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心丰富世界
近年来，学者王兆胜除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不断地被学界所关注外，他的散文创作也日渐成为读者热读的对象。2006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地人心》，以抒情感细致化的手法，打动无数读者。
和谐之美、“慢”的艺术、性灵、赤子之心、悠闲人生等等，是《天地人心》艺术的关键词。在这些关键词的连缀中，自然、天道与人心始终是与它们融为一体的。而它们的切入，无疑强化了王兆胜散文写作的哲思气息。本文试图通过王兆胜散文中频繁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来解读他笔下的“诗化人生”。
和谐之美下的人心对接。
并非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作家一谈到天地、自然就会凌空蹈虚。而事实上大境界的获得，必须要有作家的宽广胸怀作为支撑。如果作家的气量小，气势弱，天地之道与人心的对接只能是错位的。以虚浮的小气心态面对文学，也只能写出做作的文字，造成假大空的无聊升华。在《天地人心》的后记中，王兆胜对书的核心词作了如下解释：“站在天地之道的角度，来思考当下的文化和文学的失误。”（1）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可视为他关于人生大境界的一种恰当归纳。仔细考察王兆胜的散文我们发现，与那些沉湎于欲望和泛公共化经验的书写相比，《天地人心》的许多篇什确实是向这一境界趋附的；只是它们抛却了居高临下的俯视众生的姿态，而是力图还原人心世界，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打量常识，描绘丰富的人生图景，记录生活中常为人忽视的细节和诗意。
回归自然，回归博爱，回归朴素的人情世故，回归自由灵动的心性，回归一个知识者应该坚守的独立精神，这是接通人心的现代散文写作的本根所在。在《天地人心》中，回忆往事的文字占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而这些恰恰是作家在精神上回归的一个个路标，是作家经过现代社会的长期浸染而一步步摆脱浮躁气息的见证。社会日渐喧嚣时，当他重新回过头来打量遥远的过去，竟然发现通过手中的笔能绘制一幅清洁灵魂的地图，并由此重新开始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与物对话，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到一种有广度的生命空间里，这是王兆胜在心灵叙事上最富质感的表达，并在深度上丰富了散文的品质。
如果说回归自然与人心是一种和谐之美的表达，那是因为作家遵从自己的内心而写作；但是书写和谐之美并不意味着作家没有对外界警醒的立场，没有自己的悲悯意识。恰恰相反，王兆胜的一些散文异于其他作家之处，就在于他对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的警觉和怀疑，这种构成王兆胜散文特色的质疑态度，正是当下美文类散文所缺乏的品质。比如说他对杨柳花絮的重新理解与看待（《杨柳花絮轻似雪》），对“物”的尊重（《物的解放》），对都市夜晚的汽车轰鸣与警笛扰民的发言（《都市车声》），对诸多物、事的书写是作家内省与反思的表达，文字时而淡定从容，时而幽默俏皮，时而悲愤伤感，时而雅致轻逸。这一切的风格都源于作家有一颗长于感受善与美的敬畏和悲悯之心。正是有了悲悯之心，作家对于其他生物才保持了一份敬畏与善念。“今天，人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孤独无依。人类在远离世上的其他生物时，也被世间的生灵万物抛弃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生灵要确立这样的基本信念：平等、爱心、宽容与和谐。”（5）和谐与平等是王兆胜在一些文章中所不断提到的观念，然而，讲究和谐与平等，同样需要人有一颗爱心，一颗仁慈之心。“大爱者有慈悲心。仁慈的胸怀，不仅最为广阔，也最为通畅，慈悲与悟性是相通的，愈是慈悲，愈容易接受真理，愈容易悟道。爱能打通心灵，恨却只能堵塞心灵。被仇恨占据的头脑，最难开窍。”（6）中国文学在人心世界里的意义一直有一种血脉的延续，从古至今，都有着或隐或显的时段，佛家讲究的慈悲为怀即是善心向整个世界敞开的典范。
在追求和谐之美的同时，以真情实感而非虚情假意地书写，是王兆胜散文所蕴涵的另一种特殊的理念。他笔下不仅有令人怜惜的其他生物，而且有更多可悲悯的人世。《父爱深深深几许》中有作家对操劳一生而毫无怨言的父亲的愧疚之感，《母亲的光辉》中对早逝母亲的追忆与怀念让人读来心碎而潸然，《春蚕蜡炬似二哥》中对二哥朴实而又坚韧性格的书写值得我们尊敬。尤其是《与姐姐永别》从标题到行文无处不弥漫着直指人心的悲情，这篇散文是作家在姐姐去世不久后创作的，作家从追忆的角度回顾了姐姐苦难的一生，其中穿插着姐姐对弟弟和整个家庭那种无私与温馨的爱，而姐姐在生活稍有转机时，却被病魔夺去了正处壮年的生命。作家在文章中书写了人的生死之道，姐姐与弟弟之间的生前与生后的对话，是理解这种生死之道的重要语境：即只有好好活着才对得起亲人的在天之灵。姐姐去世之后仅剩下怀念，这种感伤的气息一时打破了和谐的氛围，但是在世亲人随之而来的生活也会在时间的流逝后平衡这种悲苦之感。
生死之间的悲剧书写是王兆胜在亲历了亲人与好友离世的伤痛之后，最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它们是直接的，也是最痛彻心肺的。钱穆先生对于人生情感的论述堪称精辟：“人生一切的美与知，都需在情感上生根，没有情感，亦将没有美与知。人对外物求美求知，都是间接的，只有情感人生，始是直接的。”（7）直接的、可感知的人生才是文学写作的灵魂。在“情系长天”这一辑散文中，王兆胜书写的是一种最为真实却又充满悲剧性的“情感人生”，虽然在字里行间有着俗世的自责与忧伤；然而，他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那些悲惨境地的反复书写，而是让苦难与悲痛化作自己继续前行的力量。这虽是世俗之心的做法，但它对于连续遭遇丧亲之痛的作家来说，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勉励。
经历人生悲痛之后，情感沉淀下来，给生命与精神留下一处值得咀嚼、回味的空间，审视内心，反求诸己，让人心直接向大自然获取幸福和快乐，这是很多散文家追求的一种方向。在人心与自然的联结这一点上，王兆胜讲求一种“慢”的艺术，这种“慢”不仅在他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实践，而且也渗透在他的散文书写里。他在《健身——我的日课》里谈到了“慢”与“快”的生活对比，“慢”的节奏是我们这个越来越讲究速度的时代里不可多得的一份可珍重的精神指向，这样一种“慢”的自由境界只有存一份闲心的人才能去仔细地体味。尤其在《谈“慢”》一文中，他更直接以“快”的诸多弊端为“慢”的生活艺术作精彩的注解。他不直接说出“慢”的好处，而是以“快”为每一个人带来的苦果警醒人世。在“慢”日渐离我们远去之时，确实，“快”就成了我们应该警惕的东西。“‘快文化’的缺失首先表现在删略和抽空了人生的丰富性。”（8）仅这一点就真切地道出了“快”与“慢”之间对比后所呈现出的细微症结：只有“慢”能给我们的生活留下足够的回味空间，否则我们就只能在快的疯狂袭卷中疲于奔命；所以王兆胜以一种整体性的关于“慢”的观念统摄了整部散文集。在这样一个讲求速度的社会里，一切都以快节奏为导向，包括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等，“快”甚至已经渗透进我们的骨髓和灵魂，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慢”的存在，“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被遮蔽得太久了。
生活需要“慢”来进行调节，“慢”会为生活带来丰富性，这是王兆胜读书阅世之后的一种人生感悟，也是他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悟出的生活之理。唯有“慢”，人世的一切才会呈现出更深的美感，人心和自然的性灵之气的结合才会耐人寻味，真正的性灵才会丰富与非凡。王兆胜非常推崇中国古典散文的那种讲究性灵与闲笔的气韵，所以他在自己编选的一部性灵散文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性灵散文还应该有另一些特点，如必须有己见，有个性，有闲情，有宁静，有超脱，有境界等。这就要求打破政治、思想、文化甚至观念对文学束缚，也要求作家有慧心灵眼，这在百年中国性灵散文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9）性灵已经成为王兆胜研究与实践散文之道的精神尺度，这种写作姿态更大的可能是由作家的心性决定，并非刻意做作。而在现实中，王兆胜或许就以这样的气度与法则在实践着自己关于性灵的追求，即在一种讲究快速的生活节奏里，保持一份闲情逸致，保持一份自由的心境；并且凭借这样一种心境和态度，保持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精神的敏感与深邃的发现。
王兆胜的性灵文字是感性之思后的理性之笔，从生活之实，到生存之感，再到生命之思，这一连贯的从观察、沉淀到书写的过程，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浸润已久的思想者的思考轨迹的再现。在《亲近泥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思索轨迹的演变。“泥土中包含了生命的真谛，自然的法则和天地的情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人类将会免于生命的干涸和人性的异化。”（10）只有对泥土这种最普通的自然物质有着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才会有那种性灵文字的超常涌现。《亲近泥土》是以乡村与城市的对比开始书写的，人无论多么高贵与卑微，都是来自泥土，终究也要回归泥土。人与泥土是割舍不断的两极，为此，作家引用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作家张炜的写作来佐证泥土的精神质量。与大地相连的人心，是作家在这篇散文中所敢于直面人生的核心价值。陶渊明、徐霞客、李绅、纪伯伦等诗人与作家都是亲近与敬畏泥土之人，他们在王兆胜的笔下也有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深邃意义。这篇文章的美感由诗意的文字与理性的思想共同呈现，平实的语言中透出了人心与自然沟通的性灵之气。
大概受中国古典老庄哲学的影响，王兆胜的散文一方面讲究性灵与生命律动，另一方面也在寻求一种逍遥与恬淡的风格。天地、自然与人心总是相通的，人类在这些最为普遍的宇宙定律下，能够把握这些最基本的生命元素，而王兆胜更多的是依靠这几方面来完成自己的人生书写。在《灵魂贴近林语堂》里，他谈到了林语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而他恰好也是在这一点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径：“林语堂一生关注生活、人生和人类的生命，但这有一个前提，即他对宇宙和自然天地的理解。林语堂更多的是站在老庄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那是人类无法认识也永远难以被认知的一个无边无际的存在……由此，林语堂形成了对人类生命尤其是个体生命的悲剧式感受。”（11）宽容胸怀，怜悯之心，善德之念，这些都是最为内在的精神形态，而这些似乎又是与悲剧意识相矛盾的；但是王兆胜却将它们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以自己独特的文字气韵将这些变成了乐观向上的话语。人生的悲剧与痛苦固然多，但是人的良好心态却是平衡悲剧的一个重要砝码，一旦这个砝码偏向了，也即心态不再平和与乐观了，生活就会向苦难发生悲剧性的倾斜，这种矛盾冲突的不断转换是现实的存在，而非本能的宿命。
任何性灵书写都需要作家有一颗不受污染的心。然而，现代都市生活对平和人心的影响与污染似乎越来越突出了，人心在“现代意识”的浸渍下已经变得虚假与委顿不堪了。因此，一种真诚的思想与心灵的关怀需要被重新发现，并进入了作者与读者的内心。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兆胜在他的散文中追求一种真诚与真爱的性情书写。因为只有真性情，我们才会深切地体验到大地与自然的和谐宽广；只有真性情，我们才能从每一件普通的物事中感念到这个世界于我们的教养与馈赠；只有真性情，我们才能由生活的表象进入到个人的灵魂里去。如对于大多数人都不习惯的“裸睡”，作家可以泰然处之，而并非羞涩与遮掩；对于很多人眼里最普通的事物，如对“草莓”、“泉水”、“肥皂”、“槐花”等事物的特殊爱好与关注，也都是作家的真性情使然，否则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又有谁能够耐心地去深思这些普通事物所蕴涵的价值呢？为此，钱穆先生这样说道：“在文学中，只有抒情的诗歌和散文，才始是把作家和作品紧密地融成一体，在作品上直接表现出作者之心情，以及其个性和人格，直接呈露了作者当时之真生命，而使欣赏者透过作品而直接欣赏之。最空灵的，始是最真切的。最直接的，始是最生动的。最无凭借的，始是最有力量的。如是始可说是理想文学之上乘作品。”（12）可见，真性情是散文写作的命脉，一旦脱离了真性情，散文写作就会变得虚假，以至于成为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炫耀性的务虚文字。
为了避免那些务虚的思想侵犯自己的灵魂，王兆胜在《赤子之心》一文中主张用一颗“赤子之心”来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样的处世态度在灯红酒绿的俗世中显得孤独且悲壮。“赤子之心，即是真诚、善良、纯洁、宁静和自由之心，它是本然的，没有受到污染和异化。有了这颗心灵，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就会成为真人。……有赤子之心的作家和艺术家，其实也就是天地宇宙的感悟者和代言人，他可以传达出天地道心的内在秘密。”（13）在我们越来越走近都市，而远离自然的时候，王兆胜所提倡的“赤子之心”是对我们过去生活的一种警醒，因为我们都忽视了自己身体与心灵中被无意中异化甚至改变了的那一部分。可以这样说，王兆胜的整部散文集都是在以一颗赤子之心对世界作整体性的观照，他有时以批判的态度诠解我们早已经麻木了的社会现象，而更多时候是以真诚的理解与悲悯的爱心来包容那些即将逝去的美好回忆。忍辱负重与感时伤世的悲苦之后，连续失去亲人的诸多凄楚与波折之后，作家文字里留给我们的仍然是面对世事的那种超然与平静，那种关于人生的通透与乐观。因为作家相信：“有了‘诗’心，就可以与挫折对抗。”（14）有了一颗诗心，人才不至于颓废，才不至于沉沦，才不至于在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赤子之心》可以说是一个承载了普遍价值的文本，作家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读思索直截了当地介入了“赤子之心”的命题，将人心的本质都书写出来了。“赤子之心是人类的本根，离开了它，人类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15）散文中有坦白，有告诫，有追问，有审思，有细节捕捉，有整体观照，但最终都指向了人心的自由与坦荡，作家以单纯的文字方式表达了一个在当下喧嚣社会我们急需解决的真相，即返归自然与淳朴的人心。
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激烈而信仰又日渐缺乏的社会里，王兆胜的文字里透露出来的却是他那与世无争的镇定与宽容。因为他从天地万物那里所获得的启示就是享受一种诗意与悠闲的人生。在那篇曾经引起巨大反响的《诗化人生》里，他对于怀有一颗“诗”心，是有着自己最为充分的理解的。“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快乐幸福，有时主要不是取决于外在的劳累和不顺，而主要是看他能否有一颗快乐之心，一颗‘诗’心。”（16）这篇散文以抒情性的笔调书写了人在“本根悲剧性”的人生中应该保持一种乐观与诗意心态的精神。文章通篇文笔非常流畅，在对苏东坡、庄子等贤哲的人生境遇进行了细节性的描述后，作家的审美心境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文章也在循序渐进的推演中有了哲思的高度。
王兆胜的文字处处携带着诗性，这也与他本人竭力提倡的“诗化人生”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很多人看来，“悠闲人生”似乎离我们远去了，在细节、碎片与局部中寻求一种和谐的生存之路，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追求。在烦恼日益增多，欲望日益膨胀，困惑越来越强烈的今天，“静心在都市”，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一颗“敬畏之心”、“一颗善心”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实际的。所以，王兆胜以人心贯穿整部散文集的始终，是因为任何事物都脱离不了人心对其的感触与精神发现。只有以人心来敞开对一切事物的容纳，才是天地之道与情感世界契合的根本。
有人心的介入，即有思考的产生。如果说《天地人心》里关于亲情、友情的篇章属于情思范畴的话，那么书中读书阅人的篇章则是哲思的范畴。而那些书写天地、自然、人生、乡村与都市的篇章则是情思与哲思的有效融合。它们情思与哲思的背后，是较为质朴与干净的语言。《天地人心》在散文结构上也没有什么实验性的倾向，作家始终以朴实的笔调书写平凡的人事与世情，有时甚至显出些许的拙朴；然而，这种拙朴却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愚钝中有大智慧，所以他的散文更多的是智慧与学识的融汇，而非小聪明的标新立异。
注释：
（1）王兆胜：《天地人心》“后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6）刘再复：《红楼梦悟·上篇》，载《红楼梦悟》，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页。
（7）钱穆：《人生与知觉》，载《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1页。
（8）王兆胜：《谈“慢”》，载《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9）王兆胜：《〈百年中国性灵散文〉序言》，载《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10）王兆胜：《亲近泥土》，载《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11）王兆胜：《灵魂贴近林语堂》，载《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4页。
（12）钱穆：《象外与环中》，载《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6~97页。
（13）（15）王兆胜：《赤子之心》，载《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第11页。
（14）（16）王兆胜：《诗化人生》，载《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第62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