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也是“职业病”?|职业病是指
――“新闻媒体有没有偏见?” ――“地球是不是圆的?” 做出回答的是一名有28年媒体工作经验的美国资深记者，也是2002年美国最烫手的一本书《偏见》的作者伯纳德・戈德堡。
书中“泄露”了一个已然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媒体呈现给大众的所谓事实，都是经过媒体人的个人意见，更尖锐地说是偏见的层层过滤，才貌似公正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并被我们信以为真的。
偏见，即妨碍公正判断的喜好或倾向，近年来似乎越来越明显且放肆地潜伏于各种形式的媒体，左右着广大受众的意识和观念。
偏见的最直接来源，自然是广大的媒体工作者，而产生偏见的原因则难以一言以蔽之。
学界从宏观层面的分析和批评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笔者更愿意从职业本身的角度来谈谈媒体人的偏见问题。
职业人士也难免“潜意识”作祟 很多媒体工作者在传播新闻或信息的时候，往往并非故意误导大众，但是呈现出的最终形态不可避免地露出“偏见”的马脚，最容易出卖他们心态的就是语言和文字。
褒、贬义词的本能使用、无意识的夸大和构饰，往往将作者的好恶和倾向暴露无遗。
仔细翻看每一张报纸，这样的“潜意识”偏见几乎无处不在，“富二代”、“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歧视色彩，一旦使用，无形中就奠定了电视节目或新闻报道的整体感情色彩和评价倾向。
媒体工作者是职业人，但首先是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社会环境、价值体系和某些固定成见的影响，从而在对某些职业、性别、文化背景或群体的认识和报道时带有主观感情色彩，做出有失客观和公允的判断和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原谅的。
但是，媒体工作毕竟不同于别的职业，它面向大众，开放性极强，带有强烈的导向色彩，“媒体的偏见不仅是媒体观察世界的结果，他们的偏见也直接影响公众如何观察世界”。
因此，媒体工作者有必要也有责任在引导大众时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潜意识“泛滥”，合理调整自己的定位和取向，以免误导大众而不自知，违背了作为社会言论的积极引导者的职业使命。
职业优势强化“污名化”倾向 “污名化”是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的一种现象，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到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
具体说来，就是强势群体为了排斥某一弱势群体，往往对弱势群体的身份、性别、民族、种族、肤色进行“污名化”处理，以证明他们被不公平对待的合法性。
强势群体，主要包括知识精英和城市管理者，其中当然包括作为社会喉舌、言论先锋的媒体工作者，而弱势群体则主要是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外来务工人员”，而非“农民工”。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媒体的很多报道，虽然本意是出于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爱，但其对外来务工人员负面形象的有意无意的刻画，却强化了这―群体“愚昧”、“肮脏”、“不文明”、“没素质”等负面特征，无形中强化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污名化”叙事。
江苏电视台《非诚勿扰》节目的外来务工人员专场，虽然从名称上已经有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其对某些负面细节的毫不回避，还是多多少少让观众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2011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无论是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组合还是“民工街舞团”，单论表演都堪称上乘，但是大篇幅的介绍和铺垫以及主持人过于热情洋溢的嘘寒问暖，还是给人那种感觉：“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而“一样”恰恰是弱势群体最需要却一直无法企及的感觉，媒体在塑造这样的群体形象时，如果也能用“一样”的眼光，那么，这些所谓弱势群体的形象会不会阳光很多呢? 职业特性要求制造“新闻点” 媒体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工具，不可避免地要以受众的喜好为导向，受众无疑是媒体人的“上帝”。
而在新兴媒体层出不穷、信息更新极其迅速、众口日益难调的今天，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要充分迎合“上帝”的口味。
不难发现，在全民娱乐的今天，我们的某些媒体正在逐渐卸下严肃的面具，并且日渐放弃对深度的追求，越来越倾向于以轻松和调侃的姿态来传播信息和表达观点。
这倒并不是说我们的受众越来越低俗，只是相较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更容易广泛传播并被民众接受。
而“通俗”和“低俗”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受众需要的“通俗”往往被媒体曲解，而最终以“低俗”的形式呈现出来。
群体的形象经过扭曲、夸大、肆意构饰，最终被强行赋予了一些失实的特征，或是被典型化为一个固定形象。
比如，提到“富二代”，我们会立刻想到的是驾驶三菱跑车撞飞浙大学生的杭州富家子，以及网上炫富且贿赂评委以获得“快乐男声”参赛资格的刘云超，等等。
而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群体的极少数个案，却因为曝光率过高而深入人心，而受众的强烈反响则更加激发了媒体人报道此类个案的动机和热情。
至此，“富二代”已经彻底被冠上了“炫富”、“纨绔子弟”、“道德败坏”的恶名，几乎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富二代”这三个字本身其实并不带有感情色彩，也不附加任何与道德品质相关的属性，而仅仅代表了“家境优渥”这个事实，仅此而已。
媒体作为受众心理的重要引导者，是否在追求“抢新闻”、“爆内幕”，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的同时，也要负责任地还原事实的全貌、尊重事件的真相呢? 职业倦怠易导致“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又称“定型化效应”，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受社会影响而对某些人或事持稳定不变的看法。
“刻板印象”往往不是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也不是以事实材料为基础，因此，绝大多数“刻板印象”都是错误的。
“刻板印象”对媒体工作者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是偏见的直接来源。
导致“刻板印象”的，除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潜意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职业倦怠。
媒体工作的高强度和高压力，以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媒体工作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很高的要求。
心理承受能力差，抗压性不强，知识储备不足，对高强度工作不适应，因职业理想与现实产生差异而困惑；工作忙碌，情绪长期压抑等，这些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地导致职业倦怠。
长期的职业倦怠可能会造成“刻板印象”的自动生成效应，具体表现为对工作内容和报道对象的漠视，容易导致偏见的产生。
要对抗这种由于职业倦怠引发的刻板效应，一方面需要工作成果本身给予媒体工作者激励与肯定，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媒体人充分了解自身职业特点，重拾职业理想和激情，多一些职业坚守精神和社会悲悯情怀，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工作。
总之，媒体人对某些事件和群体的偏见，除了源于我们众所周知的宏观因素之外，还是这一特殊职业的内部产物。
我们在谴责媒体的不真实报道和某些媒体人的职业道德缺失时，可能更应该关注媒体人这一群体的职业特点和职业健康。
像任何一个其他群体一样，媒体人也需要客观、公正、宽容的评价和认识，最重要的是，没有偏见。
注释： 李希光：《一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美国记者――读(偏见：CBS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性》，《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