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1)
「内容提要」“严打”整治严重刑事犯罪，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 对策。
然而，“严打”的运行必须注意其涵义的特定性、性质的权宜性与运用的法律性。同 时，必须明确“严打”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妥善处理“严打”与依法办案的关系、严打与保 障人权的关系以及“严打”与采用其他手段进行社会预防的关系。
「摘 要 题」司法实务研究。
「关 键 词」严打/人权保障/社会预防。
「正 文」。
继1983年和1996年两次严打风暴之后，我国从今年4月开始又展开了第3次“严打”整治专 项斗争。不可否认，政法机关的快速出击和严厉惩治给犯罪分子以沉重打击，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得到有效遏制，“严打”方针的基本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严打”整治斗争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存在着认识、方法等 方面的误区。显然，这些问题和误区的存在，影响、制约着“严打”整治斗争的进行和深入 展开。因此，正确认识“严打”方针，理清“严打”与依法办案的关系、“严打”与保障 人权的关系以及“严打”与社会预防的关系，对持续、规范、有效地进行“严打”斗争，具 有重要意义。
早在1983年首次进行“严打”斗争时，就有人对“严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此 次严打，仍有人对“严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存有疑问。事实上，怀疑“严打”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严打”的不正确认识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严打”意味着 程序简略、办案粗糙、随意执法；意味着刑讯逼供、盲目重判、滥施刑罚；意味着人们对刑 法调控范围和刑罚预防与控制犯罪效果的过分期待；意味着刑罚万能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所以，要解决人们对“严打”的疑问，必须首先澄清人们的认识，正确理解“严打”的涵 义和性质，明确“严打”是刑事政策的策略要求。
（一）“严打”的涵义理解。
根据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精神，“严打”被界定为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 定期限内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由此，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严打”：
1.特定性。
这是从“严打”涵义方面应有的理解。这里“严打”涵义的特定性是指，“严打”不是突 击抓人、捕人，不是突击审判，而是要强化刑法的作用，充分发挥刑法的效能。
近年来，由于受对某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公、检、法三机关配合不力，利益驱 动及执法环境不利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法乏力、惩处不严的状况。这不仅强 化了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和进一步实施犯罪的勇气，也为严重刑事犯罪的日益猖獗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这样，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势下，再度进行“严打”整治斗争，就是要集 中精力，花大气力，确使犯罪人受到及时、相当的处理，促使执法弱化、打击不力的状况迅 速扭转。因此，“严打”的涵义的理解应摆脱重刑主义思想的羁绊，将“严打”的焦点锁定 在充分发挥刑法的效能方面。应该说，中央对这次“严打”整治斗争提出的坚持依法从重从 快和“稳、准、狠”的两个基本要求，是强调刑法效能的突出体现。也就是说，“严打”要 求司法工作人员树立起崇法、尚法观念，在执法过程中，克服情感、利益及权力等不利影响 ，冲破关系网，软的不吃，硬的不怕，确使犯罪受到实际追究，及时给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 子以沉重打击，从而通过刑罚确定性、及时性的实现，真正树立起刑法的威严。
2.权宜性。
这是从“严打”性质方面应有的理解。“严打”的权宜性是指，“严打”不具有普遍的指 导意义，而是在非常时期对特定犯罪采取的权宜之计。
早在1983年，邓小平在同公安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 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可见，“严打”方针是在非常状态下提出，并用以解决特定的犯罪问题。正是从这一基 点出发，我国的几次“严打”都与专项斗争相结合，使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此次“严打”也是在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展开的，并把矛头直指 三类犯罪，即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 、 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严打”的权宜性要求把“ 严打”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定手段，作为一种带有阶段性的执法策略，切实针对那些发案 率高，且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犯罪适时适用，而不能肆意扩大“严打”的范围，将“严打” 变成“滥打”或无原则、无阶段地“狠打”。
3.法律性。
这是从“严打”适用方面应有的理解。“严打”的法律性是指，“严打”不是随心所欲地 滥打或无原则地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
“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本身固有的特征。为了扭转以往”严打“中忽视严格依法办 案的倾向，在本次部署”严打“开始，中央就对其依法进行作为重点多方强调。这表明，” 严打“作为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只是在打击重点和打击方向上指导着刑事法律的实 施，而不改变查处刑事案件要严格依法进行的实质内容。强调”严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 ”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的前提下，提高 办案水平，适当从重量刑。
在我国，刑事政策通常是指国家在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势进行评断的基础上，为了有效打 击 犯罪和预防犯罪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刑事政策不是法律，其并不直接用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 为，也不直接对具体的行为作出评价，而是通过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指导，借助刑事法 律的具体运用发挥自己的功能。（注：参见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4页。）。
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调整刑法打击的重点和力度， 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理论上有人认为“严打”是以政策代替法律，从而将“严 打”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实际上，“严打”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 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惩治效能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来实现，而法律的实施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刑事政策的影响尤甚。“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和社 会治安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刑事政策对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犯罪进行评价的严厉程度就会 相应发生变化，在其影响或指导下，刑法对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评价及其处罚轻重 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注：参见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 页。）这样，借助于刑事政策的指导，就可以使得刑事法律规范在保持相 对稳定的同时，又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严打”实际上是对特殊形势的特殊反应，是 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刑法打击重点和打击方向的调整，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实施的具 体表现。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会政策一样，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制定，并随犯 罪现象的发展而变化。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而往往 受社会、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就 不能象平时那样采取一般的执法手段，而应该适当加大打击力度。另外，在不同时期，适应 犯罪现象的结构、动态表现出的不同特点，打击的重点也需要调整。“严打”正是依据总体 犯罪状况的变化，适时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地确定打击重点，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 犯罪活动。可见，在“严打”过程中，必须打破观念上的误区，正确认识“严打”是我们党 在现阶段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方针和对策，是刑事政策的当然要求。
由于“严打”本身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人们的惯性思维又常常对刑罚效果给予过份的期 待，使得一些执法人员对“严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存在强调“严厉”，忽视依法的倾向 .而过分强调“严厉”以及对破案数、办案数的片面追求，又在社会上造成了消极影响，加 剧了人们对“严打”的不正确认识。事实上，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应该始终作为执法人员 的行为准则，而不应该受“严打”与否的影响。可以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对“严打”工作 提出的坚持依法从重从快和“稳、准、狠”两个原则就是对“严打”与依法办案统一关系的 注解。
“严打”以依法办案为前提，是依法从重从快原则的内在要求。依法从重从快应理解为在 执法力度上从重从快，在具体办案时严格依法进行，也就是在从重从快的同时严格执行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依法从重，是指在依法的前提下从重，做到严之有据，严之有法，严之有度。具体来说就 是在法定幅度内，相对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依法从重；在同一幅度内还应区分不 同情节量刑，不能简单地一律顶格判处。依法从重还意味着要将“严打”对象限制在中央规 定的三类重点案件和根据本地区社会治安和犯罪的实际情况确定的打击重点上，而不能扩大 到所有的刑事案件，不能把一些非罪、非刑事问题提级列入“严打”的范围，更不能人为地 定 重刑、死刑指标。（注：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业务指导组：《“严打”整治斗争中适用法律和刑事政 策的研究》，）依法从重的同时还要注意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原则”等刑法固有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的功能。
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期限内从快。“快”的基本出发点是加快办案速度和节奏，督促执 法机关提高办案效率。不过，快捕快诉快判必须以确保办案质量为前提，在坚持重事实、重 证据，遵循法定程序的基础上追求较高的效率。因此，依法从重从快的实质就是依法办案， 依法办案是“严打”的前提。应该说，强调“严打”。
以依法办案为前提，已经反映出我国的 决策者对刑罚功能的认识进一步理性化，“严打”与依法办案也有机地统一起来。
此次“严打”的目标是通过对严重犯罪行为“稳、准、狠”地打击，解决当前社会治安中 的突出问题，实现两年内社会治安的明显进步。依法办案是“稳、准、狠”地打击犯罪的保 证 ，进而成为实现“严打”目标的保证。
可以说，“稳、准、狠”是我国同严重犯罪活动做斗争一直坚持的一项原则。稳，就是要 实事求是，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开展“严打”斗争；准，就是要不枉不纵，不错不 漏，防止错捕错判；狠，就是态度坚决，该打击的坚决打击，该从重惩处的坚决从重惩处。 （注：参见《依法从重从快“稳、准、狠”地打击严重刑犯罪》，） “稳、准、狠”原则要求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确保基本事实准确、基本证据确凿，确保办 案质量，使每一起案件都符合法律的要求，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基本事实准确，既包括决 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事实准确，也包括影响被告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而影响量 刑的事实和情节认定准确；基本证据确凿，是指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起决定性证明作用的证据 客观存在并达到一定的数量，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相互印证的排他系统。事实上，只有依法 办案，才能快而不乱，重而得当，才能实现对犯罪“稳、准、狠”地打击，也才能真正保障 “严打”的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