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态、理性与人】疯态
到目前为止，二十世纪法国有三大哲学家：柏格森、萨特、福柯(MichelFoucault，一九二六――一九八四)――在法国，人们这么说着(福柯之后是谁：德里达？利科？列维纳斯？似无公论)。
但与柏格森、萨特等人不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福柯并不是一位哲学家，而勿宁是一位反哲学家；他的研究几乎全然地抛弃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另辟蹊径，对疯病(Folie，本文将根据其意义狭、广之不同分别译为“疯病”和“疯态”)、监狱、性关系这些为传统哲学所不齿的问题作历史的认识论的研究；然而福柯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尽管他的学术朋友、著名历史学家PauI Veyne称福柯在历史学界引起了“革命”)，他似乎对历史年代的辨正、对历史事实的考据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兴趣不大。
的确，福柯的著作几乎都是属于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尤其是《古典时代的疯病史》、三卷本《性关系的历史》，一看书名便知；但是在这些历史研究的背后，更深藏着“认识论”的动机，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论”(archéologie)和对“道德”、“权力”、“刑罚”的“谱系学方法论”(genealogie)的探究；具体说来就是对人文科学(如政治经济学、语文学、语言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这些“模糊”科学)产生的历史可能性条件、对权力、伦理等的发生、演变的历史进程在社会的(如权力与知识与性关系之间的关系)和话语的(discours，即各种知识的内部联结与相对独立性)等层次上进行研究。
所以尽管福柯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大相径庭，但他仍然是一位哲学家，只不过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思考”而已。
德里达说过，自黑格尔以降，传统的形而上学研究已寿终正寝，我们已再也不可能循此加以哲学的玄思。
德里达等人选择的方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大本文”进行“解构”；而福柯则选择了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理性语言的“病态语言”即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思考。
这些都构成所谓“后一结构主义”(或“新一结构主义”)哲学写作语言的鲜明风格。
福柯的成名之作就是他的厚达近六百页的国家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疯病史》(一九六一年初版名为《疯病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病史》；一九七二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第二版，名为《古典时代的疯病史》，成为该书的定本，我们下引此书，除特殊注明外，皆以该版本，且只注页码)；该书也是福柯哲学的真正“发源地”与“秘密”所在。
一 中世纪末期，麻风病突然在西欧社会消失了。
人们把麻风病人从村社中、从教会的共同生活体中驱逐出去了，把他们关进了麻风病院。
不久，由于经济与财政等原因，这些麻风病院得到缩减并被改作普通医院用，麻风病人遂被关进了医院；把麻风病人关进医院或救济院并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医治，而是为了把他们隔离起来，使他们与正常的世界隔绝，所以麻风病(人)并未真正地消失，而是被西方社会当作妖魔鬼怪给压制了下去。
时过不久，性病又在西方世界泛滥成灾，因而，性病病人又成了麻风病人的继承人住进了原来的麻风病院。
福柯指出，由于人们当时就把性病与普通的病一样当作一种疾病来看待，所以性病病人马上就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正常的医疗，于是原来的麻风病院又空了出来，这为两个世纪之后(即十七世纪)西方关押和监禁“疯人”(而不是“疯病病人”，因为那时人们不认为疯病是一种病，而勿宁是一种恶)作了“空间”上的准备。
所以福柯指出，真正的麻疯病院的继承人不是性病患者，而是疯子。
西方人将对疯子进行隔离、驱逐、净化，但这是十七世纪的事了。
中世纪末期(即十五世纪末)和古典时期(即十七世纪)开始之前这段时间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这个时代，人们还未曾以什么东西(如理性)为标准来对疯病进行划分、分离，人们甚至认为疯态是与人性相联的，“它潜隐在人的身上，或者不如说，疯态是人与自身交流的一种微妙的关系”(第35页)，福柯把这个时期称为“疯病史的零点”，即疯病还未开始被肢解与分化；后来哲学家巴斯卡说“人们必须是疯子，以致于只有再疯一次才会不成为疯子”便是此指。
在文艺复兴这个“疯病的零点”时代，人们对疯病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人们对之惧怯万分，因之把他们装上“疯人之舟”用水路驱到远方；另一方面，人们对疯病大谈特谈，这充分地表现在民间传说、滑稽剧甚至塞万提斯的《唐・吉河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之中(文学艺术事件及情节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有很特别的重要位置)。
在戏剧中，疯子往往用疯态来捉弄人们，使人们都陷于昏昏噩噩不知所从的境地，然后由他用白痴的口吻说出真理，所以“他是第二级笑剧，是欺诈的欺诈”，等等。
在正经的文学中，疯态也有它的功用，“它处于理性与真理的心脏”；它也是学院式的讲演的对象，在这里，“人们拒斥它，但它却为自己辩护，它认为它比理性更接近幸福与真理，比理性本身更接近理性”，如此等等。
无论如何，“从十五世纪开始，疯态的面孔一直缠绕着西方人的意象”(第25页)。
总之，从中世纪末期直到十七世纪初期，面对“疯病”(疯态)，西方人通常表现出的主要是担忧与恐惧、批判与悲剧性的嘲讽；他们的担忧与困惑还表现在：疯态似乎是人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面，所以他们朦胧地试探着到疯态下面去寻找人性与世界的秘密与真理。
二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在西方人对疯人的态度上，批判的一面占了上风，疯病从此沉默了，人们再谈到它只是为了否定它，以弘扬理性与真理之光辉。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哲学家为代表，西方人开始祟拜理性、确立理性的普遍万能之地位，以此区分和压倒疯态；其二，这种观念形态得到了社会制度与设施方面的响应与支持，因而很自然地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疯人之舟”对疯人的排斥过渡到对疯人的“大监禁”。
一六五六年，在疯病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这一年，建立于巴黎的salpetriere(普通医院)正式对疯人“开放”，对疯人实行大监禁的时代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普通医院”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疯人、失去理智的人、无生产能力的穷人等统统收容关押进去，因为站在万能的“理性”观点上看，这些人都是“非理性”之人，所以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几乎一样，也就只能一视同“仁”了。
霎时间，有百分之一的巴黎居民被当作“失去理智之人”被关押进去；这种形式很快被法国其他地区所仿效，在英国和德国也有类似的机构与设施。
从此以后，西方的疯人开始了长达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监禁生活，直到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之后Philippe Pinel(在法国)和SamuelTuke(在英国)等人进行监狱改革和宣布释放在押疯人为止(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说是真正的解放)。
所谓的“普通医院”并不是医疗机构，而勿宁更多地是法律机构(到十九世纪初它便演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监狱――见福柯的《监督与惩罚》，一九七五年)，因为那时“疯病”根本就不被当作一种精神病来看待，疯人只是“可恶的畜生”、“作恶的动物”的同义语。
把某人当作疯人关进“普通医院”，不是出于医疗的理由，而是出于法律上的理由；或者说，医生在这里不起治疗的作用，而在实际上掌握着监禁的大权。
所以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些处理疯病的学科在十七、十八世纪儿乎是不可能产生的。
“决定疯病和隔离疯病的因素不是医学科学，而是对疯病丑闻极为敏感的一种意识。
”(第143页) 通过把疯病与卖淫、失业、犯罪、乞讨、贫困这些邪恶的形式混为一谈，古典时代的西方社会用“大监禁”的残忍方式排除了它的“异己”，取消了它的“差异性”，终于在理性与非理性、健康与疾病，最后在正常与反常之间作出了绝对的区分。
西方近代理性与秩序的确立史，就是一部血淋淋地对疯态及非理性的东西进行残酷压制的骇人听闻的历史；并且，在福柯看来，是理性与大监禁制造了一批一批的疯人、被异化之人。
三 从一七七○年开始，西方人对待“疯病”的态度开始逐渐转变。
人们渐渐意识到从经济和国民财富方面说，把病人禁锢起来是一个错误，认为如果能把疯人改造成为劳动者也将有助于创造财富，摆脱大众贫困；再说，减少或取缔用于关押疯人的“普通医院”国家也将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们似乎已意识到仅从理性与秩序的标准出发来定义疯态似有不妥，因而人们也开始从普遍的“人权”出发看待疯病，“加巴尼斯等人认为，自由是人的一种本质”，而大监禁则是对(疯)人的自由的剥夺。
再加上一系列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出现，人们逐渐不再把疯病看作是罪恶，而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病变――精神病了。
一七九四年，比耐尔宣布“普通医院”改革方案，释放了关押在巴黎附近Bicetre地方的疯人；紧接着，图克也在英国的约克郡实施同样的改革。
从“普通医院”释放出的犯人，有的获取了真正的自由，有的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有的被送到家庭救济所，有的则又被送进了近代意义上的监狱。
福柯指出，这些疯人虽被释放，但并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贫困，又多无劳动能力，他们一踏进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仍是异化，因而对他们来说是双重异化。
福柯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虽在肉体上对疯人有所放松，但加紧了从精神上对他们的禁锢，“的确，监狱不再体罚疯人的罪行了；但它做得更甚，它组织驯化疯人……，它使疯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行，疯人应当对他的自由的和负有责任的主体地位具有意识，最后，对他的理性具有意识”。
这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社会从肉刑的(封建社会末期)、惩罚的(古典时期)社会过渡到“纪律”的社会秩序相吻合，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作出的对更为高明的统治手段的选择(见福柯《监督与惩罚：近代监狱的产生》)。
由于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西方人逐渐把疯病看作是一种精神病，所以医学思想与监禁技术逐步从以前的截然分离走向联合。
但在疯人―医生这一对关系中，前者仍然总是被动、沉默，任后者摆布，“如果说现在医生可以对疯病加以界定，这并不是因为他知道疯病是怎么回事，而是因为他控制了它”。
后来的精神病学也只是从生物学和神经学的角度处理疯病这种精神病，但毕竟两者具有很大的不同。
只有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伟大的弗洛依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之后，病才被当作一种精神病得到了正当的治疗。
福柯称赞弗洛依德是“第一个对医生―病人这对关系的现实性作出严肃思考的人”，他第一个严谨地考察了精神病的结果而不为已经和谐地确立起来的精神病学所误导，也不接受监狱对精神病人的压制与判处这一事实。
我们注意到：这里福柯顺便考察了精神分析学这门人文科学是何以从大监禁→监狱→精神病学→心理学这一历史发展线索中产生的，即指出了精神分析学产生的“历史可能性条件”，这是福柯探索人文科学(经济学、法学、语言学、社会学、生物分类学等)的发生时所惯用的方法，即他后来概括出的“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论”(见其所著《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
传统认为，近现代人文科学是把理性方法(亦包括经验方法)和精密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方法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现实所取得的进步与成果；比较一下，我们不难看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之相距是何其遥远。
四 就这样，通过历史的描述，福柯对近现代西方确立起来的万能的理性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近现代西方是通过禁锢、压制、排斥疯态与非理性来确定自己的秩序与价值系统，达到自己的理性“认同”的。
在福柯看来，疯态应有它自身的价值与合法地位，对疯人的压制是剥夺人的自由的表现；而且，疯态往往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巨大源泉与动力。
在该书中，福柯不断地提到荷尔德林、纳瓦尔、凡高、阿尔多尤其是尼采、弗洛依德这些被他们的时代斥为“疯子”的文化艺术名人，并流露出无限的钦羡之情。
在书的末尾一段，福柯写出了“疯态赞辞”：“……这是疯态的狡诈的和新的胜利：这个世界(即近现代西方世界――杜注)原来认为它能用心理科学来把握疯态、论证疯态，然而这个世界正是参照疯态来确证自身，因为在它的种种努力与争辩中，它都是通过尼采的、凡高的和阿尔多的桀骜不驯的作品来把握自身的”。
近代西方把人的本质规定为“有理性的动物”(其实由来已久)。
福柯成功地打破了这个教条。
那么，福柯在用“疯态”反抗“理性”时，他的立足点(或标准)是什么呢？虽然在通篇《古典时代的疯病史》中福柯都未明确谈到他的立场与方法，但我们认为，福柯所用的隐含标准是“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
本书第三部分第三章名为“论对自由的巧妙运用”，这里福柯称赞了比耐尔等人对监禁的改革和释放疯人的历史举动，但他对他们又将一部分疯人关进“监狱”(而非医院)对之进行“意识”或“灵魂”的驯化表示遗憾，即对这一不彻底的释放或自由表示遗憾。
福柯认为，人的本质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疯态与非理性，而是人的自由。
当福柯批判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疯人的禁锢、压制时，他便是在保护人的自由、人的尊严。
这一点在福柯于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他的第一个小册子《精神病与心理学》中(这本小册子被认为是《疯病史》的草图与引言)表现得更为明显，那里说：只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在人的自由的维向中消失了，“只有理性不再是规定人的本质的伦理学时”，一种真正的精神病心理科学才是可能的。
一九七一年，福柯在巴黎创立了“犯人咨询组织”以保护犯人的合法利益，也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这一点。
在《精神病与心理学》和《疯病史》(甚至《监督与惩罚》)中，福柯受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是十分显然的；福柯对“理性”的控诉与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亦有某种巧合与联系。
福柯以疯病史的研究来重新审视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来“解构”理性(这里与德里达有异曲同工之妙)，为疯人(穷人、无产者、犯人等“弱者”)争取自由；但他成为“结构主义者”之后又宣判了“人”(作为人文科学的主体与对象)的“死刑”(见《词与物》)，反对人道主义，笔者认为，这是福柯思想中一个矛盾，由于篇幅，此不详论。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