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中国学发展述略
摘要：苏联成立后，新兴的苏联中国学研究在承续俄国汉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步入崭新的苏联中国学阶段。俄国汉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十月革命后的逐渐结合，开始孕育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苏联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G15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3—0060—04。
苏联中国学的发展是沿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轨迹曲折前进的，大致经历了孕育和形成时期、辉煌发展时期和继续发展时期。
一、孕育形成时期(1917—1929)。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中国学处于孕育和形成阶段，不仅继承了俄国汉学的传统，而且也间接继承了俄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学的机构开始出现：1920年彼得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成立，1921年全俄东方学家学会成立，1929年中国研究所在共产主义学院成立。涉及中国学研究的刊物除了原有的《亚细亚论丛》外，1918年开始发行《新论丛》；1922年根据高尔基的提议，在彼得格勒创立了《东方》杂志；1929年苏联中国研究所创办了《中国问题》杂志。
这一时期，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领导的中国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积极探索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的新方法。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是苏联中国学家、语文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语文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学及文化史。阿列克谢耶夫于1902年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后任教，1916年获硕士学位，1919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于1905、1910、1926年在中国进修和讲学。阿列克谢耶夫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曾随法国考察团到中国进行考察。1912年他还曾经到中国东南地区为俄国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集民族学方面的资料。有了在法国留学、在中国进修的经历，阿列克谢耶夫的眼界比他的师辈更为开阔，一开始就把苏联中国学研究置于世界水平上，就其任务、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出一系列主张。阿列克谢耶夫在实际教学和科研实践里对中国学人员进行严格训练，形成了以彼得堡为中心、以他为代表的“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他一生多次荣获苏联勋章和奖章，并发表著作约二百六十种。阿列克谢耶夫生前发表的著作，如《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和四种《聊斋志异》译本等，只是其全部著述中很小的一部分。阿列克谢耶夫去世以后，其家人及弟子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其中包括：《中国文学论集》首次发表的一些阿列克谢耶夫遗稿说明，他研究中国文化不是停留在前人的认识上，而是深入民众之间，通过了解民间传说、木版画、日用品等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此外还有：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与沙畹在中国华北的旅行日记——《1907年中国纪行》、对帝俄中国学历史以及苏联中国学进行深入思考的《东方科学》、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收录全部他本人翻译的《聊斋志异》、收录部分中国古典散文和诗歌译作的《中国古典散文》、《中国文学·论文选集》以及《常道》等。
这一时期著名的中国学家还有弗拉基米尔佐夫和康拉德等，他们同样为苏联中国学的初步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弗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是语言学硕士、苏联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1923年12月1日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1月12日当选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士。1915年起弗拉基米尔佐夫在彼得堡大学(1924年改为列宁格勒大学)任教，也是列宁格勒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创始人之一。弗拉基米尔佐夫发表著作共约七十种。他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蒙古语言，写了很多研究蒙古方言的著作，如《蒙古语言与中亚印欧语言关系》。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语言比较语法》被很多权威的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评论为一部价值巨大的著作，至今没有任何学者能超越，而且这部著作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是蒙古学家必备的学术参考资料。作为手稿收集者和蒙古人民文学作品的出版者，弗拉基米尔佐夫借助语言优势系统地总结归纳了蒙古文学历史。虽然至今其著作只发表了一部分，但从中很容易感受到他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遗产远非只限于他所发表的著作，除了每个研究者都感兴趣的他的生活日记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词汇编纂学和语法资料。苏联和蒙古的蒙古学研究者都曾经师从弗拉基米尔佐夫，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弗拉基米尔佐夫的遗产。
康拉德(1891—1970)是语文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起他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他因参加编纂《日俄大辞典》在1972年荣获苏联国家奖，并曾获得苏联勋章和多枚奖章。1969年他在日本获得天皇二级—勋章。他共发表著作二百五十余种。他特别注意对历史比较研究领域进行时空上的开拓。康拉德有很多关于中国、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文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其《西方和东方》一书荣获1972年苏联国家奖。
二、辉煌发展时期(1929—1961)。
20世纪30—60年代初期，苏联又出现一批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培训中心。同期，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都扩大中国学专业招生数额，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高等学校也增设了中国学课程。此外，一系列研究专著也应运而生，还有一些大型综合性论著、百科全书和高校教材都有较大篇幅涉及中国学。1958年起出版的专业性杂志《苏联中国学》就是突出的例子，虽然次年该杂志并入《东方学问题》、1961年又改名《亚非人民》，但发表的多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
这一时期，苏联中国学把中国革命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有些中国学家还以革命实践家的身份直接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新一代苏联中国学名家以直接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的青年人为骨干，如伊文(1885—1942)、米夫(1901—1939)、沃伊京斯基(1893—1953)等。他们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革命工作的经验，这使苏联中国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更重视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同时，苏联中国学界开始科学地思考和总结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客观条件的改善和主观研究动力的增强使得50年代出现了浩荡的苏联中国文学译介“洪流”。50—60年代出版的译作品种繁多，包括从古代至现当代的作品，每一种印数均达5万～10万册。如郭沫若、费德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集》(1957～1958)，所选诗歌上起古代下至20世纪50年代。这部由两国学者合作编选的集子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全貌。其选择之精而全迄今仍为国外所罕见，为后。
来苏联编辑中国诗选和单个诗人的选本提供了依据，也为研究者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根据。它的出版成为苏联中国学界乃至文学界在50年代的一大盛事。其他的译作还有什图金的《诗经》(首次全译本，1957)，还有一些大诗人的单行本，如艾德林译的《白居易诗集》(1958)，吉托维奇译的《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和《王维诗集》(1959)等。
此时，几部中国重要古典小说也有了俄译本：帕纳秀克翻译了《三国演义》(1954)和《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翻译了《水浒传》(1955)，还与科洛科洛夫合译了《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了《儒林外史》(1959)；费什曼等译了《镜花缘》(1959)。还有一些较少译介的清末章回小说也被译成俄文，如谢曼诺夫翻译了《老残游记》(1958)和《孽海花》(1960)。现、当代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丁玲等人的作品也有了俄译本：四卷本的《鲁迅选集》(1954—1955)、两卷本的《老舍选集》(1957)、一卷本的《郭沫若选集》(1955)、三卷本的《茅盾选集》(1956)以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等。1950—1975年间用俄文及各民族文字出版鲁迅作品多达60次，发表研究鲁迅作品的专著、论文、评论达300多种。一些还很少被介绍的作家，如马烽、李准、周立波、杨朔、艾芜、陈登科、秦兆阳、冯德英等在苏联也都得到了译介。像苏联如此规模宏大、时间集中的中国文学译介工作，在世界中国学史上很少见。
费德林(1912—2000)是文学家、东方语文学家、语文学博士、教授、高级研究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9—1968年他历任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第一远东司司长、副部长。1957年起他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70年起担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费德林关于中国文学的著述甚丰，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仅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他就翻译、主编出版了多位作家的文集和作品选集，如《鲁迅文集》、《郭沫若选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中国20—30年代作品选集》等。他的著述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简论》、《中国文学》(含现代文学)、《中国文学遗产和当代生活》、《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等，以及大量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论文。费德林对中国现代文学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在苏联和国际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斯卡奇科夫(1892—1964)是东方学家、图书学、历史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出版专家，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俄关系和俄国东方学史。1930—1964年他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曾参加过卫国战争，发表著作三十余种。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书目。关于中国的俄文书籍和论文目录(1730—1930)》(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内蒙古(经济地理概述)》(莫斯科，1933)、《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的中国研究史》(莫斯科，1966)。《中国书目》一书涵盖了1730—1930年200年间俄国研究中国学的几乎全部论著目录，是研究俄国中国学史不可不读的重要参考书。斯卡奇科夫在这一时期还着手进行《俄国中国学史略》的写作，其初稿于60年代中期完成，后由他的同事和学生整理，于1977年出版。这是一部划时代的总结性著作，至今成为中国学家案头必备之作。此后苏联中国学史家尼基福罗夫和米亚斯尼科夫等又继续发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三、继续发展时期(1962—1991)。
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是苏联中国学停滞不前的时期，笔者认为，60年代后虽然受到了意识形态影响，但苏联中国学家对中国各种问题的研究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得到加强。
60年代起，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意见分歧走向破裂和冲突。由于中苏关系逐步冷却，两国的文化交流深受影响，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苏联中国学的继续发展，给苏联中国学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但研究工作并未停滞不前，因为论战无疑需要了解中国的各种情况。
该时期中国学的研究人员没有减少，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由译介经典著作、诸子百家到评论经典著作及作者等。在众多成果中古典诗词仍是译介重点，陆续出版的作品有：艾德林(1909—1985)翻译的《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诗集》(1978)、《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和《陶渊明诗集》(1975)；切尔卡斯基翻译的曹植的《七哀诗集》(1973)；戈鲁别夫译的《陆游诗集》(1960)、《苏东坡诗词集》(1975)；巴斯曼诺夫译的《辛弃疾诗词》(1961)和李清照的《漱玉词》(1974)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合集类的诗选，如艾德林译的《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巴斯曼诺夫泽的《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等。
小说翻译方面，既有旧小说和笔记(古文小说)，如吉什科夫译干宝的《搜神记》(1977)、李福清等译的《紫玉(中国1—6世纪小说集)》(1980)、戈雷金娜译沈复的《浮生六记》(1979)、费什曼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等；也有通俗小说(白话小说)，如帕纳秀克译钱采的《说岳全传》(1963)、石玉昆的《三侠五义》(1974)，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1983)，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合译的《今古奇观》(1962)等。此外，在1977年出版了马努辛译的删节本《金瓶梅》。有趣的是苏联也如同中国一样，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推广文学名著，在七八十年代出版了几种中国小说名著的节译本或缩写本，如《水浒传》(1978)、《西游记》(1982)、《三国演义》(1984)等，均是以50年代出版的全译本为基础作的删节。
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中国古今优秀作品被译成俄文出版，如《离婚》、《猫城记》、《白居易诗集》、《杜甫诗集》、《元曲》、《陶渊明和他的诗》、《闻一多生活与创作》及《中国古诗及民歌》等，这些只是众多出版物中的一小部分，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们继续从事中国学研究，他们培养的弟子也开始担当重任，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人员，如艾德林的弟子孟列夫和马尔科娃等。马尔科娃(1923—2001)是米亚斯尼科夫的妻子，精通汉语和英语，任远东研究所文化室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诗歌和中国知识分子状况，1945—1946年在军事外国语学院任教。她9次访问中国，与郭沫若、萧三、臧克家、翦伯赞等人是朋友，14次参加国外有关中国问题会议。她的主要作品有《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等。
孟列夫(1926—2005)于195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和敦煌学家。孟列夫整理和翻译了敦煌文献中的变文，并陆续出版了《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莫斯科，1963)，《维摩诘经变文·十吉祥变文》(莫斯科，1963)，《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整理并作序，1963)，《双恩记变文(敦煌写本)》(莫斯科，1972)，《妙法莲花经变文》(译注，1984)。还有一种形式是“宝卷”，已出版司徒洛娃译的《普明宝卷》(两卷本，1979)和古列维奇译的《百喻经》(1985)。
米亚斯尼科夫(1931—)是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苏联中国学史。他的主要著作有：《K.A.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共同校订，莫斯科，1958)、《1689—1916年的俄中关系》(合编，莫斯科，1958)、《驻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合著，莫斯科，1966)、《俄国档案中论述满族征服中国的文献(1618—1690)》，莫斯科，1966)、《今日中国》(合著，莫斯科，1969)、《17世纪的俄中关系：资料和文献》(合编，注释并前言，莫斯科，第1卷，1969；第2卷，1972)、《17世纪的清帝国和俄国》(莫斯科，1980)、《俄中界约勘注：俄中边界外交史(17—20世纪)》(1996)、《中国边疆形成史》(主编之一，2001)。米亚斯尼科夫多年研究俄中边界史问题，写成了专著《俄中界约勘注：俄中边界外交史——从17世纪到20世纪》。这本专著对中俄国家边界的形成这样敏感尖锐的历史政治问题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在国际汉学界，甚至在历史学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苏联中国学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基本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苏联中国学著作有四千多部，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也有少数学者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此，我们在研究时要认真分析。
责任编辑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