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辩证逻辑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进
摘要：全国辩证逻辑2005年学术研讨会于11月6日～8日在桂林召开。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研讨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辩证逻辑的新进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辩证逻辑与悖论研究的关系，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辩证逻辑与中医理论，辩证逻辑形式化。辩证逻辑学界的思想火花闪烁不断，这标志着在2005年，辩证逻辑研究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进。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2—0108—05。
全国辩证逻辑2005年学术研讨会(与“思维科学”学术圈相联合)于11月6日～8日在桂林召开，由广西师范大学承办。在这次会议上，辩证逻辑界元老学者李廉、马佩、彭漪涟、张巨青诸位先生的出席给晚辈学者极大的鼓舞。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写会议报道，而是想借此机会从自己的视角选择国内辩证逻辑界新近某些重要进展和重要观点进行评述。
悖论研究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是辩证逻辑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桂林会议上，张建军题为《广义逻辑悖论研究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报告中涉及这一课题，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关于“广义逻辑悖论”与“悖论度”；二、关于“RZH解悖标准”及相关问题；三、关于悖论研究的社会文化功能。
在本报告第一部分，张先生仍坚持认为悖论定义所含的三个结构要素为“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精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和“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他采用经过辩证阐释的情境语义学观点，认为悖论实际上是一种语用现象，它总是相对于一定时代的背景知识而言的。恰恰是有毛病的背景知识却又得到公认、得到默许，正是这种“公认度”决定了其“悖论度”。张先生这一理论不仅抓住了理解悖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与要害，而且很自然地引入了某种把握悖论的尺度与量化标志。
在本报告第二部分，张先生则进一步点明了他的悖论研究与辩证逻辑的直接联系。他指出，按照赵总宽在《逻辑学百年》一书中所述，国内的辩证逻辑研究(包括它的形式化表述)有强纲领与弱纲领之分。赵总宽所倡导的强纲领着重于“保留或承认(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以及合取合成规则、邓斯—司各脱规则等经典逻辑规则的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1]。而笔者所主张的弱纲领则认为，在新的辩证逻辑中，经典逻辑的核心规律(如矛盾律)及相关重要规则(如司各脱规则)可以弱化或者其普适性可能受限制”。张建军先生是强纲领的支持者，他认为强辩证逻辑与RZH解悖标准(即罗素、策墨罗及哈克三者观点的整合，它以“足够狭窄性”、“充分宽广性”与“非特设性”为三个基本要素)在研究道路上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无论在辩证逻辑研究或是悖论研究中，他都追求一种“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辅相成的新型逻辑系统；而经过辩证阐释的情境语义学，当处于这种新逻辑的轴心”[3]。在张建军先生那里，对悖论中所含矛盾的辩证分析，与精确的语义分析及逻辑分析从来就是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而决不是相互冲突的。
在本报告第三部分，张先生提出了社会生活中的“类悖论困境”概念，指出悖论度的反面即和谐度。逻辑悖论研究中的许多解悖方案都会对消除社会中类悖论困境、建构和谐社会有启示作用。
其实，早在1987年笔者就认为，“悖论问题对推进辩证逻辑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悖论背后总是有某种辩证矛盾隐蔽地在起作用。但悖论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它背后的辩证矛盾”[4]，“进一步说，悖论中的形式矛盾被澄清的过程，也就是悖论背后的辩证矛盾被理解的过程。对于悖论结构的精细的逻辑分析，不仅不妨害辩证逻辑，而且是有益于辩证逻辑的”[5]。后来，笔者又在拙著《解罗斯悖论之谜》一文中，把悖论比作“思想的铲子”，明确指出“悖论具有挖掘背景知识中错误预设的方法论功效”[6]。另外，笔者在另一拙著《观察与实验》一书中借助于物理学中的佯谬(Paradox，悖论、悖理)和理想实验反复说明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在以上观点上，笔者与张建军先生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他坚持矛盾律的普适性(强纲领)，而笔者却主张矛盾律可能弱化(弱纲领)。其实，在笔者眼里，强纲领与弱纲领之间的差别可以借助于对应原理，通过“极限过渡”、“渐近一致”而加以消解。
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向，是辩证逻辑界所应当关注的极有发展前途的一个研究方向。
现在“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这两个专业委员会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交叉重叠的，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的“科学逻辑”本身就是“辩证逻辑”母体所下的一个“金蛋”。为什么这样说呢?。
渊源从1982年8月全国辩证逻辑的昆明会议开始。辩证逻辑元老之一的张巨青先生，又是国内科学逻辑的“始作俑者”。在他的精心策划下，“科学逻辑”小型会议作为昆明辩证逻辑会议的“随附现象”顺利进行。他在小会上的三场报告，凸显了新颖的科学逻辑的研究纲领，阐明了科学逻辑与科学哲学的紧密联系，以及科学逻辑在逻辑领域中的特异性。这就是日后《科学逻辑》一书的主心骨。张巨青先生所带领的学术共同体，从一开始就具有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两种成分交叉渗透的性质。1984年由他主持编写的三本书同时出版——《科学逻辑》、《自然科学认识沦问题》(这本书可以看做对科学逻辑所涉及内容的辩证哲学再解释)、《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论文集)》，这件事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个共同体的纲领性思想中的科学方法沦／辩证逻辑两重性。笔者认为，1989年张先生所主编的《辩证逻辑导论》一书则使科学方法沦与辩证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正式定型。
笔者个人认为，鉴于现代自然科学前沿的新近成果、社会进步、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目前对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最有启发价值的领域集中在：(1)博弈论即对策论(尤其是经济博弈论研究)；(2)复杂性系统方法论；(3)量子力学哲学(略)。
博弈论的辩证逻辑解读。博弈论的科学方法论性质、功能及价值是明显的，近年许多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同时又是博弈论专家。博弈论与矛盾分析法具有天然的联系，200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译著就叫做《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Game theory：Anal)sis of Conflict)。笔者也曾在拙著《非形式对策论的“矛盾逻辑”解读》”和《经济博弈论：经济辩证逻辑的一个新类型?》(2001年11月全国经济逻辑天津会议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对策论化的辩证逻辑模式。对策论是研究冲突局势下最优策略的形式理论，它为分析竞争与协同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可操作的结构模式。正因为对策论能用简明而严谨的形式结构来刻画相对复杂的逻辑思。
想，所以它具有明显的逻辑、方法论功能，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也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现在，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这里所涉及的“逻辑”实际上已经不是普通逻辑，而是“矛盾逻辑”或者说是辩证逻辑了。笔者在文中采用解释学观点，使对策论与辩证逻辑互为文本与解读者。一方面，辩证逻辑学者用矛盾分析的眼光来理解对策论文本，从而开发了文本原作者本来未曾意识到的潜在的辩证内涵，同时在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反过来用对策论眼光来解读矛盾分析法．使其分析程序变得具体化、形式化和类型化，也即因对策论各类型的结构模型而变得更有可操作性，从而使经过重新解释和理解的对策论成为辩证逻辑程式化的一个新类型。这样，对策论学者与辩证逻辑学者，通过相互对话、解释与理解，互通有无，达到新的“视界融合”，占据更高的制高点，望见更远的地平线。
在这次桂林会议上，有一位广西学者(很抱歉忘了大名)独立地提出了博弈论可以与辩证逻辑互为解释的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着实让笔者兴奋。另外，笔者还认为，不但博弈论可与辩证逻辑互为解释，而且科学逻辑与辩证逻辑也可结合。对于这一主张笔者已在拙著《古典经济学纲领与经济学革命的来龙去脉——用经济学方法论做辩证分析》(发表于《经济评论》2004(4))和《对西美尔<货币哲学>的一种辩证解读》(发表于《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4·货币哲学专辑)两文中予以提出。
复杂系统方法论与辩证逻辑。在辩证逻辑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老会长汪馥郁的讲话，笔者至今记忆犹新。他曾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关注并努力发掘复杂性方法论中的深刻辩证逻辑内涵。近年，笔者多次参与颜泽贤、张华夏教授所领导的复杂性方法论讨论班的活动，因而对前沿动态比较了解，在讨论班内如非线性、随附性、突现，“非迭代模拟不可推导”、下向因果性等概念几乎成了口头禅，耳濡目染下，笔者对这些概念所包含的辩证哲理也算有了少许体验和领悟。没想到在这次桂林会议上，后起之秀罗曼予同学(她是尹鑫教授的硕士)竟会那样大胆而有超前意识，把关于复杂性思维的辩证理念，用于建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和谐的新广西。她的报告标题是《复杂性思维与构建和谐广西》。笔者认真聆听之下，发现她居然能用简捷的方式抓住复杂性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井用明快的语言加以表达，还要联系实际加以应用，着实是后生可畏，令人欢喜。
在桂林会议上，笔者本人的报告论文是《邓小平的“经济学不等式”与两重性(辩证)逻辑》。笔者的主要观点是，“两重性逻辑”(dialogic)是当代复杂性方法论创导者之一的法国学者莫兰(E．Morin)在其《复杂性思维》(2005年3月，长沙国际会议论文)一文中所提倡的新概念。所谓“两重性逻辑”的原则是指，把表面上应该互相排斥的两个对立的原则或概念联结起来，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和对于理解同一实在是缺一不可的。莫兰引用玻尔的话来说：“一个平庸的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是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
在经济学中有两个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就是：(1)资本主义混同于市场经济；(2)社会主义混同于计划经济。当然这种混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市场经济”理念原本是一个深刻的真理，然而“市场经济”作为成熟形态在历史上的出现却是与资本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到了马克思强有力的批判(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这个词)。“社会主义”理念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然而“社会主义”变为社会现实却是与计划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苏联)。于是，这两个深刻的真理不幸陷入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两个著名不等式，一下子解构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两大经济学教条，在实践中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在两个经济学不等式基础上，借助于两重性逻辑，通过辩证综合产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在我国实现马克思政治理想最佳可行的通道就在于邓小平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可是现在仍然存在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借划清姓社姓资的名义指责当前市场经济一无是处，其实那只是在名义上而决不是在实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对于我国现行市场经济好的政策措施及其实际收效，有人却按“资本家逻辑”加以解释和理解，把功劳记在“资本主义”和“私有化”头上。此两者都没有摆脱”计划二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教条，都没有理解邓小平关于经济学不等式与“两重性逻辑”的深刻意义。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在表面上似乎应该互相排斥的对立原则或概念联结了起来，整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名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所做的艰辛而深刻的批判改造工作那样。这就使得两个深刻的、对立的局部真理整合成一个更深刻、更精辟、更完善的真理。“两重性逻辑”无疑是辩证逻辑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
三。
中医理论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另一个受关注的焦点。在桂林会议上，任秀玲女士的报告论文《中医理论是辩证类推逻辑体系》，旨在突出中医逻辑体系的辩证性质。她指出，中医理论是以“阴一阳”这种辩证矛盾的概念、范畴形式为逻辑开端，以阴阳学说的对立制约、依存互根、消长转化、动态平衡为对立统一思维律，把握人体生命运动中的不同方面(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不同层次(精，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天人)、不同阶段(生、长、壮、老、已)的矛盾运动变化规律，规范、推演的是一个逐级矛盾(阴阳)分析式的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在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指引下，通过“以形正名”形成类概念(包括证型、典型模式)，通过“取象比类”进行归类判断，由将新案例代人典型模式，推测出未知，从而完成了由现象把握本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认识过程，也使中医学能够透过现象抓住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并最终构筑起中国人特有的富有朴素辩证逻辑意味的医学理论体系。
按照任女士的考证分析，春秋战国之交至秦汉之际，诸子百家都十分重视对“类”范畴的研究，并将墨家以“类”概念为核心的类推逻辑思想体系，作为重要的方法加以运用，这也正是《黄帝内经》能自觉地运用类范畴和类推逻辑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氛围。
中医学擅长于对生命现象进行细致的观察、鉴别、选择和归纳，在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四时等理念的指导下，经理论的渗透而获取典型事实，并依据不同症候划分出特征性类型或模式，最后起个恰当的名称，这就是所谓“以形正名”。各种“症候”名称，如“肝气郁结”、“脾肾阳虚”等都是对某种总疾病状态表现于外的症状、体征进行规范总结，从而形成的病理类概念。如果说西方人(西医学)擅长于分析性的知性思维，那么古代中国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则以形象类比与朴素辩证思维的巧妙结合为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