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建国后我国社会救助理念的嬗变
[论文关键词]社会救助；理念；权利 [论文摘 要]我国社会救助史以90年代为转折点分为传统社会救助阶段和现代社会救助阶段。
传统社会救助阶段，坚持个体归因性贫困观、施恩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特殊主义；现代社会救助阶段，坚持社会归因性贫困观、权利本位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普遍主义。
社会救助制度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1]。
我国社会救助历史悠久，然而，对致贫原因所持的观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责关系等社会救助的理念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质的差异，以90年代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为转折点，我国的社会救助史分为传统社会救助和现代社会救助两个阶段。
我国的社会救济制度是在50年代形成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以“低收入”为前提实现了城镇人口的“普遍就业”，而就业又与政府包揽、企业包办的保险福利制度相联系，所以，社会救济只对极少数保险福利制度“漏出”的人而言的，其重要性无从谈起[2]。
在城市贫困问题发展的初期，中国政府并没有考虑到创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政策作为长久的应对措施，而是习惯性地采用了“搞群众运动”的临时性补救措施，不够规范，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这种观点认为人都有同样的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陷于贫困，那肯定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个人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因素、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不良生活方式、家庭环境等[3]。
个体主义贫困观在西方颇为流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既然自由的市场机制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机会，那么不能获取这种机会的责任只能在于个人而不在于政府管理者”[4]。
贫困被归因于个人的懒惰与无能，济贫措施都带有惩罚与歧视性质。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劳自立、勤俭持家，一个人的贫与富完全是自己个人或家庭的事，直到今天，这种个体主义贫困观仍有相当的市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依然深入人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仍然是人们教育子女的常用警言。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社会救助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是对穷人的一种施舍和恩赐，其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精神。
实际上，施恩论是个体主义贫困观的逻辑发展，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体现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道性和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助共济性。
那种建立在怜悯和同情基础上的社会救济，实施者和受惠者是不平等的。
实施者以仁者自居，总带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是在做好事。
受惠者显现一种感恩戴德的欠情心态，缺失自尊、自强、自立、自主的精神，其中一些人慢慢地演变成被动的等、靠、要的惰性，使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传统社会救助阶段政府救济带有某些施舍、爱心、同情的属性，典型表现是“节日问候，平时不管”，由于仁慈具有非约束性、等级次第性并带有施舍色彩，存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救助是自发的、无序的，慈善虽然是一种善心，是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为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5]。
这种随意性很大的道义性救济，对大量贫困人口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承担最后一道防线的安全网重任。
社会救济在思想上主要源于仁政论和道义观，社会救济主体关系上，非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道义上的施恩、受惠关系。
即政府非法定社会救济义务主体，低收入者非法定社会救济权利主体[6]。
各级政府面对大量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没有统一的标准，多采取临时性救助措施，救助程序无明确的法律规制，操作起来只能采用特殊主义规范。
根据施恩论和关怀论，“恩”可以施给你，也可以施给他；可以关怀甲，也可以关怀乙。
在救济对象、救济标准的制定、以及救济程序的操作化方面趋于随意性，缺少稳定性、规范性和法律约束力，这与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社会救助制度相比，具有质的差异，这种社会救济操作上的随意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慈善和道义思想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