复试的笔试成绩都很好，在口试时居然发现他很少读作品，但在考场答题时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大堆文字。不止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实话，他们说如果在备考时间花大量时间去仔细读作品，那肯定考不上；相反，如果光读文学史不读作品，倒是有可能得到一个好成绩。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都通过这种形式选拔，文学教育的质量又如何得到保证呢？光靠背诵文学史教材而不读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其评判是缺乏说服力的。
姜广平：极有意味的是，在我与贺仲明对话时，也曾谈到：关于历史，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也引述了克罗齐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直到到你这里，我才发现，大多数人，对克罗齐的这句话是一种简化与误读。我们错误地将照亮历史的当代意识工具主义化了。
黄发有：在文学史家的论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克罗齐的著名论断“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被简化成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上克罗齐认为“历史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是“既包含着区别又包含着联系的同一性”。照亮历史的当代意识是必要的，但以工具主义的方式把历史当代化是危险的。有趣的是，不少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成了文学史家的个人观念的罗列，他们以质疑惟我独尊的文学政治史作为起点，却走向了另一种独断论，以覆盖其他文学史解释的方式进行静止的、绝对的描述，“当代文学史”被篡改成了“我眼中的当代文学史”。要对历史进行科学主义的还原很可能是徒劳的，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它不可能成为“当代”的影子。因此，科学精神和实证态度还是不能被轻易抛弃的。
历史作为现实的前提和根基，其经验与教训为现实提供一种镜鉴和约束作用，当现实功利一旦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不但变得毫无约束力，而且成为盗用历史名义者为所欲为的借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著名的寓言：15世纪西班牙一座城堡中，红衣大主教刚刚把百余名异教徒送上火刑堆，上帝降临了这座城市，但被红衣大主教送进了监牢，这个人间的统治者对天上的神说了长长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你既然把驱赶羊群的责任交给了牧羊人——也就是人间的教皇，你何必再到人间来碍事呢？而且世上的人拥护的并非实有的神和人，而是盗用上帝名义的人间统治者的意志。结果，上帝本人被红衣主教处以死刑，其罪名是跑来妨碍人间借助上帝名义所施行的统治。红衣主教需要的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上帝的名义，需要控制人类的良心和面包。同样，在工具主义的视野中，它所真正需要的也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名义。于是，商业、政治、文化表面上仍然在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而大肆争吵，事实上却是各种利益在为争夺历史的名义而冲突，而真正的历史却在无声无息中被驱逐。
姜广平：事实上，可能大多数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都对这一专业抱有恐惧心理——特别是在当代物质化日益覆盖我们的全部生活的时代。委实，隔代修史的方法，应该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原则。然而，既为当代，显然已经无法隔代了。另一方面，动态地呈现现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也确实是有必要的。毕竟，批评的作用，诚如大家都能接受的，是发现杰作。但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如果不能对作家加以引导的话，至少要对读者加以引导。
黄发有：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尴尬处境，曹文轩教授在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一书的“代后记”《专业的难度》中说了四点理由，即：它的研究对象之不尽如人意；本学科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被研究的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它不可避免地陷于人际关系之中。就其正面价值而言，“当代”研究的进行状态往往给历史留下鲜活的痕迹，也是生活其中的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由于当代文学的时间下限总是不断地往前推移，这就使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很不稳定。当代文学研究也就有了两种视点，一种是立足于文学现实中，转过身来，追溯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反思其精神与艺术的成败得失，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史研究；另一种是与文学现场共同前进，对不断出现的文学新现象、新思潮、新作家、新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与剖析，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批评。我个人的趣味是穿越于史论与批评之间，因为没有历史的反思与穿透，“当代”就成了支离破碎的瞬间；而无视文学进行时的“当代文学史”，也只能是建筑在纸上的文学空城。
姜广平：这就又有了双重的尴尬——一方面，批评与作家的写作，在现阶段，越来越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状态，另一方面，批评或评论的读者，也越来越稀缺。这样一来，批评的意义如何突显，就成了非常尴尬的问题了。
黄发有：一个在外人眼中成天对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说三道四的人，最明智的选择也只能是任人评说。当然，在文学批评逐渐走入寂寥的象牙塔的年代里，如果无人喝彩，就任其自生自灭。说穿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今天是自我娱乐或自我完善的傻子的事业。必须依靠这份独特的傻劲的支撑，批评主体才能耐得住寂寞，不去投机取巧，拒绝将批评视为一种交换的工具，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首先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其批评对象。我始终认为独立性是文学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生命，而独立性的最为朴素的表现就是敢于说真话。在这个世界上，敢于在任何场合面对所有对象都放言无忌的，似乎只有傻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批评的德行或曰知识分子的德行恰恰是傻子的德行，聪明人实在是不屑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