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敌台与《知青之歌》】
他今年五十三岁,也算是改革的弄潮儿了。
七十年代末政策一变他就开始做生意,但最终都没有什么起色。
他从一出生起就住在这间狭窄并且散发着浓重霉味的阁楼里,听着窗外的熙熙攘攘,弹着自己的吉他,除了十八岁那年“逃港”失败之外,他一直生活在这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里。
四十一年前的南京,一个叫任毅的年轻人作了一首名叫《知青之歌》的曲子,旋律动听,朗朗上口,没有经过任何宣传手段,却在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传到了苏联。
同样的,也是因为这首曲子,他险些被执行死刑,只因许世友偶然看到案卷,他才被改判十年徒刑。
我是从这位受访者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
而他之所以成为受访者,是因为他在那个让人苦闷的年代里练得一手反弹吉他的绝技。
他总是说,如此练琴,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太闷了;只是闷而已,没有其他任何原因。
几首吉他曲弹罢,我和他的话题很快转到了他创造绝技的年代里独有的“收听敌台”这个问题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广州和内地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
年轻人关好门窗,拉上窗帘,再在门缝里塞好棉条之后,小心翼翼地开始听白话的粤曲,记下谱子弹吉他。
但只要街道的“保长”冲进门,打开收音机听到香港台,那么收音机马上就会被收走,年轻人甚至有可能被抓进监狱。
他说,他只记得当时广州有很大的干扰台,专门干扰来自香港的无线电波;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十八岁时的逃港计划。
他说当时有不少同伴都成功地逃到了香港,但是到那边后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可是不逃港该怎么办?活不下去啊!”他非常激动地大声冲我说。
接着他平静了许久,带着些许甚至让人有些惧怕的微笑,自言自语道:“改革开放之后就不逃了,我们就开始做生意了。
”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个老伯在回忆他二十岁以前岁月时的神情。
他开始时还有些羞涩,微笑总挂在脸上,说起自己的琴艺,不时地哈哈大笑;继续讲下去,他的神情开始黯淡,他似乎不愿意开口;他说当年逃港的伙伴在香港都生活得不错,然后他环顾四周,看着自己的旧家具和堆积成山的纸盒,声音细微地说:“老屋啦,很小的,不好意思啦。
” 这时他突然冲着我叹息:“啊呀!三十年前想现在,想都不敢想啊!”他使劲摆着手,用力摇着头,嘴角向下,眉头紧锁。
那种语气仿佛是不敢相信,又仿佛是见证了什么重大的奇迹。
他似乎想告诉我岁月在他身上流过的无奈的痕迹,又好像在说,看哪,看哪,我们曾经生活在那个你无法想象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说没就没了! 老伯在说任毅与《知青之歌》的故事的时候,特别向我强调,任毅当年可是判了死刑的。
他似乎是想说,当年他学吉他这种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娱乐活动在当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他需要像其他青年一样紧锁门窗,同时还要在琴弦上夹一把夹子,减小音量。
如今我们的网民有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和场所,我们如潮水般地在意见领袖们的带领下发泄着心中对于言论封闭的不满,再加上时不时的还有网民因言获罪,动不动就来个跨省抓捕,我们的怒火就更熊熊燃烧起来,恨不得将这种行为告上法庭而后快。
我采访过的那个老伯依旧住在那栋阴暗潮湿的老屋里面,偶尔会弹弹自己的吉他,回忆一下过去逃港的经历,唏嘘几声;全国无数的《知青之歌》,无数的“任毅”同样如此。
榕树下,一张桌,他们正在成为“上年纪”的一群人,被年轻人们鄙夷与忽视。
他们年轻时比我们这一代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与折磨,而在他们成长的壮年与中年,参与改革曾给予他们一些实惠,但有的人仍住在破旧的老屋里,像他们这样的故事正在逝去,他们的唏嘘与欢乐,他们的骄傲与快乐,都会随着滚滚的时代潮流,被稀释得一干二净。
【选自《福瑞之乡》】 题图/履历/Jaber As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