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张正隆。
第20章白山血。
一把火“逼上梁山”。
离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的蒋泽民老人，1.80米左右的个頭，头上的发茬儿全是白的，身板仍很结实。
他是辽宁省黑山县小蒋屯人。老人说，老家那地方穷，想扛活都没个地主。他11岁开始在外村给地主放猪，然后当“半拉子”。九一八事变后，到处都是义勇军，胡子也下山打日本。那年他18岁，正是血气方刚，就去参加义勇军，可人家不要，说他没枪。
“詹家窝棚有个小地主叫苏海泉，我给他扛过活，挺和善的一个人，他有支撸子，我知道。我起大早去了他家，跟他说，你把枪借俺打日本子，天下太平了就还你。老爷子说‘行，俺为反日出这把枪。可他儿子不干，这小子是个大烟鬼，说‘你得给钱。苏海泉就‘喝呼儿子：‘要什么钱？蒋老二哪来的钱？这世道，枪是惹祸的东西，弄不好把小命都丢了，老老实实过日子比什么都好。”。
老人说，他参加的那个队伍是东北军，有200来人，领头的是个姓刘的营长，大个子。第一仗在锦州大虎山附近打的，开头是伏击战，把鬼子打死不少，紧接着日军的飞机就来了。飞机那个狂啊，贴着树梢飞，一些人就仰卧在高粱地里打，还真打下来一架。接着又在沟帮子打了一仗，之后就不断往南退，退到岫岩北边时，因为队伍被打散了，他就回家了。可回家也不行，日本人要抓他，只好又跑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他这干几天、那干几天，能混口饭吃就行。这样挨了大半年，觉得这“满洲国”是没法待了，干脆进关吧。
有一天，他走到热河省北围场东边一个镇子，一个伪军冲他喊：“这不是‘蒋半拉子吗？”他仔细一看，对方是曾和自己一块儿给地主扛活的伙计，后来当了做饭的大师傅，名叫陈国清。
两个人唠一阵子，已是伪二十六旅少尉副官的陈国清说：“到俺那儿混吧。”。
蒋泽民没吭气儿，心想：俺才不穿这身狗皮呢。
陈国清见他不乐意，就说：“没亲没友的，你去关里咋办？还得过‘国境线，你有护照吗？俺这也是混日子，好歹有个待着的地方，每月还能发俩钱。听说队伍就要进关打仗了，那时你爱咋的咋的呗。”。
蒋泽民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就听了陈国清的劝，成为伪二十六旅三十五团一营一连的二等兵。
没到两个月，蒋泽民所在连果然开拔了——但不是进关，而是坐着闷罐车“呼隆呼隆”开进了长白山下的珲春县大荒沟。
大荒沟四面环山，山上森林遮天蔽日，沟里一个小村有十几户人家，大多是朝鲜（族）人。原来这里驻防着五十多个日军，还有一部电台。村子里有反日会，经常给抗联送粮食和情报。鬼子不知道，接防的伪军也不知道，可抗联二军四团什么都知道，因为副团长侯国忠就是这大荒沟人。
伪军这个连是1935年3月末在枪口下起义的。
一连有个日军指导官叫远藤，因为过年期间跑了两个士兵，被上司叫到延吉挨训去了。连里没了日本人，也就像放假了似的，摸纸牌，打麻将，连长也不管。
蒋泽民烟酒不沾，就更不用说赌博了。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精力充沛，心情郁闷时，没事就去爬山——出一身透汗，心里就敞亮点儿。
这天早晨，蒋泽民爬到半山腰，站那儿一口气还没喘匀乎，猛然发现周围都是人，清一色的灰衣服，把他吓了一跳。再一看，附近几个山头上也是人，还架着机关枪。
有个三十来岁挺壮实的人对蒋泽民说：“不用害怕，告诉我你们是什么队伍，来这儿干什么。”。
听了蒋泽民简要介绍的情况，那人说：“你们的情况俺们都有数，投降也行，起义也好，别的都是死路。”。
蒋泽民说：“我乐意跟你们打日本子，可我是个小兵，哪主得了这样的大事呀？”。
那人笑了，说：“你把俺的话跟你们连长学一学，告诉他，我叫侯国忠。要是想打歪心眼子，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连原是东北军张海鹏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打日本还很厉害的。当时100多号人，有12挺捷克式机关枪，曾带领一些义勇军打下黑山、北镇、义县，因为想进关没进去，所剩弹药也不多了，大汉奸张海鹏借机派人前来劝降，也就降了。虽然领着投降的那茬军官都换了，但老兵大部分还在，都恨日本人——指导官远藤是少尉，连长赵玉玺是中尉，那他也得听日本人的，谁叫你是亡国奴啊？
蒋泽民下了山没去连部，而是直接找到上等兵于喜奎。
于喜奎四十多岁，山东人，脑子够用有主见，在老一连打日本时就是把好手，在连里是拜把子的大哥——九个班长，除了八班长没磕头，全连近半人是把兄弟，都听他的。
于喜奎说：“咱去找连长，得把大伙儿都带走。”。
连长说：“让他们下来谈判，你俩上山，带些烟卷。这事也真得合计合计，得听抗联的。”。
这时，山上开始唱歌喊口号，山下的队伍就乱了——打又打不过，跑又怕被枪子“点名”。
连部里面双方在谈判，于喜奎等得不耐烦了，对蒋泽民说：“还谈个屁！你把房子点了，俺去招呼弟兄们准备走。”。
春天风大草木干，营房都是草房，在房檐下点着火，“呼啦”一下就蹿上房顶了。
这下子不用谈判了，想不起义都不行了。
痛打“红袖头”。
伪靖安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久居东北的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奉天建立的，由关东军提供武器并指挥。伪满洲国成立后，交给伪军政部直辖，但始终由日本军官统率，其中有些在乡军人会说中国话。起初的兵员都是一些兵痞，后来主要招募青年学生。这支非同一般的伪军，装备精良，待遇也高。一般伪军都是布衣，而靖安军是清一色黄呢子；一般伪军每月津贴二等兵五元一角、一等兵六元五角、上等兵七元二角，而靖安军最低也在十元以上。因其袖口有一道红边，老百姓都叫它“红袖头”，一般伪军则称其为“‘满洲国的‘皇军”。
东宁县老黑山驻扎着一个连的伪靖安军，连长是个日本大尉，一脸络腮胡子，人称“大胡子连长”。
靖安军军官都是日本人，官兵都配一长一短的双枪，除轻机枪外，每个连还装备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个连仗着兵强马壮，四处“讨伐”，特别骄狂，当地抗日军都挺怵它。这帮小子还经常化装成抗日军，如果怀疑谁家“通匪”，就半夜三更去敲门，不少人上当受骗，抓走以后人就没影了。要是谁家孩子哭闹不听哄，说声“大胡子连长”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起家，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的过程中屡吃苦头。
1935年6月，抗联二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的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定教训一下大胡子这个连的“红袖头”。于是，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
在自己眼皮底下让抗联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阵。
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抗联远征队事先编好号数，安排神枪手两支枪负责打一个，侯国忠用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随着一声枪响，“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枪声大作，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撞，把蒙头转向的步兵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沟两侧的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但他个高腿长，又总爬山，“红袖头”根本不是“个儿”。追出二里多地以后，“红袖头”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蒋泽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一共是七支。
侯国忠表扬他：“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七个。”。
前面引用过的王润成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作者注）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虽然转变了，但也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这样猖狂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衛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还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他们和日本人的“连裆裤”。
金日成。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金日成创建了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抗联二军独立师三团政委、三师师长。一路军成立后，为六师师长、二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周保中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打算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与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到目的，却表现出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行事风格。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二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鸭绿江。4日夜里，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日军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抗日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的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鸭绿江两岸日本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又被占据有利地势的抗联二军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朝鲜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又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自东满“发现”所谓“民生团”后，抗联内部清查时断时续，一直未停。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使东满党组织再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反“民生团”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出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东满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特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这等于在火上浇油。
又一轮刑讯逼供杀人。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相默也被人逼供出是“民生团”。结果两个人逃跑后被敌人抓去，真都叛变了。
就在这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派到吉东的吴平，从周保中那儿得知东满反“民生团”的一些情况，从中嗅出一种异味儿，立即与率部在北满一带活动的金日成谈话。
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长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抗联退到苏联后又很快能用俄语对话的金日成，把已知的反“民生团”的来龙去脉和个人认识、忧虑都讲了，实事求是，没有保留。这次长谈不但令吴平印象深刻，而且颇受震撼。2月10日，他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肃批评东满党组织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成为扭转东满恐怖、混乱局面的良好开端。
从2月底到3月初，在大荒崴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历数反“民生团”斗争的错误、危害，让许多人为他们捏着一把汗——作为一个“有民生团口供很多次”（即多次被人供出是“民生团”）的人，金日成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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