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信诈骗村的“故事”
公安部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四十余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
毕业论文网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石溪村，但你的手机或许曾收到来自石溪村的短信。
短信大部分内容是这样的：重金求子、亲人遭遇车祸、脑溢血急需手术等。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看到类似短信会一删了之，但石溪村人却靠着这种陈旧套路的诈骗手法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石溪村位于江西省余干县江埠乡，“诈骗业”早已名声在外，多次被公安部列为专案督办。
“白富美”落网 李树芳（化名）坐在凳子上，怀里抱着一个6个月大的婴孩，“他已经生病半个月了。
”李树芳说。
出生于***年的李树芳，是余干县江埠乡石溪村人，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
不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李树芳都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
这些，很难让人联想起她的另外一个身份―― 一位肤白貌美，丰满迷人，身材高挑的“白富美”。
当然，这只存在于电话的一头。
她软言细语，周旋于众多男人之中，想尽方法从电话另一头的受害者腰包里骗取更多的钱财。
因在哺乳期，她被取保候审。
作案人一般会声称自己是富婆，丈夫因年龄太大或者无生育能力，急需找一名健康男士帮助其怀孕。
而他们的诱饵是成功后的重金酬谢。
利用“富婆”的身份，从2015年1月份到11月份，李树芳已经从受害人那里骗取了将近20万元，这些钱来自安徽、江苏、云南等地。
如果不是在取钱的时候被警方发现，这个数目或许会更大。
2015年10月14日，正在巡逻的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乡派出所民警琚列武接到一起报案：在中国农业银行黄金埠分理处，有一对男女因银行卡解锁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形迹可疑。
凭着5年多的办案经验，琚列武下意识判断，这可能又是一起诈骗案。
这对男女，正是李树芳夫妇。
被抓住后，李树芳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说，他们都是从浙江来的生意人。
“他们本人与手中的身份证、两张银行卡的开户名都对不上。
”琚列武开始检查两人身上的物品，他发现了一把汽车钥匙。
琚列武拿着车钥匙回到银行门口，边走边试，最后在银行附近一个废弃的汽车站里找到了车。
在车子里，他找到了一本行驶证，照片正是李树芳的丈夫徐家力（化名）本人。
琚列武迅速调取了两张银行卡的流水，发现这张银行卡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汇款，少则几百，多则上万。
“她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按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给她打款”。
证据面前，李树芳承认自己正在从事“重金求子”的诈骗，并对每一笔流水账都供认不讳。
“是他们太贪心了” 李树芳依靠的作案工具只有三种，一只专门购买的魔音手机，可以变换男声和女声；一个从事诈骗所需要的剧本；转账用的银行卡。
“这些只需要200块钱。
她只拨了一个电话，“教材”就送到了村口，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男人将东西递给了她。
在余干，“重金求子”已经是产业链条齐全的行当，“有负责贴广告的，有专门打电话的，还有负责取钱的、送东西的。
”江埠乡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
而围绕石溪村，周边地区已经聚拢形成了余干“重金求子”的诈骗重灾区。
自2010年至今，余干总共抓获了三百六十多名“重金求子”的涉案人员，其中二百多人来自石溪村以及与它相邻的团林李家村，诈骗受害者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区。
在这里，诈骗已经成为一种好的“活计”。
“有的人相亲，会问对方是做什么的，如果对方说是诈骗的，那这门婚事竟更容易成了。
”一位江埠乡的大学生说。
那时，琚列武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
“我当时在街头看到很多重金求子的广告，那时没有留意，但回来发现，很多都是我们余干人贴的”。
与其他的电信诈骗案一样，重金求子诈骗案的作案者和受害者大多是跨区域的，二者不会产生正面接触，不在同一地区，受害者就无法提供犯罪嫌疑人特征等相关资料。
也正因为如此，公安机关一时难以确定具体的侦查范围与方向。
李树芳诈骗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支付了500块钱的群发短信费用后，她开始收到来自各地的电话。
“作案人借助手机网络、伪基站进行群发，一分钟可以发送6万条诈骗信息。
”一位民警说。
短信的内容大致为：本人，女，30岁，身高1.65米，肤白靓丽，嫁香港富商，夫无生育能力，眼看雄厚资产无后继承，为避免纷争，借探亲之机寻找体贴、健康、品正的男子共孕，通话满意，将汇定金30万元，安排住宿见面后，体检签约，有孕重酬150万元。
刚开始的时候，李树芳也会有点担心，但是随着聊天的增多，她变得游刃有余了。
按照手里的剧本，在男方提出见面后，李树芳会向他提出第一笔费用，即诚意费，这发生在两人开始聊天之后。
一般来说，这个金额不会太多，一般为200—300元。
开了这些头之后，相继的费用也随之而来。
两人在一起生子的公证费、同居费和打定金的手续费，各种名头一环扣一环，只是为了从受害者口袋中捞取更多的钱财。
在索取公证费的环节中，为了让受害者相信，还会有一个律师的角色跟其进行沟通。
根据银行流水显示，李树芳最多的一笔钱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位名叫韩坤（化名）的农民，金额接近6万元。
从2015年6月初最初的两三百元开始，到7月底，李树芳一共从他那里收到了十多笔汇款，单笔最高的超过万元。
“当我们带着材料去找韩坤的时候，他不承认自己上当了，他主要是害怕家庭受到影响。
”余干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时兴国说，韩坤的妻子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儿子在外面打工赚钱，被骗的这些钱对他们来说是救命钱。
“我就说了一两句话他就相信我了，是他们太贪心了。
” 李树芳并不关心被骗人到底是谁，又遭遇了哪些变故。
不断壮大的诈骗圈 在江埠乡副书记邹国富看来，石溪村的诈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说，一直以来，石溪都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子，“田比较少，加上道路不通，勤劳致富也没有好的办法，人一穷，歪门邪道比较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吴明读初中时就开始听石溪村的同学讲村民出外搞钱的故事。
最早的诈骗手段是“套铅笔”，骗人者拿出两支铅笔，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铅笔上，并用皮尺将两支铅笔缠在一起，由围观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铅笔上。
猜对者赢钱，猜错者输钱。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小魔术的手法，变换全在皮尺的缠绕方法上，骗人者可以根据场景来随时调整。
“换句玩笑话，这还算是靠手艺吃饭。
”民警时兴国说。
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流动初现高峰期，石溪村的村民也开始纷纷出外谋生。
余干县紧邻福建，福建就成为村民外出的首选。
而此时，福建就已经是诈骗高发的区域，不少村民也因此受影响。
1990年后，“手艺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为诈骗。
石溪村的人开始扔假金戒指，骗捡起“金戒指”的人。
为了让人相信，金戒指外面会包着一个喜帖或者几张看起来有用的票据。
一旦有人捡拾起来，就会出现一名“分赃者”，接下来，分赃、要钱抵押等。
直到现在，扔金戒指的骗术依然猖獗，石溪村可谓是这一骗术的“引领者”。
吴明犹记得，当时石溪村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嫁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带动全家搞诈骗，然后慢慢传开，“如今，整个村子很多人都在做这个。
”吴明说，村里人经常边打麻将边打手机。
在吴明的村子里，对于上钩者，他们一律称为“猪”，而将骗人这种行为称为“杀猪”。
在当地，能骗人者被视为“聪明人”。
为了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村子里甚至有人专门安装了pos机，用以套现。
一个小村子是藏不住事情的，套现地成了村里的信息源，谁家骗了多少，很快都能从这家传开来。
于是，诈骗从石溪村开始蔓延到周围的村子，进而辐射到临近的几个乡镇，如洪家嘴乡、三塘乡。
余干的诈骗气候开始受到外界关注是在2000年左右，此时正是电信诈骗开始在全国蔓延的时候。
当时，诈骗术也再次升级。
在全国各地的列车上、汽车站、火车站，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随处可以看到余干人的身影。
在这类骗术中，诈骗人冒充医务人员，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属将所谓“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
2003年，在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后，江西省有关部门和上饶市有关方面联合余干县，迅速成立“6?14”专案组，派出十余名便衣民警前往案发较为猖獗的广州、武汉、福建、金华等地火车站，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进行秘密侦查。
目前已经是余干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的刘玮明当时被派到上海，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当地公安搞宣传，“我们是告诉火车站、汽车站附近的人群不要相信和上当，这些都是余干人干的”。
后来，有脑溢血诈骗案的主犯被枪毙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余干县城。
然而，震慑力显然没有保持多久，诈骗开始死灰复燃。
“他们能说会道，家里人也多，自然赚的也多。
”吴明说，不少村民在“猪”上钩后，没有把握，都会去找村干部帮忙。
当然，这需要从诈骗所得款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提成。
公安部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四十余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
而在2013年，电信诈骗案发案就已达三十余万起，群众被骗100亿元。
诈骗人员“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让时兴国震惊，他曾经审讯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小学三年级文化，连拼音都不会，但跟别人打字的时候从来不会有错别字，“他们肯钻研，会买手写板，甚至买字典，一点点查拼音。
” （摘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