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宝记_俄罗斯游记
宝者，稀罕之物也。
革命文物，即是中国共产党斗争历程中的珍贵宝物，先辈们革命活动的物质载体。
一件革命文物，往往记载着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
近年来，红岩革命纪念馆加大了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力度， 自2000年起，先后派出十余批、100余人次，耗资近百万元，足迹遍及祖国东南西北，行程数十万公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广泛搜集革命文物。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苍天不负有心人，文物征集工作硕果累累，填补了以往红岩革命文物在许多方面的空白，而且收藏的领域较以往有很大的突破，涉及到陪都文物、红军文物和名人文物等诸方面。
其中，有不少故事值得一记。
一张滇东武装斗争形势图 2000年11月，笔者时为红岩革命纪念馆编研部主任，偕摄影(像)师李四年专程到了过去文物征集的死角云南昆明。
在这座城市的金牛小区里，住着一位四川广安籍老人侯方岳，他1941年即受南方局指派去云南担任省工委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秘书长等职。
这年他已86岁高龄。
在充满书香、温馨明净的客厅里，侯老整整给我们讲了三个整天。
每天上、下午各约两个多小时。
从他在广安读中学、接识革命者，抗战初期在成都走上革命道路，“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赴云南重整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的武装斗争。
侯老思维敏捷，记忆力好。
对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从成都到重庆，在红岩嘴南方局学习待命，接受任务，临赴云南前夕，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内容，以及他在红岩听过的几次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报告内容，竟能像背书似地连续讲几个小时，其中不乏许多马列著作中的经典名言。
很多细小具体的内容，侯老记得十分清楚，并还用今天的眼光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出语精到中肯，令我们十分惊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云南地方的具体形势，南方局提出在云南发展武装斗争。
1946年10月，侯方岳只身一人从云南来到重庆曾家岩23号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即原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他向省委书记吴玉章连夜汇报了准备在云南发展武装斗争的情况。
并花了几天时间，写下了长达数十页的书面报告，经四川省委呈送延安党中央。
由于他的机警灵活，政策性强，斗争策略掌握得好，又善于动脑子，加上他在云南东部地区活动多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十分健全和巩固。
因此，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滇东农村地区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一直搞得轰轰烈烈，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大军的挺进云南。
谈及这段历史，侯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脸上洋溢着一种当年组织者与胜利者的喜悦。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侯老被选派为中共云南地方武装的代表，以“侯方岳将军”的身份，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今天，也有人以《滇东儒侠》为书名，记述了侯老这段光辉的历史。
我们的到来，令侯老十分高兴，他还特地向省委老干局要了汽车，亲自带着我们以及他的儿子和保姆，花了三天时间，重访了部分他当年领导滇东游击武装斗争的地方如沾益播乐中学等，拜谒和瞻仰了许多在该时期牺牲烈士的墓、碑和陵园。
当笔者向侯老提出想征集他在云南时期的革命文物时，他让儿子从高高的书柜里取下一个精致的木盒。
他打开木盒，取出一个用红绸包裹了好几层的小纸圈，然后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轻轻展开：只见一张4开大小、破旧泛黄的白纸上，红红绿绿、密密麻麻的滇东各县、乡、镇地名分布其上，其字小如蝇头，连接各地的交通路线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许多地方注明了特别的符号。
侯老解释说：“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滇东领导武装斗争时亲手绘制的一张形势、交通示意图，当时我随时把它带在身边，是准备与自己共存亡的。
现在我已保存它50多年了，如果你们要，那就送给你们了。
” 辗转60年终于回了“家” 2004年初，红岩革命纪念馆在市内媒体上发布了准备用百万巨资在海内外广泛征集红岩文物的消息。
不久，纪念馆就收到一份来自天津的传真。
这是一位自称叫张远义的旧报刊爱好收藏者发来的，说他收藏有 1940――1947年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全套合订本原件。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
它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同年10月25日移渝发行，1947年 2月28日遭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共计发行9年一个月零18天，3421期，被毛泽东誉为“新华方面军”。
红岩纪念馆馆藏《新华日报》原件数量不多，且多零散残缺，很难凑齐一个整月，天津来信无疑是一个重大线索。
笔者即刻一面报告厉华馆长，请求前往验证征购，一面打电话与天津张先生联系，咨询具体细节，并请张先生带一份合订本到北京，请原《新华日报》老同志亲自鉴定真伪。
1947年3月《新华日报》从重庆撤返延安时曾带回一套合订本，建国后 1958年北京图书馆就是根据这套合订本制作了若干套影印本，这样使《新华日报》的全部内容能够得以较为广泛地传载至今，但后来这套合订本的去向就无人知晓了。
张先生手里的这套合订本，会不会就是当年《新华日报》撤返延安时带回的那一套? 很快，北京老同志打来电话，高兴异常：“这套合订本假不了。
” 红岩馆立即派出保管部主任孙志慧等人前往天津查验征购，最终以人民币4万元将其购回重庆。
该套《新华日报》合订本，从 1940年1月至1947年2月，每两月装订成一本，共?年零2个月，41大册(1939年 5月至8月因日机轰炸停刊，缺4月)，近3000期。
每册合订本均有两张牛皮纸封面，第一张封面上钤有红色“马列主义学院图书室”印章，估计是解放后北京的收藏单位所盖。
里面一张封面则钤有蓝色“新华日报资料室”圆形图章，显然是当年报社资料室所为。
全套41册合订本装订整齐，保存品相十分完好。
个别第二页封面上还留有当年装订者“本册缺某月某日”字样，有的报纸上当年阅读者的眉批和划线仍十分清晰。
整套合订本堪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新闻报刊史上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也是红岩纪念馆近年来搜寻革命文物的重大收获。
一本发黄的旧相册 熟悉南方局历史的人都知道， 1942年?月12日发生在桂林逸仙中学那悲壮惨烈的一幕；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女、苏蔓爱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女)，三人集体上吊自杀，自缢在苏蔓和罗文坤的寝室内。
第二天，国民党《广西日报》和《扫荡报》即以“桃色事件”为题发表了消息。
一时间在桂林乃至广西全省闹得沸沸扬扬，路人皆知。
事情的真相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继当年6月“南委事件”后，7月 9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在叛徒的带领下，到桂林逸仙中学逮捕了以在该校教书为职业掩护的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史称“七・九事件”。
当天晚上，特务即在桂林月亮山的龙隐岩里对苏蔓进行了严刑拷打，并让罗文坤和张海萍在一旁看着。
苏蔓受刑时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让龙隐岩附近的住户毛骨悚然。
第二天下午，他们就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苏蔓和罗文坤、张海萍三人假装放回学校，派特务暗中监视，意在以他们三人为诱饵，“放长线，钓大鱼”。
如果一有中共人士来找他们三人联络，即会被特务抓捕。
苏、罗、张三人识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险恶用心。
因苏、罗均身负重任，外面的党组织随时都有可能派人来找他们，情况紧急，不容犹豫。
在这万般无奈的危情中，他们想到了“釜底抽薪”，让特务阴谋彻底落空的唯一途径：那就是牺牲自我，为党报警，挽救组织。
决心既定，12日下午，三人在苏、罗寝室里从容地批改完自己所负责班级学生的作业，然后整理好室内清洁，把什物摆放整齐，自己亦梳理好头发，穿戴整齐，苏蔓最后在桌上留下“不自由，勿宁死”的纸条，然后三人并排自缢在室内，实现了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英勇壮举。
国民党特务见事与愿违，为了推卸责任，便编造了所谓三人“争风吃醋，集体殉情”的“桃色新闻”于第二天在国民党《广西日报》和《扫荡报》上见报。
中共广西各级党组织立即知道了情况。
当特务们第二天明白过来，强行收缴报纸时，地下组织早已进行了必要的疏散转移和隐蔽。
’ 此段史实，以往红岩纪念馆只有文字记载和三位烈土的单身照片，没有三人的任何遗物，很难形象地加以宣传。
2004年10月，馆里决定派出赴南方征集小组，主要针对“南委事件”、“七九事件”和苏蔓三烈士等，进行调查采访和文物征集。
在桂林，他们采访了该市党史研究室，拍摄了逸仙中学、龙隐岩和三烈士纪念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当他们在广州采访张海萍烈士的亲妹妹、79岁高龄的张艳霞老人时，不善言辞的老人在讲述过程中几次泣不成声，双眸中饱含着对亲人深深怀念的泪水。
为了讲述她的姐姐，她主动拿出一本发黄的旧相册说： “这就是姐姐生前的相册，里面有100多张她亲手贴上去的相片。
1940年我俩分别时，她交给我保管，没想到……每当我想姐姐时，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老人的双手不停地反复摩娑着这本发黄的旧相册。
采访组的同志翻开它，一个20世纪 30年代青春靓丽、活泼健康的女青年学生各种姿态的照片贴满了相册的每一页。
先烈的形象一下子就在采访组同志们的眼中复活了。
在采访组同志们的耐心说服下，张艳霞老人终于有些舍不得地把这本她姐姐张海萍烈士生前托她保管的、她自己又珍藏了60多年的珍贵相册无偿捐赠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