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里只有念念不忘,没有回响

毕节是贵州省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几年前，这个地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还相当陌生，但现在，这个地理坐标却与一桩又一桩的惨案联系在了一起：四名儿童服毒自尽、五名流浪儿躲在垃圾桶取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两名少女离校后失联父亲无力回乡寻找……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令人触目惊心，而它们无一不是与留守儿童有关。

为此中央统战部特意赴毕节调研，并召开了留守儿童座谈会，而不少媒体也一直在关注毕节，并试图破解：为何偏偏是这个西南小城成为了那么多留守儿童的炼狱？ 毕业论文网 　　对于上述的问题，多数人倾向于相信这样一个答案：是贫穷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因为经济上的贫穷，所以父母不得不忍痛与子女分离，进城打工寻求更好的物质资源，而分离又导致了留守家乡的孩子们心理上的寄宿感，将他们逼入了绝境。

也有一部分人，将惨剧的发生完全归因于政府，认为是现有的经济发展形势与户籍政策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许多家庭成为了政策的牺牲品。

然而，心理学家、知名作家武志红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武志红认为：在毕节等地发生的惨剧中，贫穷不是主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人养育孩子的奇怪方式，好像不管怎样都要把孩子特别是婴儿，养得像“弃儿”一般。

我们一代代人早就习惯了这种养育方式。

就算父母不需要去外地打工，但父母仍有各种选择，让孩子和自己分离，使他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留守儿童”。

武志红的观点看似标新立异，但细细分析却不无道理。

我们不难从现实中找到许多相关的“论据”。

比如，在福建省的曹朱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壮年都选择偷渡到美国，将家中的幼子留给老人或者亲戚抚养，然后源源不断地往家中邮寄外汇，那儿的孩童虽然自小衣食无忧，却大多缺少全家欢聚一堂的美好记忆，他们在空旷的村子里寂寞地成长，等待着父母寻一个契机将自己接到国外，或是成家立以后开始新一轮的偷渡；而在江浙一带的某些富裕家族中，也流传着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家族中谁有空谁带孩子，其他人则忙于打理生意，大家总是开着车将孩子们送来送去，以至于很多孩子都缺乏一个稳定的养育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很难得到稳定的有质量的爱。

对于孩子来讲，源源不断的爱与关注意味着当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信号的时候，会得到积极的回应，而这种回应会赋予他们存在感与价值感。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存在感与自我价值消失都会带来巨大的恐惧，更别提认知能力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这也是留守儿童容易滋生绝望心态的根源所在。

正如武志红所说：“很多成年人感觉到，若对方没有回应或不及时回应，自己的情绪会产生巨大波动。

幼小的孩子更是如此。

所以，许多客体关系心理学家们都讲到一点：对幼童来说，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并且，幼童获得回应的数量和质量，将决定他未来的沟通能力。

” 　　然而，亲子之间缺乏回应的境况在半个世纪以来似乎一直在持续发生着，并且有鲜明的延续趋向。

建国初期出生的一代人早已经历过与今天相似的分离，那时候工人母亲要在短暂的产假后返回岗位奋斗，农民母亲也要离开孩子去生产队挣工分，父亲们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更是少有精力奉献给家庭，许多地区已经产生了由家中老人照顾孩子的习惯。

当这一代父母亲带着童年时代的缺憾长大后，他们心灵上的创伤又会导致新一轮的育儿问题，而“离开孩子去做更重要的事”的思维定势也会继续延续下去，这又会造成新一代的亲子分离状况，造就更多心理意义上的“留守儿童”，日积月累，代代传承，主观方面的原因加上客观方面的因素交叠作用，也就自然而然积淀成了普遍的社会性问题。

因此，从广角来看，“留守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性问题，受到“留守问题”困扰的也不再是小范围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个人境遇下都有可能滋生“留守儿童”，而这种留守，是渴望亲近的心被抛离在黑暗的荒岛上，是“你在这头，我在那头，彼此疏离，永无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