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乔家大院》
我看《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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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乔家大院》的第一页“晋商是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的奇迹”，“晋商是一部值得中国人永远研读的书”。这本《乔家大院》深深地吸引着我，可谓“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这本书讲述了晋商代表人物、中国早期银行家乔治庸艰难的创业历程，从书中我不仅看到了男主人公的勇敢、睿智、豁达和实干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意识和普世情怀，更重要的是从书中我看到了中国金融的发展过程。
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的发掘，在世界各地，交换都经过两个发展阶段：先是物物直接交换；然后是通过媒介的交换。古书记载神农氏的时候“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就是指物物交换。在《乔家大院》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物物交换的缩影，乔治庸发现蒙古牧民对日用品有较大需求、马匹过剩，于是就从中原购进日用品换取牧民的马匹，实现了双赢。在物物交换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出现了交易媒介，牲畜、布匹等，这种出现在交易中的媒介即为货币。《史记·平准书》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
在几千年的岁月中，货币的形态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贝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是因为其价值较高，因此，很多与财富有关的字偏旁都为“贝”，贝的单位是“朋”，10个贝串起来为1朋，古书有“夏后以玄贝”的说法，直到春秋时期被广泛流通的铸币所取代。
铸币之所以能取代贝，主要是其具有易于分割，且分割后价值不变的特点。《乔家大院》中的铸币形式是白银，白银的大量流通始于宋代，计量单位是“两”，所以称其为“银两”。但是铸币和贝一样都不便于保管和携带，因此，古代出现了镖局这一行业，《乔家大院》中乔治庸多次与镖局打交道，三顾茅庐请镖头戴二闾，南下贩茶时约刘黑七同行等，都是由于铸币不易携带而请人为其保驾护航。
也正是因为铸币的这一弊端，历史上出现了纸币，北宋的“交子”，元代的“中统元宝钞”，明代的“大明宝钞”等，但是由于明代宝钞滥发，急骤贬值，纸币遂在一定时期内退出了流通。因此，乔治庸的年代仍然流通白银。在《乔家大院》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货币形式：汇票和银行存款。从恰克图返回包头，乔治庸深刻地体会到汇票的便利，将汇票藏于靴中，使其免遭了歹徒的洗劫。到了包头，广晋源掌柜成青崖交给乔治庸一张银票说：“乔东家通过敝号从恰克图汇来的银子，除了若干汇水，已全部转为在敝号的存款，你拿上这张银票，何时来支银子自用，或者支银子给相与商家都行。”因此，银行存款和票据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用乔治庸的话说“到包头下江南去恰克图，银子都得自己来带，由费力由操心，路上风险也大。” 正是因为票据的这些优点，乔治庸萌生了开办票号的想法和他一生追求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理想，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在乔治庸去世一百多年后，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出现了电子货币，银行卡取代了现钞，全球结算瞬息可成，我们的银行家前辈如果能够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2006年10月我看到一则新闻，上海已经可以用指纹做验证，银行卡也不需要携带了，有人预言无现金的社会终会实现。
“信用”这个词在中国的传统文字中是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是“诚信”。但在经济学范畴，与之相当的是“借贷”、是“债”。很少看到像论述货币起源那样反复深入地剖析信用产生的理论。似乎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关系就自然而然地、无须解释地出现了。但是，我想不论是实物借贷还是货币借贷，这种关系的形成都是源于盈余与赤字，实物或货币由盈余的单位或个体流向赤字的单位或个体，即产生了借贷关系。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关于借贷的记载。公元前300年， 孟尝 君放债的故事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则。他在自己的封邑“薛”放债取息，作为奉养三千宾客的财源之一。有一年，薛地欠收，收取的利息很少，仍“得息钱十万”。可见，放债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乔家大院》中的借贷情节可以说贯穿始终，从开篇乔家的产业濒临倒闭而拯救乔家，到乔治庸生意场上每一个项目的起步阶段，包括：贩茶、贩丝、开票号等，再到乔家竭力筹集资金从狱中就出乔治庸，再到国难当头清军向乔家拆借资金充实粮饷，最后乔治庸将全部家产分成两份打算还给他一生中所欠的两个女人，信用行为随处可见，甚至连乔治庸和江雪瑛的婚姻都是出于信用动机。
说到信用值得一提的是高利贷，极高的利息是高利贷最明显的特征。在过去的中国，借贷习惯按月计息。月息三分，即本金的3％，是最“公道”的水平。乔治庸第一次向其岳父陆大可借钱，陆大可提出的条件就是月息三分，期限三个月，以乔家十一处生意做抵押。后经其妻陆玉涵的劝说，改为月息两分半，期限一年。月息3％，不计复利，年息也达36％，比现在的银行利率水平高得多。而历史上还出现过息十倍的高利贷，西汉景帝出兵平乱，要借钱以备军用，由于当时胜负未定，高利贷者大多观望，只有无盐氏一家肯贷，但“其息什（十）之”。七国之乱平息后，无盐氏“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金融机构，只靠向高利贷者借钱，融资是非常困难的。
银行的产生与货币和信用是分不开的。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推进，在古代的东方和西方，都先后有货币兑换商和银钱业的发展。随着兑换、保管、汇兑业务的发展，这些古老的银钱业主手中聚集了大量的货币。在此基础上，由于信用的不断发展，银钱业主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贷款业务。
在西欧，很早就有银钱业的记载。如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寺庙、公元前500年的希腊寺庙均有经营金银、发放贷款、收取利息的活动。但中国古代有关记载较晚，最早的是南北朝时期寺庙经营典当业。经过宋、元、明、清，钱庄、银号、票号、先后兴起，银钱业得到长足发展。
在《乔家大院》中，乔治庸是这样评价票号业的兴起的：“广晋源首创票号业，第一次让商人们利用自己的信用而不是现银，使走遍天下做生意成了一种可能。这是中国商界开天辟地的事情！若能把这件事办大办强，让更多的商家进入票号业，在天下由众多的票商织成一个广大无边的信用之网，让大中小商家皆能以这个网为依托，凭信用做生意，我们就能实现晋商前辈一直梦寐以求的货通天下的理想，做成天下从来没有过的大生意……”。
乔治庸付出一生心血，基本实现了他年轻时“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抱负，正如乔治庸的后代乔燕和为《乔家大院》撰写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乔治庸）在外国银行没有全面进入中国之时，就在国内实现了资本流通的银行（票号）化，使民族资本和民族商业惠及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中国古老的银钱业一直未能自我实现向现代银行业的跨越。
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兴起，还是借鉴西方。1845年，英国人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新式银行――丽如银行。19世纪末，各国列强纷纷在中国开立银行。1897年，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4年成立了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1912年又改为中国银行），1907年设立了交通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几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发展较快，仅在1912—1927年间就新设立了186家。1927年以后，国民党当政期间，官僚垄断全国金融，这时期的银行金融机构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外，还包括“小四行”、“南三行”、“北四行”等。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经济金融的发展，我国银行业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等并存的商业银行体系，营业网点和业务范围都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正像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全盘皆活。”这些银行金融机构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好地发挥经济核心作用，为搞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