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_海洋考古与南中国海区域经济文化史研究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海洋考古取得很大进展，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过多次颇具规模的沉船打捞与调查工作。
南中国海区域海洋考古尤其引人注目，不仅为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与研究数据，对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拓展南中国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海洋考古 南中国海区域 海洋经济、文化史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08—06 海洋考古(maritime archaeology)是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支，以前称水下考古（archaeology underwater）、沉船考古（shipwreck & wreck archaeology），其研究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考察对象是历史时期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文化遗存，包括沉入海洋的船只、器物、城市、港口、聚落与生产、生活遗址，以及被人们作为圣地的水域中的祭品、海底墓葬，乃至濒海地区人们从事海洋活动相关的宗教遗迹、信仰系统，等等。
正如英国海洋考古学家马克尔瑞所指出的：“海洋考古学就是人类在海上活动之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研究。
……她涉及海洋文化的所有方面，不仅仅意味着船舶等航海技术的遗存。
”[1] （P1） 海洋考古遵循陆地考古的一般原则，然而由于主要以水下资料为对象，与陆地考古大不一样的作业环境，使用某些专门技术与多学科交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因而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理论方法，都大大拓展并延伸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考古学家开始关注人类在陆地以外的活动空间所遗留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海洋沉船的调查，不过由于天然局限和历史原因，成功的例子不多。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各国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水下考古发现，人类海洋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才有较大进展。
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后来在印度、伊朗、秘鲁、墨西哥等国海域，在国际性海上交通港口和海域，不断发现沉船和人类航海活动的遗物，探测发掘曾经繁华的古代海港与海洋聚落遗址。
虽然这些考古发现只揭开海洋文化遗产的极小部分，但具有陆地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已经充分展示出水下考古的独特内涵和巨大潜力，越来越突显它在考古学中无可置疑的新贵地位。
中国的海洋考古起步于20世纪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等海域进行海洋考古与文物调查，发现了一批从秦汉到清代的文物，对南海交通研究有很高价值。
[2] （P103） 直到1974年，日本在北海道江差港内对江户时代末期的军舰开阳丸号进行调查，才告别海洋考古空白的历史。
80年代以后，东亚海洋考古进展迅速，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过多次颇具规模的沉船打捞与调查工作。
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广东台山川岛、福建连江定海湾、山东长山列岛、辽宁绥中三道岗、广东新会银洲湖等海域进行海底考古探察与发掘，打捞出一批宋、元、明时期的沉船及实物，标志着我国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
据报道，从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不完全统计的从公元前后到20世纪的沉船超过2000艘。
[3] 所以日本学者田边昭三认为，东亚的海洋考古研究，将使这一海域成为不亚于地中海及墨西哥湾的水下考古学的又一处圣地。
[4] （P3） 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海洋考古的前景极其广阔。
一 沉船考古，海洋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是见证不同国家之间外销的或舶来的物质与文化的直接证据，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类海洋经济活动信息。
每一件遗物实际上都体现着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片段，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
循着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者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追寻到更多历史事实，以验证历史，发现历史，乃至重构历史。
南中国海是古代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
19世纪末以来，该区域海洋历史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长期关注。
有学者认为南中国海是“东方的地中海”，可见该区域在东亚和东西方海上交往中的显要地位。
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情投入，特别是东南海域沉船考古的不断进展，也使南中国海区域海洋考古成为焦点。
1997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Intan）油田海域25米深处海底，打捞到10世纪的东南亚籍海船。
据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剑桥大学思鉴(Janice Stargardt)教授介绍，沉船的运载物包括：做工精致的戒指、耳环、衣饰、带扣和爪哇金币，铜块、锡块、铅块和青铜器，玻璃，还有珍贵而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对研究南汉与东南亚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其年代之早，遗物之丰富，在亚洲水下考古中甚为罕见。
[5] （P383—432） [6] （P300—315） 这一条沉船所提供的关于南汉和南海交通的历史资讯及其史料价值，绝不亚于传世的任何一部五代史或南汉史典籍。
1992—1993年，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在艾尔夫石油公司资助下，与弗兰克・高迪欧领导的欧洲水下考古协会（IEASM）合作，对1600年在加维特港与荷兰商船“毛里提乌斯”号作战中沉没的西班牙商船“圣迭戈”号进行三次水下挖掘，打捞出船体的龙骨、六分仪、金银币、大炮、银制餐具、日本刀护手及枪支、陶瓷器，总数达到34407件，其中陶瓷器5671件，大部分来自景德镇窑和漳州窑。
据日本学者森村键一介绍，“圣迭戈”号沉船打捞出来的陶瓷，有福建、广东产的黑褐釉四耳壶、华南三彩牡丹蔓藤粘贴花纹四耳壶、安平壶（白瓷），泰国、缅甸产四耳壶，共621个。
其中中国生产的壶占48.5%，泰国占33.8%，缅甸占3.7%，西班牙或墨西哥占10.8%，产地不明者占3.2%。
[7] “圣迭戈”号沉船的发现，再现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向东方扩张以及彼此间商业战争惨酷的一幕；而中国瓷器畅销世界各地，以价格低廉的普通青花瓷为主，体现了中国瓷器外销的特点。
上世纪90年代，越南考古工作者在中南部海域多次进行沉船勘探与发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8] （P14、91） 1990年，越南官方与瑞典的潜水公司合作，对南部巴地—头顿(Baria Vuntau)省的昆仑(Con Dao)岛海域进行水下探测。
在距离昆仑岛15公里的Hon Con岛海域约40米海底，发现一艘木船船体残骸，长32.7米，宽8—9 米。
船上遗留大批瓷器，还有日常用品、各种工具等，总数在3万件以上。
据日本青年学者阿部百里子介绍，船上的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系青花瓷、福建窑系的青花瓷和白瓷、德化窑系的白瓷以及中国制褐釉陶器。
沉船上还打捞出刻有干支“庚午”的墨条，另有明代铜钱“万历通宝”24枚，清代铜钱“顺治通宝”1枚、“康熙通宝”4枚，说明这艘沉船是17世纪后半叶载货经过该海域时遇难沉没的。
[9] ① 1998年夏，越南一份报纸头条新闻报道了两位渔民在金瓯角南面海域发现古代沉船的故事。
8月份，一支由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胡志明市越南历史博物馆、平顺省博物馆、金瓯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察组随后进行探察与打捞，在水深36米处把沉船打捞出来。
沉船长24米，宽8米，共发现各种遗物13万件，其中中国陶瓷最多。
还有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大概用以压舱。
另外还有“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如发夹、铜锁、铜盘、铜盒）、石质印章、辟邪、砚等。
其中多件瓷器底部印有“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字样，可以确定这艘商船大概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出海，航行到金瓯角南面海域时沉没。
还有瓷器底部有“若深珍藏”、“祖唐居”、“梁��”等字样，[8] （P220、222） 当为居室名号或商家字号，有可能是专门为海外华商订制的。
还有多款瓷器画有城市图案，也应该是专门为海外客户订制的。
关于沉船的船籍，研究报告没有明确断定，但从沉船发现的四枚石质印章看，其中一方文字为“潘廷采印”，另有两方为“□潘”，还有一方为“孙畴”，此外有赤褐色陶封泥一块。
很可能沉船的主人是中国人，与清中期广州潘氏行商（同文行）有关系，是潘家出海贸易的商船，也可能是西方商人雇佣了潘家的商船。
[8] （P210、234） 越南学者Nguyen Dinh Chien认为，这是一艘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运载中国商货，可能是中国船，也可能是欧洲船。
金瓯沉船考古是越南学者在不借助外国力量情况下进行的首次水下考古，Nguyen Dinh Chien认为，这次考古发现对积累水下考古经验，研究越南历史上海外贸易、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了解中国雍正朝的瓷器生产，都具有重要价值。
[8] （P242—243） 二 19世纪以来世界学术发展史表明，重大考古发现经常成为引起相关学科裂变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中国殷墟卜辞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带来了国际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南中国海地区各国的海洋考古发现不时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带来惊喜，并提供源源不绝的研究资源，从而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领域，有些研究有望成为国际显学。
研究显示，史前时代，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越人，善于舟楫与航海，海洋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与东南亚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6支木制船桨，以及一只“夹碳黑陶舟”。
陶舟呈梭状，半月形，两头尖，基本保持独木舟形状，这是东越民族海上活动的证据。
而同属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人类活动遗址，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以至台湾、太平洋岛屿也有发现，说明在中国海岛与大陆之间，存在着某种经济与文化的联系。
[10] （P1—14） 广东、福建、台湾等地考古发现表明，华南地区古人类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或称南亚蒙古人种。
台湾台南县的“左镇人”(距今2—3万年)、台东县“长滨文化”（距今1—1.5万年），都是由华南地区迁入和传入的。
1989年，广东考古工作者在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三处距今4000—5000年的岩画，其中几处描绘当时的船只和船上人物，与香港、台湾等地发现的史前岩画内容与风格都很相似。
考古学家认定，这些岩画刻画的船是广东先秦时期越人的海船，用木料加工组合而成，已经不是最原始的船只，离独木舟时代很远；而且已能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推动船只航行。
在环珠江口地区还发现大量稳定船身的石锚和捕捞用的石网坠，说明先秦时期越人不仅解决了海上停船的技术问题，而且在海洋捕捞生产上有了相当规模。
考古学家发现与研究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南沿海文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存在某种联系。
广西柳江人有着与澳大利亚的“基洛人”(Kellor)明显相似的头骨，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Wadjak)、菲律宾的“塔邦人”(Taban)、加里曼丹的“尼阿人”(Nian)、新几内亚的“艾塔普人”(Altape)，都与澳大利亚人种有若干相似的特征，暗示了亚洲原始人类从中国南部逐渐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可能途径。
[11] [12] （P97—98） （二）广州秦汉考古所见南越国的海洋气息。
当希腊人、腓尼基人、罗马人在地中海创造辉煌的海洋文明的时候，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也开始经营海洋，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已经有经济交往。
考古发现显示，秦汉时期岭南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海洋经济颇具特色。
1982年，南越国文王（文帝）赵胡（ ）陵墓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岭南最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不少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
另外，广州南越国时期考古发现有多处大型石构建筑遗址，或许说明，南越时期前后的番禺与扶南的澳佑一样，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东西方早期交往历史研究的新课题。
[13] （P209—210、138—139、345—347) [14] （P285—286） [15] 南越文王墓等考古发现显示，南越国经济文化具有显著的海洋气息和海洋内涵，大大丰富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关系的篇章。
（三）澳佑遗址所见扶南国的海洋特色。
随着历史的进步与文明的进展，南中国海地区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更为频繁，与区域之外的联系也大大增强。
一些沿海国家依靠海洋，发展海上交往，形成有鲜明海洋特色的文明体系与国家形态。
中南半岛上的大国扶南，以海上贸易闻名。
大约在公元1世纪，扶南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直至6世纪。
2—3世纪，来自印度、中国的商人络绎不绝来到扶南，波斯萨珊帝国的一些水手也出现在这里。
扶南商人运载来自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及用以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
20世纪40年代，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Malleret)在越南南部的澳佑（Oc Eo）发掘了一座年代大约在2－3世纪、扶南“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
该城位于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泰国湾之间的平原上，长2英里，宽1英里，呈长方形，周围有护城河与城墙；古城被河道分为约10个区；城里建筑有三类：用花岗岩石块砌造的房屋、砖砌房屋和木结构建筑。
考古学家认为，澳佑古城的砖、石砌筑房屋是受到了印度河文明的影响。
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和罗马金，说明这里不仅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而且是东方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站。
[16] （P94—95） [17] （P145—154） 经过法国、越南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揭示出这一古代东方海洋国家的许多历史事实，填补了中南半岛早期历史的众多空白。
越南南部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陶灵坤认为，澳佑文化经历了从公元前后的“前澳佑文化”、1—6世纪的“澳佑文化”、到7—9世纪“后澳佑文化” 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成为灿烂的古扶南文化的代表，也是东南亚海洋文化的典型。
[18] 目前，澳佑考古与研究以其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海洋文明的典型性受到国际学界特别是海洋考古、海洋社会经济史专家的继续关注和重视。
（四）“南海一号”、“南海二号”古代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沟通世界各国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条陆地通道。
海上丝路沿线及相关海域的海底沉船、海港遗址和海洋聚落的发现，对研究人类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领域，例如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宗教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7年，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和英国一家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在广东阳江附近水域调查沉船时，意外发现了距今1000多年的中国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发现镀金腰带、锡壶和宋元时期的仿龙泉刻花碗、青白釉葫芦瓶、粉盒等200多件瓷器及珍贵文物。
2002—2003年，国家和省内考古工作者再次对“南海一号”宋代商船进行试探，打捞到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万至8万件。
2007年5月，南澳渔民在云澳海域从一条古代沉船中打捞到一批宋元明时期瓷器。
经考古专家跟进探测，初步认定是一艘长约16—18米的沉船，船上及四周散落瓷器约有上万件，器形有盘、碗、罐、碟、瓶、盖盅等，花色以青花为主，多为粤东地区的窑所出，部分产自江西景德镇，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所产，显示该沉船年代可能是明后期，目前已被命名为“南海二号”。
[19] [20] “南海一号”及“南海二号”沉船相继发现，其意义不仅仅在找到了沉船上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因沉船不仅正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而且它的“藏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标本。
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联的一段历史空白，对研究古代中外海上交通与贸易具有重大价值。
特别是“南海二号”沉船，该船所在海域位于明代海上交通要冲，是海盗出没与走私频繁的海域，荷兰人称其为“好望角”(Capo de Goede Hoop)。
沉船发现铳炮，显示有可能是明后期的走私船或海盗船，对研究海禁时期沿海私商贸易有特别价值。
“南海一号”沉船上的许多精美的瓷器，据说为国内博物馆所未见。
而一些“喇叭口”大瓷碗，一些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
此类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加工制作，以供外销的生产与销售方式，史学界一般认为出现在明清时期，现在看来，历史应该考虑改写。
明代中国外销瓷中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汕头器”（Swatow Ware），又称“福建—广东窑系”或“华南窑系”，日本学者称为“吴须赤绘”、“吴须染付”，这类器物在日本、东南亚、非洲等地多有发现。
近年中外学者对明代福建漳州窑及其外销作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以及美洲海岸、南非，都有漳州窑产品。
[21] 漳州与广东东部相邻，明后期私商贸易非常活跃，是外销瓷重要生产与输出地。
而粤东地区外销瓷生产历史更长，早在唐代，潮洲北郊、梅县水车窑已经销往东南亚。
明后期漳州窑产品与粤东窑产品风格类似，都仿照景德镇制瓷技术，因迭烧而造成“沙足”的特点。
可以认为，“汕头器”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应该包括粤东和闽南的产瓷区。
“南海二号”沉船发现的瓷器多为粤东生产，为研究“汕头器”的产销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受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海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占主体地位，具有区域性、边缘性和非主流特点。
不过，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海洋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历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广东是我国的海洋大省，拥有3368公里的海岸线，占全国的1/5，居全国第一位。
广东的海区面积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海区面积近1/7。
历史上广东沿海海域是中外商民贸易交流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沿海海岸带以及南中国海海域，遗留无数有形与无形的海洋文化遗产，体现了海国之民与大陆不一样的航海传统和海洋文明。
海洋不仅对广东历史产生重要作用，而且广东海洋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化中都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千百年来，粤人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实践中，遗存下大量海洋文化遗产，值得珍重。
（一）物质性海洋文化遗产，包括陆地、海上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遗址、遗物。
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在海外交通考古与研究方面不断取得重要成就，前文提到的广州秦汉船台遗址、南越国文王墓、宫殿遗址、徐闻、遂溪等地汉至南朝海上交通港口遗址、珠江口海域及南海水下考古发现，极大改变了岭南古史面貌，也丰富了南中国海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历史篇章。
在广东沿海，无形的海洋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沿海民众的生活习俗、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洋溢着海洋气息。
例如广州的南海神庙，祭祀的南海神祝融，是中国古代正统的国家神灵，在国家礼制与地方祭祀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以民间神祗形象世代享受人间烟火的海神“洪圣公”，在沿海民众心目中具有广大的法力神通，能够保护人们海上、水上的所有活动；“南海神诞”（波罗诞）香火甚盛。
南海神崇拜不仅在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很盛行，在港澳地区、海外华人中也有影响力，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信仰纽带。
此外，沿海民众对龙母、天后（妈祖）、伏波将军、谭公等神灵的崇拜也很普遍，相关庙宇随处可见，构成沿海地区民间大大小小的海神（水神）系谱和信仰体系。
600年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经过广东沿海，其中两次是从广东启航的（第二次、第六次）。
在广东南澳、惠来神泉、中山、阳东等地，民间出现了纪念郑和的庙宇和传说，“郑和”继南海神广利王（祝融、洪圣公）、龙母、伏波将军、天妃（妈祖）、谭公之后跻身海神（水神）系列，不仅彰显了郑和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在民间社会广泛的影响力，而且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地方社会的某些特点与文化特性，如海洋性、商业性、功利性。
研究显示，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到东南亚各国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存在着一个以华人社会为依托的郑和崇拜现象。
泰国首都阿瑜陀耶、班科库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都有纪念郑和的三宝（三保）庙。
在爪哇色马兰有三宝洞，华人把郑和当作商业神来崇拜，每年旧历六月三日，被定为郑和来航纪念日，举行盛大祭典活动。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也被认为与郑和远航有关。
这种跨地域、跨国界的共同文化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结果，也是中华海洋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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