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学会与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

[摘要]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是晚清以降中国农业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趋新知识人移植西方学术建制在农学界的具体投影。近代类似思想与行动虽然发端甚早，但受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形成实效，直到中华农学会以争取“庚款”为契机，鼓动创立中华农学研究院，局面才为之一变。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既可重建朝野人士引入西方农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取向、具体行动及变化的历史图景，也可揭示其在政治乱局中以试验研究推进本土农业科学化及域外农学本土化的曲折心路历程。　　[关键词]中华农学会　农学研究所　学术建制　移植与研究。

随着近代科学在华传播，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资源到制度设计均发生了空前变化，在“量”激增的同时，其承载主体也日益“西化”。近代产生的各级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农学研究所等西式学术建制样式，体现了农业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从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农业新知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识界观念剧变，重心转移，举办研究所风行南北。号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中华农学会登高一呼，倡导设立中华农学研究院，意在扭转学人偏锋，开启研究新风，为后来树立典范。农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设，有助于推进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中国学术整体演进的重要一环。梳理相关史事脉络，可以深化认识“农业科学化”的时代思潮，以及中国学术近代转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来影响　　　　中国知识界倡导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欧美各国的影响。20世纪初，德国形成大学、政府和产业研究机构三种基本建制形态，研究风气在世界首屈一指。尚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注意到，美国后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多受日耳曼大学学风影响，“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学之极轨，研究天地间之万事万物，作天下人学问之明星”。除美洲大陆之外，欧亚各国也受到这股风气熏染，设立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推进本国的科学发展乃至产业振兴。就中国而言，将研究所的思想付诸实际，相比同在学习欧美的日本为时并不算晚。从晚清学制中的大学院、通儒院、学士院，到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构思与实践，是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近代研究机构大约有国立综合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所及各专门研究机关三种。 　　晚清民国视“科学化”为摆脱农业困局的康庄大道，仿照西方设立本土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研究所，移植域外农学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从晚清开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设立各类试验场，到民国初期已达30余处。1906年，大连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农商部设立林务研究所。以上各种机构成立虽早，但实际状况难以尽如人意。留美生邹秉文1916年在安庆观察到，农事试验场不过农田数十亩，技师毫无农业学识，维持尚有困难，遑论研究与改良农业，“殊无发展前途”。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来农事试验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当然，原因复杂多歧，关键还是缺乏真正致力于农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国性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创立，这种情形开始逐步改观。　　在留学时代，中华农学会会员中不少人怀有创立本土农学研究机构的梦想。1918年，留法的蔡无忌以为“农学研究所者，农学或关于农业科学之研究处之统称”，如农业试验场、植物病理研究所、种子试验室、机械试验室等，德国和美国此类组织“最多而最有势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权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别立为专门研究机关；农、工业联合出资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稳固而势力益扩张”，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发酵工业院；研究所附设于高等农业学校或农学士院，使教员、学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颇能继承德国精髓，“甚为完备”，研究范围各异，侧重于所在地农业特点，每所均受“农学试验场办事处”监督，使其互有往来，并与议会或民众交换意见，Farmers Tusfitutes即为显例。法国也仿照德、美等国设立研究所，使农学、农业日进。由此，蔡氏认为，“吾国之幼稚农学，实不能与泰西各国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国之农业，以与世界相争，则非自设立研究农学之机关不可”。 　　留美学人亲炙欧美学风，对建立本土研究所贡献尤大。1914年，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等发起科学社(Science Society)，发行《科学》月报，“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秉志、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章元善等科学社元老成为不久以后创立的中华农学会的骨干成员。社长任鸿隽特别强调“学校”与“学会”是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学界”的重要手段，当肩负“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产的时候”，“研究所”成为“制造科学家的时势”的“终南捷径”。任氏另辟蹊径的观念转变，显然与教育界的风向有很大关联。当时不少人诟病清季以还的农业教育为“书本的”，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难期实效。任鸿隽认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有两大缺点：“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捷有效值途径”。因此更须“研究所”推进“研究”事业。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钺发表《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学术界“重编译而轻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然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学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离研究)的明证。到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大体划定，因而后创，再造中国的学问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并且主张通过研究所的集众研究快速推进。 　　行动始于文史学领域，多以大学为据点，而后扩展至理、工、农、医等科，并越出大学校园。深谙德国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学术化”改造，他认为“大学重点，不在讲堂，而在研究所”，将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认定为“术”科)纳入大学学术化轨道，酝酿创立包括法科在内的9门研究所，引领教育及学术界。随后，政府及各学术社团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科学社移步南京高师后，于1922年8月正式创立生物研究所，分设植物部、动物部，先后由康奈尔校友、中华农学会会员秉志、钱崇澍、陈焕镛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研究院，师从世界知名学者尼丹(J.G.Needham)习昆虫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入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及生物学研究所(The Wiste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为研究学侣，随神经学家杜纳森(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海外的研究履历为其实际主持所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在尼丹及其中国弟子共同推动下，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得以诞生。尼丹的中国弟子众多，诸如中华农学会会员邹树文、秉志、陈桢、胡经甫、刘崇乐、朱元鼎、吴福桢等中国最早一批生物学学者，均是其及门弟子：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等与其也有授受渊源。1927年9月，他应中华文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