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避税行为探析
【摘 要】 文章研究企业避税程度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和产品市场竞争的反应，以我国2011―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及其关键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企业避税行为与产品市场竞争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越大，企业越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战略；第二，经济周期与行业管制的交乘项显著为正，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管制越少，企业避税行为就越激烈。
以上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压力是企业避税在经济繁荣阶段向上操纵利润的关键机制，经济周期是深入理解我国企业税负水平差异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
因此，结合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程度对理解企业避税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 产品市场竞争； 经济周期； 企业避税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20—0061—04 一、引言 2011年福布斯杂志公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世界第二。
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企业纳税行为，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和管理学。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财政收入中主要税源显著不同，我国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企业缴纳或通过企业缴纳的相关税收，所以研究我国企业税收问题至关重要。
图1与图2对中美政府财政收入的构成进行了对比。
美国税制与我国税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美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交纳的税种（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企业缴纳的税种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比较次要；而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收，且流转税为其主要部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脚步放慢，我国的税收收入，包括企业所得税收入，表现出周期性的稳步增加（图3所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GDP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3%下降到2014年的 7.30%，我国税收收入从2007年的45 627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19 175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从2007年的 8 77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4 642亿元。
显而易见，从我国企业与政府特殊的关系出发，探析中国税收收入呈现周期性变化的作用因素，为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企业层面的探索视角和思考证据。
当前有关企业避税的研究主要考察企业的避税活动对国家财政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政府如何通过完善税制来抑制企业避税，较少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和宏观经济状况对企业避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王红建等[2]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年利润率具有比较一致的关系。
刘义鹃[3]发现企业对管理层授予的股权激励占薪酬比重越大，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占会计盈余比重越小，避税活动越积极。
由上述分析可知，关于经济周期下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同的企业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其他文献少有讨论此类问题。
由此可见，经济周期波动下产品市场竞争影响发展中国家企业避税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操纵程度存在哪些差异，仍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1）从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中探索上市企业避税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可以丰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经济后果，并且拓展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2）联系我国独特的产权性质和行业管制的政治环境，披露了产品市场竞争作为经济周期繁荣阶段，企业进行避税行为的传导机制之一，为财务信息使用者利用公司财务报告做出的经济决策随经济周期的变化提供了依据，Chan et al.（2013）发现国有企业避税更少。
王跃堂等[4]发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少利用债务税盾和就业税盾进行避税。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避税 整理从委托代理框架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文献发现，企业避税也不一定会使企业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增加。
企业避税和掏空行为是互补的，导致管理者能够通过从事避税活动向股东寻租。
若企业避税增加了管理者对企业资产的侵占，则会降低企业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
企业避税行为增加了企业信息环境的不透明度，?p害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增加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
当产品行业竞争程度激烈时，会压低行业内企业的盈利空间，同时使得这些企业内部融资也极为困难。
面对极为激烈的竞争，有些高管会谋求变革或转型，而此过程需要付出代价，企业很可能会进行外部融资，因此受到的约束或管制会更大。
显而易见，合理节税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现金流。
而产品市场竞争通过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避税中出现的代理问题，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发挥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二）产品市场竞争、经济周期与企业避税 上述分析强调了企业避税战略风格受产品市场竞争的外部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的影响，忽略了企业本身盈利能力以及对风险缓冲能力受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程度。
一般来说，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往往盈利微薄，其风险缓冲能力相对较小。
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使得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游说能力。
此外，我国国企通常承担着一些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相应的，政府会给予国企更多的照顾作为补偿[7]，研究发现不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中，国企所得税税负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而非国企所得税税负与企业规模正相关。
他们从游说能力和政府补偿渠道对此做出了解释。
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国企在向地方政府寻求税收优惠和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时，比非国企具有更大的优势[8]。
因此，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更容易寻求税收优惠和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避税程度会低于非国有企业。
那么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进行向上避税的程度是否存在不同。
据此提出假设2。
H2：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管制越少，企业避税行为越激烈。
三、研究设计 （一）避税程度的计算方法 外国的文献大部分直接以实际税率为标准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企业的实际税率越低，避税程度越高。
但是，国内外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政府给予了我国上市公司众多的税收优惠，导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名义税率大相径庭[9]，并且我国的基准所得税率在2008年的税制改革后也发生了变化。
这使得若直接采用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总利润的方法来计算实际税率会造成企业间横向和纵向的不可比较。
为使这一口径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在衡量实际税率时将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率也纳入了考虑范畴。
总体来说，通过名义所得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率来计算企业的避税程度，即Rate。
这样使得各企业的避税程度可比性更强，也可以保证数值越大，避税程度越高[10]。
（二）实证模型 根据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借鉴现有文献做法，构建了如下模型： Rate=β0+β1Competition+β2Controlvariable+ε Rate=β0+β1Cycle_GDP+β2Competition+β3Cycle_ GDP×Competition+β4Controlvariable+ε 因变量TA表示企业避税程度，用Rate指标来衡量。
自变量产品市场竞争通过产权属性（State_ownership，非国有企业为1，否则取值为0）与行业管制（Regulated_ industry，非管制行业为1，否则取值为0）来表示，另一个自变量Cycle_GDP为经济周期代理变量。
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本文借鉴李远鹏（2009）、江龙等[11]、吴娜（2013）等，直接使用我国各年度GDP同比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替代变量（Cycle_GDP）。
公式中的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控制了当前研究认为对避税会产生高度影响的变量，主要包含偿债能力（Leverage）、公司规模（Size）、经营业绩（ROE）等变量。
此外，为了探索企业避税影响的具体机制，选择产品市场竞争压力作为调节变量，产品市场竞争使用产权性质与行业管制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来源于CSMAR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发布的数据，其中的产权属性来源于CCER数据库披露的最终控制人性质。
样本的筛选原则如下：（1）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2）剔除样本期间被ST和*ST的公司；（3）剔除存在变量缺失的样本公司；（4）剔除当年新上市、已经退市或被暂停上市的公司。
依据本文研究问题，最终用于避税行为回归的样本包括5 785个公司年度数据。
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除了经济周期代理变量外，包括行业管制和产权性质在内的所有相关的连续性变量都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提供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避税程度（Rate）的平均值为0.008，最小值为—0.31，最大值为0.323，这表明有的企业实际税率远超过名义税率，企业避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经济周期的代理变量（Cycle_GDP），均值为10.487，最小值为0.408，最大值为23.798，说明各省GDP增长率差异较大。
产品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中，产权属性均值为0.563，表示约有56.3.%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未超过一半。
行业管制（Regulated_industry）均值为0.314，表示约有31.4%的样本位于非管制性行业，有78.6%的样本位于管制性行业。
（二）实证分析 1.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 表2为研究H1的回归结果，在表2中，第1与第2列为根据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和行业管制进行分组检验结果，为了检验H1，表2显示了企业避税程度与产权性质、行业管制、经营业绩、偿债能力、企业规模的相关关系。
结果显示，对于被解释变量Rate，Sate_ownership的系数为1.98，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Regulated_industry的系数为2.35，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正如H1产品市场竞争越大，企业越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战略，即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其结果与产品市场竞争越大，企业从事避税活动的动机越强相一致（陈骏和徐玉德，2011），这说明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为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提高管理层薪酬，企业管理层具有较强操纵利润的动机，就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战略，公司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规模大的企业，经营活动会受到更多关注，并未有很多机会进行避税活动，避税程度较低。
2.经济周期、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在面对不同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避税行为与经济周期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使用产权属性与行业管制代表市场竞争程度和经济周期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企业避税行为，并且加入了经济周期与行业管制交乘项，其回归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对于企业避税程度（Rate），非国有企业组经济周期（Cycle_GDP）的系数为1.68，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行业管制（Regulated_industry）的系?滴?2.54，在10%的水平上显著；经济周期与行业管制的交乘项（Cycle_GDP×Regulated_industry）的系数为1.85，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支持了H2的猜测，其结果说明当经济处于上行期，若企业面临市场竞争越大，其经营不善会导致管理层薪酬损失以及职位解聘的威胁的概率越大，后果更严重，因此产品市场竞争越大，企业越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战略，该结果再次证实了H1。
国有企业组经济周期代理变量（Cycle_GDP）系数为负，不显著，此外交乘项（Cycle_GDP×Regulated_industry）的系数也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经济上行期减少了避税程度。
以上结果表明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管制越少，企业避税行为越激烈，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H2的逻辑推理。
五、结论 文章从经济周期和产品市场竞争两个角度出发，检验了二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程度的影响。
利用2011―2015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及其关键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企业避税行为与产品市场竞争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越大，企业越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战略；第二，经济周期与行业管制的交乘项显著为正，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管制越少，企业避税行为就越激烈。
以上结果表明，产品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管制越少，企业避税行为越激烈。
针对企业税收行为的监管，应将产权性质差异和经济周期变化纳入考虑范围，对企业避税行为的驱动力量和约束条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拓展了政治背景对企业行为选择变化作用的研究。
另外，文章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学术界广泛应用的避税衡量方法有四种，为了符合中国国情，选取了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差值来计算企业的避税程度，而因税务纠纷等问题采用当期实际税率并不恰当，可能会导致数据不公允，因此应多采取几种方法来计算避税程度，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与客观性；第二，针对经济周期的定义，虽然使用了各年度GDP的增长率来反映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依旧难以明确我国经济周期性阶段，所以上述问题的解答亟待后续更深一步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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