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
内容提要 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强调“以苏为鉴”和“第二次结合”为标志，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课题，但后来在工作中逐渐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严重曲折。邓小平通过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吸取苏共垮台的教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和成功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不断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進。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0—0016—07。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总结新中国70年来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望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产生了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从“学习苏联”到 “以苏为鉴”，从“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到“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历经艰难和曲折，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和成功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一、以强调“以苏为鉴”和“第二次结合”为标志，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课题。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通过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没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中国革命付出了血的代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刻总结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而付出惨重代价的沉痛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结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基本历史前提。
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新中国外交战略不得已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背景下，向大力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自然选择和共识。毛泽东在1953年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讲话中明确指出，由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够，必须“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刘少奇也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善于向苏联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这样，新中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说基本上是效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进行的。应该说，正如苏联模式对苏联曾经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一样，我国也正是通过学习并效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在短时间内把一切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迅速地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工业、国防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一模式作为以权力高度集中、排斥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战时体制，虽然在实现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集中方面是高效的，但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在调动生产积极性、改善民生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弊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模式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震动，引起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思考。据毛泽东的秘书吴冷西回忆，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其主持召开的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所造成的积极影响就是“揭了盖子”，认为“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④⑤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15、23～24页。过了一周，即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其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实际而不是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④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就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的思考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他明确指出，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中最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即：“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⑤至此，毛泽东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为鉴戒，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中国大地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最直接的历史背景和最深层的原因。在《论十大关系》一开篇，毛泽东直奔主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出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以苏为鉴”像一根红线贯穿《论十大关系》全文，体现在十大关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论述每一对关系的时候，都以苏联的教训作为反面参照。比如在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时候，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⑦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时候，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太苦”;②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1、42页。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时候，要求“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②等等。在论述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对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和文章开篇“以苏为鉴”的主题相呼应，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③毫无疑问，《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之作，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成功结合，不仅涉及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还涉及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客观判断。由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工作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又与长达十年的中苏激烈论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偏离，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脱离实际的认识和探索不仅没有被及时纠正，反而走向极端。比如，针对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责，毛泽东强调“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1页。特别是，由于苏共二十大后我国国内也先后出现罢工、罢课等游行示威和右派向党的进攻，再加上中苏之间越来越激烈的论战的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一改党的八大做出的“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341页。的正确判断，错误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06～607页。党在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出现的严重偏离，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已经失去了客观的国情依据，刘丽琼：《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理论视野》2009年第11期。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严重曲折。
二、邓小平对苏联模式、苏联道路的反思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果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关键人物则是邓小平。正是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模式、苏联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吸取苏共垮台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和成功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和他独特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是指他曾在1926年也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最后一年来到莫斯科学习，切身感受到苏联模式形成之前的新经济时期的俄国经济是怎样充满活力。二是指他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参加了苏共二十大，还自始至终参与了中苏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并在十年间先后七次访问苏联，因而对苏联模式的症结、僵化过程和改革波折有着直接的感受。三是指他曾被下放到江西过着和普通老百姓同样清贫的生活，深切感受到中国搞了几十年、实质上仍然是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还非常穷，这种模式下的人民生活还非常苦。邓小平此三种独特的经历使得他比别人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实质上是苏联模式）的弊端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和更为深刻的反思。所有这些都成为邓小平带头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思想前提。王东：《系统改革论——列宁遗嘱，苏联模式，中国道路》，吉林出版社，2014年，第379页。
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邓小平最英明最伟大的决策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促使他做出这一伟大决策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他长期以来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深刻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之前的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就在听取黑龙江省委书记汇报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从总的情况来说，我们的国家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学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总的来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要求”。《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这里，要对我国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91～292、139页。毫无疑问，“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过去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直接、明确的否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在经历严重曲折后又重新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飛跃的号角吹响了！
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又常常和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如何对待苏联模式和苏联道路的反思联系在一起。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谈到中苏十年论战时，提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最为深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即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④这里，邓小平强调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中寻找答案和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而必须结合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以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到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且提到的两个正反参照系都和苏联经验教训有关，即“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⑤这里，被邓小平充分肯定的是列宁时期推行的鼓励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市场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经济政策;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但却由于苏共拒绝变革越来越走向僵化和失去活力的苏联模式则被邓小平视作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反面参照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2年春，在苏东共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国内改革开放也出现姓“资”姓“社”困扰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在这篇被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中阐发的很多理论观点，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同时也和他对刚刚红旗落地的苏联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密不可分。比如南方谈话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9、375页。不坚持社会主义，显然指的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错误，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必须说，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正是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在苏东共产党纷纷垮台的大风大浪中能够保持定力，得以在正确的航道上破浪前行。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中右的倾向反复强调、一以贯之的思想。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他的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针对国内外某些人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质疑声，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8页。“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针对的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固化苏联模式的“左顷”僵化而造成的局面。在邓小平眼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的正是先“左”后右的死路。正是出于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④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探索出了一条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和成功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