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不净的牛圈写不完的阿Q:扫不完的落叶
瓜田，即李下，1945年5月生于辽南下仙峪。
大学毕业后，被分在辽宁盘锦做教师，后来又在营口市卫生部门搞宣传。
1978年9月被调入北京某理论刊物当编辑，2005年退休。
出过几本小书（有幽默研究，有文艺评论，还有五六本杂文集），也编过一些丛书，但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动静。
但本着契诃夫同志“大狗小狗都要叫”的精神，也不时地吠上几声。
虽声音沙哑，既不能娱乐大众，又吓不退小偷，可还是积习难改，自得其乐。
后来发现，若是全村的狗都在叫，人们也会从窗口探出头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犬吠之用岂可小觑？ 本期《杂文选刊》下旬版推出了三篇写阿Q的杂文。
编辑说：“您是《100种阿Q》的编者，请为‘写家实验’栏目写几句话。
”我就在此说说杂文与阿Q的缘分。
十年前，我编了一套“众生相”丛书，共计五本，有《100样活法》、《100次尴尬》、《100个说法》、《100副嘴脸》，还有一本，就是《100种阿Q》了。
我当初想起把关于阿Q的杂文汇编成一本书，是因为这个题目对研究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有点意义；还有一点，事有凑巧，同事朱铁志先生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这便使我编这本书格外省事。
我在编书缘起中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面世以后，阿Q作为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一个典型，为世人所熟悉。
“阿Q”二字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能从阿Q这个人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正如何满子先生说的：“我想不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人物能有阿Q那样巨大的概括性，把几亿人都涵盖进去。
几乎每个中国人，你，我，他，都有阿Q的灵魂的因子。
”鲁迅笔下的阿Q，胡乱地“革”了一阵子“命”，就被人家给“正法”了。
阿Q并没有绝迹，七十年后的今天，形形色色的阿Q仍然在全国各地优哉游哉地活动着，那些令人讨厌的劣根性，改变不是很大，在有些人的身上，不仅没改，反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又繁衍出许多新的花样，其丑恶和猥琐，令老阿Q望尘莫及。
这又验证了鲁迅先生的话：“……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
”《100种阿Q》撷取当代各地阿Q的不同侧面，以展示阿Q的顽强生命力。
读者看看当代的阿Q们的表演，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当有更深刻的认识。
以上这些话，至今看仍不过时，相信再过一百年，也仍有强调的价值。
阿Q的精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当然也不要企图在短时间内就把它消灭。
验诸我们自身，清理掉阿Q的痕迹又谈何容易。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奥吉亚斯牛圈”，是世界上最脏的地方，但英雄赫拉克勒斯有办法。
他引入河水，据说一天就把牛圈冲干净了。
清理我们民族基因中的阿Q精神遗产，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我想出个题目，就叫“扫不净的牛圈，写不完的阿Q”。
此次推出的三篇拿阿Q说事的杂文，各有自己的路数，各有自己的所指。
朱健国的一篇，是说充斥着阿Q的国度，也只配秦始皇来统治，一切都是配套的。
这是老黑格尔的观点了。
王春瑜先生是历史学家，他驾轻就熟地从史书中找到了古代阿Q的种种可笑表现，有力地证明了阿Q精神的源远流长。
杨学武的一篇，则抨击了现代阿Q借改革之机大捞好处的丑恶行径。
前些日子，到绍兴参加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对绍兴人的生意经佩服得五体投地。
鲁镇的街头，假洋鬼子拄着文明棍神气活现地散步，祥林嫂挎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有一只小孩的鞋。
她边走边说她的阿毛是如何的听话，没想到狼这时候会到村子里来。
而阿Q则挥舞着旱烟袋，逢人便抱怨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赵老太爷不让他姓赵。
鲁迅小说人物在旅游点的表演，给游客增添了不少乐趣。
审判和枪毙阿Q的短剧，更是让游客大饱眼福。
当然，这些是旅游局搞的噱头，可以一笑了之。
但阿Q仍在我们周围满地乱走这一事实，就让我们笑不起来了。
我们还得继续与阿Q精神作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阿Q必然要有新的表现，杂文家们也在锲而不舍地试图反映这些新动态，但我们发现，表现阿Q新行状的杂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缺乏新意。
如果一篇文章都是老套，谁还喜欢看？当然只能打瞌睡了。
杂文家确实面临着推陈出新的严峻挑战。
但愿大家都能有所突破，攀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