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 [从抒情冲动到经验秩序]
周易的诗集《凭空生长》由四卷组成,依次为“曾经陨石如雨”、“金色蜜蜂”、“风的孩子”、“吹笛子的人”。
虽然这种排序方式未必严格依据写作时间的先后次序,但可以肯定,作者的用意在于借此展示其创作取向和诗歌理念的嬗变过程。
这一嬗变的意义其实并不仅限于作者个人,而是具有广泛的审美共通性。
先看看卷一,“曾经陨石如雨”: 今夜我坐在雨水里 我坐在雨水和不朽的泪水里 我坐在回忆和苦难中 情人的苦难,今天和昨天的苦难 我的骨头背向黑暗和流水 发出一声碎心的、惊马般的长鸣 ――《今夜我坐在雨水里》 一时间悲喜交集、爱恨交集 我突然放声痛哭 不屈的姐妹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骨肉的姐妹,一脸彩云和雨水 遥指冰冷的家园 ――《大喜大悲之后》 火的旗帜,旗帜上的火焰 一千杯浓稠的血浆不能完成那庄严的献礼 一千种赤诚―― 那就让我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品吧! 这个世纪的祭坛 需要众多的牺牲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火之旗》 作者生于1961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可以想象,他在从事诗歌创作之初,必然曾经受到朦胧诗群体的巨大影响。
当然,在今天看来,朦胧诗的主要特征并不是“朦胧”,而是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抒情冲动。
收入“曾经陨石如雨”的诗歌无疑也分享了这一特征。
但抒情冲动更多地是属于“诗人”而非“诗”之本体,诗的本体魅力归根结底来自一种脱去一切矫饰、直指人心的力量。
从卷二“金色蜜蜂”开始,作者以“稚拙”的手法探索诗之本体,这一探索绝非“凭空”,而是直接有意识地“误读”和“改写”前辈大师们的作品――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与焦虑》一书中所指出的,对经典作品的“误读”与“改写”几乎是每一位后来的诗人抢占审美制高点的必由之路。
夜半时候,阴雨天气。
北方的小镇,曲里拐弯的巷子。
店铺和人家已经熄灯,四周一片黑暗,空无一人。
青石的路面,忽高忽低。
我嘴上叼着一根烟卷,悠闲地散步。
如果遇上打劫的,我该怎么办?心里发怵,我不由地加快了步子。
“嘿,兄弟!”忽然传来一声喊,嗡声嗡气的。
一个高而粗壮的黑影,像铁塔一般的压过来。
我应该叫喊求救,或者拔腿便跑,但奇怪的是,那一刻我好像生出了“勇敢的心”,竟然迎上前去。
――那人要向我借火。
我把打火机递过去,他打着了。
当他的脸靠近火苗时,我又一阵惊恐:那是一张毛烘烘的、野性十足的脸,棱角分明;右颊上有一道明亮的刀疤,从颧骨延伸到嘴角。
我还注意到,他的左手有三根指头只剩下了半截。
这个暴徒,该马上下手了!我暗暗地想,越想越害怕。
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他把打火机还给我时,甚至还捎带了一句“谢谢”。
我继续散步,走出十几步远,回过头,想看看那人是否已经离开,却听见了一个声音:那个人正在低声地抽泣…… ――《借火的人》 上文容易使人联想起帕斯的散文诗《蓝眼睛》,两者的情境确实非常相似,但不可否认,作者进行了成功的改写,保留了悬疑色彩,但消解了荒诞。
此外如《白色鸟,白色的浆果》之于亨利・米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谋杀》、《鞑靼人与哈里发》之于博尔赫斯,《诗人叶芝》之于叶芝,都可谓脐带未剪而自具新声。
当然,这样的作品只能代表诗人的一个过渡阶段。
因为它们无从彰显诗人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性,顶多呈现了一个静态的、作为观照者的主体,和“曾经陨石如雨”中的奔放恣肆的抒情气质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卷三“风的孩子”恰恰是对卷一和卷二的综合。
一方面,卷一过于主观性的抒情冲动有所减弱,客观性的意象大大加强了,在词汇的层面上就是形容词锐减、名词(尤其是指称具体事物的名词)锐增;另一方面,卷二的“误读”与“改写’’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者本人的气势笼罩全篇,真正做到了“旧瓶装新酒”。
老虎!老虎!――我这样大呼小叫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在亚热带,在丛林中的某一片空地 我将与你邂逅,与你凌厉的目光温柔地对视 老虎!老虎!山中没有告别之宴 斑斓褪去了,力量在尘埃里消耗殆尽 远处有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不是你的骨头 你是一张纸,被恶人的手指轻轻捅破 六月是狗的日子;狗日的黑夜 掩护七月的硕鼠爬进家门 八月之初穴中之蚁群起出动,笑傲阁楼 老虎老虎,你浪得“王中王”的虚名 老虎!老虎!为何当我孤独的时候 又想起你这山中猛兽? ――《老虎!老虎!》 这首诗显然脱胎于布莱克的《老虎》,但作者引入“硕鼠”和“穴中之蚁”的意象,从而具备了锐利的现实感。
又如《风的孩子》一诗的最后一节: 窗户与眼睛,铜钟与耳朵,人与蝉 在高树上谛听,在广场上谛听 吹吧,风的孩子,从边缘地带向人口众多的 中心城市 风的孩子!司秋之神已降临 吹吧,以你无孔不入的精神 ――我的心啊,我的花儿啊,长久地暴露在外 风的孩子走得很远,她们走得更远 不难看出此诗与里尔克的《秋日》之间存在隐秘的精神联系,但作者将里尔克的喁喁低语一变而为昂首嘶鸣,尤其是那句“从边缘地带向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可谓一语破的。
但在这一卷里,作者依附既定象征体系的地方还嫌多了一些,诸如这样的诗句:“太平洋上方的七颗星辰/像家园苦难的影子,像忏悔者心灵的影子”(《太平洋上方的七颗星辰》);“我看见河畔草青青。
我看见/众多的灵魂被日子蒸发/只剩下一串简单的符号/飘浮在水面上,像黑色的蝌蚪”(《无霜的冬晨》);“今夜纯洁的荷花/端坐于宁静的池塘/荷花荷花,所有拥有这名字的女儿/今夜重新做一回新娘”(《南风》)――它们美则美矣,却并无“陌生化”的审美冲击力,因其本质上游离于作者真实的个体经验之外。
这一缺憾在卷四“吹笛子的人”中得以弥补,作者令人欣慰地回到了鲜活的、不可替代的个体经验,通过诗歌形式的力量建构经验秩序。
我的父亲 把一张网撒向河面 我的父亲瘦削而黑 像生锈的铁 我提着竹筐,在岸边 拣父亲扔上来的鱼 我看着鱼们不住地挣扎 死亡,然后被风吹干 ――《父亲与网》 老祖父出门看天 老祖母无意间跌进陈年琐事 口中默念着:槐花,槐花―― 那时节,黄金的光泽大片地剥落 ――《槐花》 农历逢单的日子我吹箫 逢双的日子吹笛子 月落时吹箫,日出时吹笛子 许多念头就这样过去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的内心 充满无限的怀恋与忧伤 ――《笛子与箫》 这些诗歌所建构的经验秩序,显然源自对往昔家园生活的记忆。
作者终于由此获得了某种近乎永恒的秩序感: 比鄂尔多斯更远的 是水草和格萨尔王的眼睛 比格萨尔王的眼睛更远的 是无从收拾的羊圈 ――《鄂尔多斯》 (《凭空生长》,周易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8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