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件小事】中国新闻史笔记
对于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件事是又一次警示：要研究材料，即使是第一手材料也要认真校核甄别。
1957年5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
众所周知，这是一次曾经被称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座谈会。
其实，它只不过是一次新闻工作者畅所欲言的座谈会，并不存在什么“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
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有关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与评价，而是有关这次座谈会发起单位的报道。
这不过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人民日报在1957年5月17日，以《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实际上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不仅是北京新闻界人士，还有来自上海、辽宁、山西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共计二百多人。
这则消息的第一段写道：“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16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 同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本报北京16日专电”，它写道：“座谈会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联合发起。
也在同一天，上海文汇报也刊载了“本报北京16日专电”，其中写道“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16日在北京举行。
5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与出版报，也对座谈会作了报道。
它写道：“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等单位联合举行‘新闻工作座谈会’，展开‘争鸣’”，“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除首都各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外，还有辽宁、山东、山西、江苏、河北、上海、青岛、沈阳等省市的新闻工作者和在京的老报人张恨水、张友鸾、顾执中等共二百余人。
在这4家报纸有关座谈会的报道中，应该是新闻与出版报最为准确。
因为，第一、它比其他3家迟九天，有足够的时间核对、核正事实；第二、该报的负责人安岗，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也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部长，座谈会是他一手策划和组织实施的。
此外，当时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参加了座谈会，听了所有的发言，对于全过程有大体上的了解。
我是1956年10月初到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时苏联新闻学专家有两位，一位是原基辅大学新闻系主任斯洛保加纽克，由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聘请；另一位是原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阿列克塞耶夫，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聘请。
我是进修生，但享受青年教师待遇，参加新闻理论教研室的政治学习和业务活动。
安岗也在这个教研室，他也听苏联专家讲课，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
在我的印象中，安岗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40多岁，经力旺盛，思想敏捷。
例如，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出版界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
大约是在11日或12日，安岗就向教师作了传达。
接着，3月14日至16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安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研究部部长、福利部部长。
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议论。
4月17日发生的“左叶事件”，在5月初成为新闻界的焦点话题。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安岗提出开个新闻界座谈会，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大学新闻系（专业）名义联合召开，他草拟了邀请名单和邀请函，我看到过这些材料，他给我说过有关情况，并要我转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我照办了。
开始时，安岗请王中第一个发言，介绍上海新闻界情况，王中表示谦让，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便第一个发言了。
第一天最后发言的是张恨水（1895—1967），他强调新闻要新，批评有的记者写作不勤快，还讲了包括他自己在解放前为生计而拼命写作的体验。
座谈会后不久，我就回上海了。
在上述四家报纸有关座谈会发起单位的报道中，人民日报、文汇报显然遗漏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这在当时是一桩小事，无伤大雅。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现在，所有的教材、专著、论文及资料书中，涉及此事的都是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依据，于是个别报纸的遗漏成为普遍的遗漏。
如果后代学者中的细心人，发现了这种情况，很可能提出是遗漏还是多报的问题，但这是个无论下多大功夫也难以查清的问题。
因此，当代的事情需要当代人来说明，为后代留下信史。
对于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件事是又一次警示：要研究材料，即使是第一手材料也要认真校核甄别。
我们可以举出多个实例来说明，如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通常称为“马克思研究专号”），是1919年9月出版的，而封面上却标为5月；1923年7月1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前锋》，创刊地点为上海，而它的封面上却署广州；1945年11月1日创刊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创刊地点是沈阳，而它的报头下印的却是山海关。
如此等等，这类历史现象都需要经过研究，说明原委，以免造成历史混乱，麻烦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